我和福尔摩斯面对面坐在贝克街他寓所的壁炉前。
他说：“老兄，生活比人们想象的要生动千百倍；真正存在的很平常的事情，我们想都不敢想。如果我们能够手拉手地飞出那个窗户，翱翔在这个大城市上空，轻轻地揭开那些屋顶，窥探里边正在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奇怪的巧合、密室的策划、闹别扭以及令人惊讶的一连串事件，它们一代一代不断地发生着，导致稀奇古怪的结果，这就会使得一切老一套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变得索然无味从而失去销路。”
我回答：“可我并不相信。报纸上发表的案件，一般地说，都很单调俗不可耐。在警察的报告里，现实主义到了极点，必须承认，结果是既没有趣味，也没艺术性。”
福尔摩斯说道：“要产生实际效果必须运用一些选择和判断。警察报告里没有这些，也许重点都放到地方长官的陈词滥调上去了，而没放在观察者认为是整个事件必不可少的实质细节上。毫无疑问，没有什么像司空见惯的东西那样不自然的。”
我笑着摇摇头说：“我很理解你这种想法。当然，由于你所处的地位，是整个三大洲每一个陷于困境的人的非正式顾问和助手，你就有机会接触到一切异乎寻常的人和事。可是在这儿——”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让我们作一次实验，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这条新闻占了半栏篇幅，可我不看就知道这里边在说什么。当然啦，其中牵涉到另一个女人、狂欢滥饮、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伤痕累累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姊妹或者房东太太等等，即便最拙劣的作者也想不出比这更粗制滥造的东西了。”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粗略地扫视了一眼，开口说：“其实，你举的例子，对你的论点来说是很不恰当的。这是邓达斯家分居的案子，发生时，我把同此案有关的一些细节弄清楚了。丈夫是绝对的戒酒主义者，没有别的女人；被控的行为是，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在每餐结束时，总会取下假牙朝他的妻子扔去。你会觉得，这件事在一般讲故事者的想象里是不会发生的。医生，来点鼻烟，你得承认，从你举的例子来看，我赢了。”
他伸手拿出他的旧金鼻烟壶，壶盖的中心嵌上了一颗紫色水晶。水晶的光彩夺目跟他的朴素作风和简单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我不得不评论。
“呵，”他说，“我忘记有好几周没见你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为酬谢我在艾琳·艾德勒一事中帮了他的忙而送的小小纪念品。”
“那个戒指呢？”我看了看他手指上光辉夺目的钻石戒指问道。
“这是荷兰王室赠给我的，因为我给他们破的案件非常微妙，即使是对你这么一位一直诚诚恳恳把我一两件小事迹都记述下来的朋友，我也不方便透露。”
“那么，目前你手上有没有什么案件？”我很感兴趣地问。
“有那么十一二件，但没有一件特别有趣的。它们是重要的，你了解，但是并不有趣。的确，我发现在通常不重要的事件里倒有值得观察和机敏分析因果关系的余地，这样的调查工作就很有趣味了。罪行越大，往往越简单；因为罪行越大，一般地说，动机就越明显。这些案件中，除了从马赛来要我办的那个案件颇为复杂以外，其他的就没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了。不过，也许再过一会儿，就会有更有趣的案件送上门来，因为如果我没有大错特错的话，现在又来了位委托人。”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拉开了窗帘的窗前，朝下看着那灰暗而萧条的伦敦街道。我从他的肩上往外看去，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个高大的女人，颈上围着厚毛皮围脖，插着一支大而卷曲的羽毛的宽边帽子以德文郡公爵夫人卖弄风情的姿态，歪戴在一只耳朵上面。如此盛装之下她却神情紧张、迟疑不决地向上窥视我们的窗子，同时身体前后摇晃着，手指烦躁不安地拨弄着手套的纽扣。突然，她像游泳者从岸上一跃入水那样，急遽地穿过马路，接着我们就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到壁炉里，说：“我以前见过这种征兆。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经常是意味着发生了色情事件。她想征询一下别人的意见，但又拿不定主意是否应把这样微妙的事情告诉别人。就在这点上也要加以区别。当一个女人觉得一个男人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事时，她就不再摇晃了，通常的征兆是急得把门铃线都快给你拉断了。现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做是一桩恋爱事件，不过这个女子并不怎么愤怒，她只是迷惘或忧伤。好在她亲自登门造访，我们的疑团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正说着，就有人敲门，穿着号衣的男仆进来报告说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话音未落，这位女客就出现在他那穿着黑色号衣的矮小身材后面，仿佛随着领港小船扬帆而来的一艘商船。福尔摩斯以他落落大方而又彬彬有礼的非凡态度欢迎她，他随手推上门，微微鞠躬，请她坐在扶手椅上，片刻之间，就用他特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态打量了她一番。
他说道：“你眼睛近视，还要打那么多字，不觉得有些费劲吗？”
她回答说：“开始的确有点费劲，但是现在不用看就知道字母的位置了。”突然，她体会到他这问话的全部涵义，十分震惊，抬起头来仰视着，她宽阔而性情和善的脸上露出害怕和惊奇的神色。她叫道：“福尔摩斯先生，您听说过我吧，不然，您怎么知道这些呢？”
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不要紧，我的工作就是要知道一些事情。也许我已经把自己锻炼得能够看到别人忽略的地方。不然，你怎么会来请教我呢？”
“先生，我是从埃思里奇太太那里知道您的。警察和大家都认为她的丈夫已经死了而不再去找了，但您却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哦，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这样帮助我。我并不富裕，但是除了打字得的那一点点钱之外，凭我自己继承的财产，每年还有一百英镑的收入。只要您能帮我查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消息，我愿意全部给您。”
福尔摩斯问道：“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地离开家来找我呢？”他指尖顶着指尖，眼睛望着天花板。
玛丽·萨瑟兰小姐有些茫然若失的脸上再一次出现了惊讶的神色。她说：“是的，我是突然出来的。因为我看到温迪班克先生——就是我的父亲——对这事毫不关心，这让我非常气愤。他不肯去报警，也不肯来您这，最后，因为他什么都不干，只是不断地说，‘没事，没事’，使我非常冒火，我穿上外衣，就立刻赶来找您。”
“你的父亲，”福尔摩斯说，“一定是你的继父，因为你们不同姓。”
“没错，是我的继父。我叫他父亲，尽管听起来很可笑，因为他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
“你母亲还健在吗？”
“是的，我母亲还健在。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刚死不久，她就重新结婚了，而且男的比她几乎年轻了十五岁，这让我很不高兴。我父亲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管子生意的。他遗留下来一个相当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由母亲和工头哈迪先生继续经营。可是，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迫使母亲出卖了这个企业，因为他是个推销酒的旅行推销员，地位很优越。他们出卖商誉连同利息，共得四千七百英镑。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他得到的钱数肯定会比这个多得多。”
我本以为福尔摩斯对这种杂乱无章和没头没脑的叙述会感到厌烦，谁知刚好相反，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他问道：“你自己的这一点儿收入是从这个企业里得来的吗？”
“啊，不是的，先生。那是一笔另外的收入，是在奥克兰的奈德伯父遗留给我的，是新西兰股票，利率是四分五厘。股票金额是二千五百英镑，但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说的很感兴趣。既然你每年有一百英镑那样一笔巨款，加上你工作挣的钱，你可以旅行，过着舒适的生活。我相信，一位单身女士只要有大约六十英镑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很好。”
“福尔摩斯先生，哪怕比这个数目小得多，我也能过得很好。不过，您可以想想，只要我住在家里，就不愿意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当我和他们住一起时，他们就会用我的钱，当然，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都会把我的利息提出来交给母亲，我觉得光用我打字挣的那点钱我就能过得很好。打一张挣两便士，我一天往往能打十五到二十张。”
福尔摩斯说：“你的情况你已经跟我说清楚了。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在他面前可以跟在我面前一样，谈话时不必拘束。请你把你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关系全都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脸上泛起了红晕，紧张不安地用手抚弄短外衣的镶边。
她说：“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我父亲在世时，他们总会送票给他。之后，他们还记得我们，把票送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愿意我们赴舞会。他从不愿意我们去任何地方，甚至我想去教堂做礼拜，他也会很生气的。可是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去。我就是要去，他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呢？他说，父亲的所有朋友都在那里，我们结识那些人不合适。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穿，而我的那件紫色长毛绒衣服，几乎从没从柜子里拿出来穿过。最后，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公司的公事去了法国。母亲和我就随着从前当过我们工头的哈迪先生一起去了，就是在那里我遇见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福尔摩斯说：“我想，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对你去过舞会的事一定非常恼火。”
“啊，可他的态度倒很不错。我记得他笑笑，耸耸肩膀，还说不让女人做她想做的事是没有用的，她总是想干嘛就干嘛。”
“我明白了。我想你是在煤气装修工舞会上遇见一位叫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
“先生，是的。那晚我遇见了他。第二天他来访，问我们是否都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此后，我们见过他……福尔摩斯先生，我是说，我同他一起散过两次步，但此后我父亲又回来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不能再来我家了。”
“不能吗？”
“对啊，我父亲不喜欢那样的事。要是可以，他会极力不让任何客人来访，他总是说，女人应当安于同自己家人在一起。不过我却常常对母亲说，一个女人首先要有自己的小圈子，但我自己还没有。”
“那么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呢？他有设法来看你吗？”
“哎，父亲一星期内又去了法国了，霍斯默来信说，在他走之前彼此最好不要见面，这样更保险。在这期间我们保持通信，而且他每天都有信来。我一早就会把信收进来，没必要让父亲知道。”
“这时候你和那位先生订婚了吗？”
“啊，是订婚了，福尔摩斯先生。在第一次散步后我们就订婚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是莱登霍尔街一家办公室的出纳员，而且……”
“什么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不知道。”
“那么，他住哪？”
“就住在办公室。”
“你竟然不知道他的地址？”
“不知道……只知道是莱登霍尔街。”
“那你的信都是寄到哪里？”
“寄到莱登霍尔街邮局，留待本人领取。他说，如果寄到办公室，其他办事员会嘲笑他和女人通信。因此，我提出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像他做的那样，但他又不肯，因为他说，我亲笔写的信就像同我直接来往，而打出来的信，总觉得我们中间隔着一部机器似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正好说明他有多喜欢我，在一些小事上，他都想得很周到。”
福尔摩斯说：“这最能够说明问题。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小事情是最重要不过的了。你还记得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其他小事吗？”
“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人，他宁可晚上陪我散步，也不愿在白天散步，因为他说他很不愿受人注意。他举止文雅，态度悠闲，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是柔和的。他告诉我，他幼年时患过扁桃腺炎和颈腺肿大，之后嗓子一直不大好，说起话来也是含含糊糊、细声细气。他对衣着总是很讲究，十分整洁素雅，但他的视力不好，和我一样，所以他戴上浅色眼镜，用来遮挡炫目的亮光。”
“好，你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去法国后又怎样呢？”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到我家来，并提议说我们在父亲回来前就结婚。他非常认真，要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永远忠实于他。母亲说，他要我发誓是十分正确的，这是他的热情的表示。母亲从一开始就对他有好感，甚至比我更喜欢他。这样，当他们谈论要在一星期内举办婚礼时，我就提起父亲。但是他们两人都说，不用担心，只要事后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母亲还说，她会把这件事跟父亲谈妥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喜欢这种做法。因为他不过比我大几岁，却一定要得到他的允许，说来也太可笑，但我不喜欢偷偷摸摸干任何事情，所以我写了封信给父亲，寄往公司驻法国办事处所在地波尔多，但是就在我结婚那天早晨，这封信被退回来了。”
“那么，他没有收到这封信？”
“是的，先生，因为这封信刚寄到时，他刚巧已经动身回英国来了。”
“哈哈！那才不巧呢。那么，你的婚礼是安排在星期五，是预定在教堂举行吗？”
“是的，先生，但是静悄悄的，一点也不张扬。我们决定在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后到圣潘克拉饭店进早餐。霍斯默乘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来接我们。但因为我们是两个人，所以他就让我们两个登上这辆马车，当时街上刚巧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他自己就坐上那一辆马车。我们先到教堂，四轮马车随后到达时，我们等待他下车，却没有看他走出车厢来。当马车夫从赶车的座位上下来时，他人已经是无影无踪、不翼而飞了！车夫说他没法想象人去哪里了，因为他亲眼看到他坐进车厢的。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星期五，之后，我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了。”
福尔摩斯说：“这样对待你，是对你的极大侮辱。”
“啊，不，不，先生。他对我太好，太体贴了，他不会这样离开我的。您瞧，他一早就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忠于他；哪怕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把我们分开，我也永远要记住我对他的誓约，迟早会有一天他会要求我实践这誓约的。在结婚当天的早晨，说这样的话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从之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显然是有涵义的。”
“可以十分肯定这是有涵义的。那么，你本人也认为他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飞来横祸？”
“可不是吗，先生。我相信他预见到某些危险，否则他不会说这样的话。之后，我想他预见的事终于发生了。”
“你没有想过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你母亲是看这件事的？”
“她非常生气，并对我说，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你父亲呢？你告诉他了吗？”
“告诉了，他的想法似乎和我一样，的确是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会得到霍斯默的消息的。照他的说法，把我带到教堂门口就丢了，不管对谁来说会有什么好处呢？好，如果他借了我的钱，或者同我结了婚而我把财产转让给他，也许有点理由可说，但是霍斯默在钱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不依赖别人的，对我的钱，哪怕是一个先令，他也从来不屑一顾的。既然如此，还会发生什么呢？为什么连信也不写一封呢？唉，想起来真是要把我逼得疯了，逼得我通宵不能合眼。”她从皮手笼里抽出一块手帕，蒙着脸痛哭起来。
福尔摩斯站起来说道：“我会为你办这件案子，我们一定会得到结果的，这点毫无疑问。现在让我来挑起这副担子，你就不用再操心了。最重要的是，让霍斯默先生从你的记忆中消失，就像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一样。”
“那么，您认为我不会再见到他了吗？”
“恐怕不会了。”
“那他出了什么事？”
“这个问题交给我。我想得到有关这个人的准确描述，还要你现在保留的他的信件。”
她说：“我在上星期六的《纪事报》上登过寻他的广告。这就是这条广告，这还有他的四封来信。”
“谢谢，你的通信地址呢？”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31号。”
“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过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你父亲的工作地点在哪呢？”
“他是芬丘奇特的法国红葡萄酒大进口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旅行推销员。”
“谢谢你，你已经把情况说得很清楚。请留下这些文件，记住我给你的劝告：这整个事件就这样了结了，不要让它影响你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可这个我做不到。我要忠实于霍斯默，只要他一回来我就要和他结婚。”
我们的客人，尽管戴着一顶可笑的帽子，看起来茫然若失，但她那淳朴忠诚的心带有一种高尚的情操，让我们不得不肃然起敬。她把文件放在桌上后就离开了，等我们需要她时，她再来。
福尔摩斯沉默了几分钟，他的指尖仍然顶着指尖，两腿向前伸展，眼睛盯着天花板。然后，他从架子上取下用了很久、满是油腻的陶制烟斗，这烟斗对他来说好像是一个顾问。点燃烟丝后，他朝后靠在椅子上，那浓浓的蓝色烟雾袅袅萦绕，他脸上露出无限沉思的神情。
他说：“那个姑娘本身就是个相当有趣的研究对象。我发现她本人比她小小的问题更有意思。顺便说下，她的问题不过是个很平常的问题。如果翻阅一下我的案例、一八七七年安多弗索引的话，就能找到这样的例子，而且去年在海牙也发生过一些类似事件。那都是些老花样了，不过其中有一两个情节倒是新鲜，可这姑娘本人却是最发人深省的。”
我说：“你似乎在她身上看出了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
“不是看不出，华生，而是不注意。你不知道该看哪里，因此忽略了所有重要的东西。我从来没让你认识到袖子的重要性，从大拇指指甲中看出问题，或者在鞋带上发现大问题。好，从这个姑娘的外表上来说，你看到了什么，你描述一下。”
“唔，她戴着一顶蓝灰色的宽边草帽，帽上插着一根砖红色羽毛。她的短外套是灰黑色的，上面缝缀黑色珠子，边缘镶嵌小小的黑玉饰物。上衣是褐色的，比咖啡色深，领部和扣子上都镶着窄条紫色长毛绒。浅灰色的手套，右手食指已经磨破了。她穿的什么鞋我倒没注意观察。她稍微有点发胖，戴着下垂的金耳环，总的来说看来是相当富裕的，神态是平常、舒服、自由自在的。”
福尔摩斯轻轻地拍着掌，抿嘴微笑。
“华生，不是我奉承你，你进步很大。你的这番描述的确很好。虽然你忽略了所有重要的东西，但是已经掌握了方法。你观察颜色的眼睛很敏锐。老弟，你千万不能依靠一般印象，而要集中注意细节。我首先着眼的总是女人的袖子。看一个男人，也许首先观察他裤子的膝部比较好。像你看到的那样，这个女人的袖子上有长毛绒，这是透露痕迹的最有用的材料。手腕再往上一点的两条纹路是打字员压着桌子的地方，看来十分明显。手摇式的缝纫机也会留下类似的痕迹，不过是在左臂上，离开大拇指最远的一边，而不是像打字痕迹那样正好横过最阔的部分。然后我看了看她的脸，见鼻梁两边都有夹鼻眼镜留下的凹痕，于是我大胆提出近视和打字这两种说法，这似乎让她很惊讶。”
“这让我也很惊讶。”
“可一点没错，这很明显。我接着往下看去，很惊讶、又很感兴趣地发现，尽管她穿的两只靴子，并不是彼此不同，而实际上那并不是一对。一只靴尖上有带花纹的皮包头，另一只却没有。一只靴子的五个扣子中只扣了下面两个，而另一只则扣上第一、第三和第五个扣子。喏，当你看见一位青年妇女，穿戴很整洁，但出门时却穿着不配对的靴子，靴上扣子只扣上一半，那就说明她离家时非常匆忙，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推论吧。”
“还有呢？”我问道，我的朋友推理透彻，常引起我强烈的兴趣。
“顺便说说，我注意到她在出家门之前写了一张字条，但这张纸条是在穿戴好后才写的。你注意到她右手套的食指那个地方破了，不过你显然没看到手套和食指都沾了紫色墨水。她写得很匆忙，蘸墨水时笔插得太深了。事情一定发生在今晨，否则墨迹不会清晰地留在手指上，这一切虽然简单，但却十分有趣。不过我得回到正题上，华生，给我念念寻找霍斯默·安吉尔先生下落的那个启事行吗？”
我把那一小张印刷的字条凑到灯前：
十四日晨，一个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失踪了。此人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淡黄，头发乌黑，头顶略秃，留有浓密漆黑的颊须和唇髭，戴浅色墨镜，讲话低声细语。失踪时身着丝镶边黑色大礼服，黑色背心，哈里斯花呢灰裤，褐色绑腿，两边有松紧带的起靴。背心上挂一条艾伯特式金链。此人曾在莱登霍尔街的一个事务所任职。如有人……
“行了。”福尔摩斯说，“至于那些信件，”他看了一眼，继续说：“很一般。除了一次引用过巴尔扎克的话以外，没有任何关系到霍斯默先生的线索。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它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
“这些信件都是用打字机打的。”我说。
“不仅如此，连签名也是。请看信末打得工工整整的这几个小字：‘霍斯默·安吉尔’。有日期，但地址除了‘莱登霍尔街’外，别无其他，这是十分含糊的。这个签名很说明问题，事实上，我可以说它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在哪方面的？”
“我的好伙伴，难道你还没看出这个签名跟本案的重要关系吗？”
“我不敢说我看出来了，也许他想在一旦要是有人对他的毁约行为提出起诉的话，他可以借此否认是自己的签名。”
“不，这不是问题所在。不过，我写两封信，这就能解决问题。一封是给伦敦的一个商行；另一封给那位年轻小姐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问他明晚六点钟能否跟我们在此见面。我们不妨跟男亲属打打交道。好吧，医生，在未收到这两封信的回音之前，我们没什么事情可做了，我们暂时把这个小小的问题放到一边。”
我有很足够的理由相信我的朋友在行动中的推理细致、精力过人，所以他对人家请他侦察这个奇特疑案时他那种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的态度，我想一定是很有根据的。我知道他只失败过一次，就是波希米亚国王和艾琳·艾德勒照片案；但是当我回顾‘四签名’那种怪事以及与‘血字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很不寻常的情况时，我觉得如果连他都无法解决的话，那真是件十分奥秘的疑案了。
我离开他时，他还仍抽着那只黑色的陶制烟斗，我相信明晚再来时我就会发现，他已掌握了最终确认玛丽·萨瑟兰小姐的失踪新郎到底是谁的所有线索。
当时，我正忙着治疗一个病情严重的患者，第二天我又病床边忙碌了一整天，将近六点钟我才得空，于是跳上一辆双轮小马车直驶贝克街，我担心去晚了会赶不上为了结这桩破案出一臂之力。我见到福尔摩斯时，他独自在家，瘦长的身子蜷缩在深陷下去的扶手椅中，处在半睡半醒状态。令人望而生畏的一排排烧瓶和试管散发出清新而刺鼻的盐酸气味，这说明他整天埋头在他酷爱的化学试验里。
“喂，解决了吗？”我边进屋边问。
“解决了，是硫酸氢钡。”
“不，不，我说的是那个谜！”我叫道。
“呵，那个！我以为是我一直在做试验的这种盐。虽然我昨天说过，这个案子毫无任何神秘之处，但有些细节还是饶有趣味的。唯一的缺憾就是我担心没有哪条法律可以惩治那个恶棍。”
“他是谁？他为什么要抛弃萨瑟兰小姐？”
我的问题刚出口，福尔摩斯还没来得及开口作答，楼道里就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嗒嗒有人敲门。
“是那位姑娘的继父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道，“他给我回信说，会在六点前来，请进吧！”
进门的男人身体结实，中等身材，三十来岁，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肤色淡黄，一副殷勤的、曲意奉承的样子，一双锐利逼人的灰色眼睛。他扫视了我们俩一眼，把那顶有光泽的圆式帽子搁在边架上，微微鞠了个躬就侧身坐在就近的椅子上。
“晚安，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道，“我想这封打字的信是出自你手吧，你在信中约定六点钟跟我们见面，是吗？”
“是的，先生。我怕是稍微来迟了，可我身不由己啊。我很抱歉萨瑟兰小姐拿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来麻烦你，我觉得家丑还是不要外扬的好。她来找你们，这违背了我的意愿。你们也看到了，她是个好发脾气、容易冲动的姑娘，她一旦决定了什么就难以自制。当然我对你们倒不十分介意，因为你们跟官厅警察没有联系；不过让这种家庭的不幸张扬到社会上去也不是令人高兴的事。而且，这也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你怎么可能找到霍斯默·安吉尔呢？”
“恰好相反。”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我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会找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温迪班克先生的身子猛然震动了一下，手套掉到了地上，他说道：“听到你的话，我高兴极了。”
“奇怪的是，”福尔摩斯说，“打字也像手书一样会展现一个人的个性。除非打字机是新的，否则两台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是不会一模一样的。有的字母比别的字母磨损得更厉害些，有的字母只磨损了一边。温迪班克先生，请看看你打的这张短笺，字母‘e’总是有点模糊不清，字母‘r’的尾巴总有点儿缺损，其他十四个还有更加明显的特征。”
“我们的来往信函都是用事务所里的打字机打的，当然它会有点儿磨损了。”我们的客人说着，发亮的小眼睛迅速瞥了一眼福尔摩斯。
“温迪班克先生，我现在要告诉你什么是真正有趣的研究，”福尔摩斯继续说，“我想在这几天再写一篇短的专题论文来阐述打字机以及打字机与犯罪的关系。这是我极为注意的一个题目。我手边有四封写明是来自失踪的那个男人的信，全是打字的。不仅每封信中字母‘e’都是模糊的，字母‘r’都缺尾巴的，而且如果你愿意用我的放大镜看一眼的话，那么我提到的那其余十四个的特征也就历历在目了。”
温迪班克先生从椅上跳了起来，捡起帽子，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想浪费时间听这些无稽之谈。如果你能抓到那个人，抓住他好了，抓到他时，告诉我一声。”
福尔摩斯跨步上前，锁上门，说：“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已经抓到他了。”
“什么，在哪里？”温迪班克先生喊道，嘴唇吓得都发白了，眨巴着眼睛看着他，像掉进了捕鼠笼里的老鼠似的。
“啊，你嚷嚷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福尔摩斯温和地说，“温迪班克先生，那根本赖不掉的。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你说我解决不了如此简单的问题，那实在太不客气了。那的确是个相当简单的问题，请坐，让我们来谈谈吧。”
客人整个瘫在椅子上，面色苍白，额上汗水涔涔，结结巴巴地说着：“这……这还够不到诉讼的程度。”
“的确，恐怕是不到那个程度。但是，温迪班克先生，就你我二人来说，这是我见过的最自私、最残酷、最丧心病狂的鬼把戏。我先把事情从头到尾叙说一遍，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反驳。”
客人缩成一团坐在椅子里，脑袋耷拉到胸前，一副彻底被打垮了的样子。福尔摩斯把脚搁在壁炉台的壁角上，手插在口袋里，身子向后仰着，自言自语似地说了起来。
“那个男人为了贪图金钱跟一个年龄比他大许多的女人结了婚。”他说道，“只要女儿跟他们一起生活，他就可以用她的钱。就他们的地位来说，这笔钱财相当可观。失掉这笔钱，境况会大不相同。所以值得拼命去保住它。女儿为人心地善良和蔼，个性温柔多情。显而易见，她这样品貌和收入的姑娘是不会空守闺房的。如果她嫁人的话，显然这将意味着每年损失一百英镑的收入，那么她的继父怎样才能防止这桩亲事？显然他是想设法把她留在家中，禁止她和同样年纪的朋友们交往。不久，他就发现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她变得不听话了，坚持自己的权利，最后竟然声称一定要赴舞会了。这么一来，她那个诡计多端的继父该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个毒辣的妙计。在妻子默许和协助之下，他把自己伪装起来，给敏锐的眼睛戴上墨镜，给自己的脸戴上假髭和毛蓬蓬的假络腮胡子，把自己清晰的说话装作柔声媚气的耳语，由于女儿近视，他的伪装就更万无一失了。他用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名义出现。他向女儿求爱，这样一来她就不会爱上别的男人了。”
“当初只我不过是跟她开玩笑，”客人哼哼唧唧地说，“我们根本没想到她会那么痴情。”
“根本不可能是玩笑。不过，那位年轻姑娘的确是被冲昏了头脑，一心以为她的继父是去了法国，从没不怀疑她自己是上了大当。她因受到那位先生的殷勤奉承而高兴，而她母亲的一片赞扬声让她更加高兴。于是安吉尔先生开始来访，因为一旦奏效，事情就要继续进行下去。会过几次面，订了婚，这就最后保证了姑娘的心不会转向别人。但是牌局不能永远继续下去，装着去法国出差也很麻烦，所以干脆把事情来一个戏剧性的收场，以便在年轻姑娘的心上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这样就能防止她日后可能会看上其他求婚的男子。于是，就出现了手按圣经发誓白头偕老，举行婚礼那天的早晨暗示可能发生某种事情的把戏。詹姆斯·温迪班克希望萨瑟兰小姐对霍斯默·安吉尔忠贞不渝，而对他的生死则难以肯定，总而言之就是让她在以后的十年不会去听从别的男人的话。霍斯默陪她到了教堂门口，他不能再往前走了，他耍起了老花招，从四轮马车的这扇门钻进去，又从那扇门钻出来，悠哉悠哉地溜走了。我想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温迪班克先生！”
在福尔摩斯叙说时，他恢复了一点自信，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苍白的脸露出讥诮的神态。
“也许是真，也许是假，福尔摩斯先生。”他说道，“你聪明过人，你应该更加聪明一点才好，这样你就会看到是你在侵犯法律，而不是我。我始终没有干下什么足以构成起诉的事情，但你把门锁上，这件事就足够让你因‘攻击人身和非法拘留’受到起诉。”
“就算如你所说的，法律奈何不了你。”福尔摩斯说着打开锁，推开门，“可再没有谁应该比你受到更大惩罚的了。假如这位年轻姑娘有兄弟或朋友的话，他们应当用鞭子抽你的脊梁，真该打！”看到那男人脸上刻薄的冷笑，他愤怒得涨红了脸接着说：“这不是我对我的委托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是手边正好有条猎鞭，我想我还是要好好地抽……”他边说边快步走去取鞭子，但鞭子还未到手，楼梯上就响起没命地乒乒乓乓的脚步声，沉重的大厅门嘭地响了一声，我们从窗子里看见詹姆斯·温迪班克拼命地飞跑在马路上。
“真是个可恶的恶棍！”福尔摩斯边说边笑，一屁股坐进他的扶手椅，“那家伙屡次犯罪，罪大恶极，总有一天会被送上断头台。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案件并不是索然无味的。”
“我现在还不能全部了解你的推理步骤。”我说。
“唔，显然第一步应该是想到：这个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奇怪行为必定有所企图，同样清楚的是，唯一能够从这事件中真正得到好处的人只有这个继父。然后看这个事实：两个人从没有在一起过，而总是当一个人不在时另一个人出现。这很有启发性的。墨镜和奇怪的说话声，跟毛蓬蓬的络腮胡子一样都暗示着伪装。这些也有启发性的。他用打字来签名，由此可以推想她是如此熟悉他的笔迹以至于哪怕看到一点最小的笔迹她也认得出是他写的。这个奇怪的做法更加深了我的怀疑。你看，把所有这些孤立的事实和许多细节凑在一起，都指向了一个方向。”
“你怎么证实它们呢？”
“一旦认出犯人，就很容易证实罪行了。我知道这个人工作的商行。我一接到那份印刷出来的寻人启事，我就从那启事描述的外貌特征中除掉可能是伪装的部分——比如络腮胡子啦、眼镜啦、声音啦——然后把这份寻人启事寄给商行，让他们告诉我去掉伪装部分外貌特征后是否跟他们商行里哪位出外旅行的人相像。这时我已注意到打字机的特点，我写信到他的办公地点给他本人，请他来这里一趟。如我所料，他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从回信中可以看出打字机的种种同样细微的但有特征的毛病。同一个邮局给我送来了一封来自芬丘破街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信，信中说，外貌描述与他们的雇员詹姆斯·温迪班克的各个方面完全相符。这就是全部情况。”
“那萨瑟兰小姐呢？”
“假如我把事情告诉她，她是不会相信的。也许你还记得有句波斯谚名言：‘打消女人心中的痴想，险似从虎爪下抢夺幼虎。’哈菲兹的道理跟贺拉斯一样丰富，哈菲兹的人情世故也跟贺拉斯一样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