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发出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指出：西安的抗日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北民众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争取英法的同情赞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12月15日，由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罗瑞卿、童小鹏、龙飞虎等20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冒着大雪骑马从志丹启程前往延安。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林伯渠、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等15名红军将领联名通电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的起因，赞扬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揭露亲日派的阴谋，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严正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之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17日，周恩来、罗瑞卿等九人在延安乘张学良的专机抵达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表明共产党联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对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几项具体条件。中共中央也由“罢蒋和平”转到“保蒋和平”的策略上来。
12月19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秦邦宪、毛泽东、张国焘、林伯渠、周兴、罗荣桓、林彪、朱德、凯丰、李德、伍修权、冯文彬、郭洪涛、吴亮平，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对内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出：对西安事变如果处理不妥，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这对日本扩大侵略是有利的；如果和平解决，结束内战，就可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因而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二是对外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提议召开和平会议，并向南京和西安方面提出四项和平条件：（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2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指出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一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西安方面的策略应扶持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变内战为抗战。23日，以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代表的南京方面与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代表的西安方面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方面正式举行三方会谈。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21日来电精神，提出六项条件：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国民党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三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并答应转告蒋介石。
24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中共提出的六项条件，并提出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作书面签字。西安方面同意蒋介石的要求，周恩来致电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也没用。”
25日，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亲自护送其回南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立即扣押了张学良，发表《对张杨的训话》，并调集大军进攻西安。
27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朱德、毛泽东、林彪、林伯渠、徐特立、周兴、冯文彬、罗荣桓、张国焘、郭洪涛、张浩、凯丰、刘伯承、廖承志、李克农、邓颖超，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
为了揭露蒋介石，敦促其实践西安协议，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声明中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答应的六项条件，指出这是蒋介石在西安获得自由的条件，并严正警告蒋介石要“言必信，行必果，将西安协定全部兑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必席卷蒋氏而去。”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求他与陈立夫、宋子文接洽，督促蒋介石兑现在西安的承诺，尽快撤兵，以免爆发新的内战。1月2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成立陕甘省委和张学良被南京扣留后的形势与对策问题。张闻天、凯丰、罗迈、林伯渠、吴亮平、冯文彬、周兴、张浩、张国焘、朱德、毛泽东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为适应向南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恢复陕甘省委，李维汉任省委书记，刘景范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张邦英、副部长曹德茂，宣传部部长李华生，还有杨一木、侯维德、金道生、习仲勋、郭炳坤、白香凝、艾楚兰、高长久等13人为委员；李维汉、刘景范、张邦英、李华生、侯维德五人为常委。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谈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指出：自张学良被扣留南京后，西安左派要积极起来，右派也要积极起来。南京方面，左派在奋斗中，亲日派也在大大活动。蒋介石的态度还不甚清楚。亲日派与各个右派结合起来，他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弄坍西安，正向西安进军。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是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以下两点是不变的：一、与西安合作；二、打击亲日派，争取中间派。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改变态度，还要看一看。
同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在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
1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提出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时坚持的三个条件：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三、保证西安协议之实行。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谈判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多次谈判、斗争，终于在2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和平统一”的对内政策，至此，“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局面初步形成，化解了一场新的内战危机。
第七节 开办抗日红军大学
1936年7月3日至193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志丹期间，开办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红军干部和高级军事指挥人才。（详见第二章抗日红军大学）
第八节 团结争取哥老会
中共中央进驻志丹后，为推动和引导哥老会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大力开展对哥老会的团结、争取工作。1936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宣言》，宣言指出：“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始终受政府军阀官僚的压迫，被视为‘下等人’，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小异！我们要在共同抗日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这是你们神圣的义务，也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义务！”并指出：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应该忘却抛弃，我们要在共同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宣言发表后，得到了哥老会上下山堂全体成员的热烈拥护。为招待各地哥老会代表和被国民党政府摧残、通缉的哥老会人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于1936年8月设立哥老会招待处，同时，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并向全国哥老会发出通函，各处山堂随即派代表1000余人会聚志丹。8月19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永宁马头山召开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商讨团结救国大计，会期七天。会议订立了抗日救国十大条规：（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救我中华人民；（2）没收汉奸财产，作为抗日基金；（3）铲除×××，实行为国为民；（4）为富不仁，豪劣是我汉流敌人；（5）招待四方好汉，实行打富济贫；（6）发挥疏财仗义，汉流同心同德；（7）援助红军抗日，为得救国救民；（8）苛捐杂税抽丁，一律反抗不遵；（9）各地汉流散枪，自立抗日武器；（10）我汉流兄弟，应遵本会规章。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救国军。其宗旨是：驱逐日寇，铲除汉奸。行动纲领是：中华英雄大聚会，团结一致救中国，民主共和求解放，联合战线争独立。行动口号是：内口号“江湖义气”；外口号“革命精神”。会议还讨论通过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简章和军队武装简章。
同日，毛泽东和杨尚昆就改哥老会为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问题致电彭德怀、刘晓，指出：我们对哥老会是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其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使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
10月23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哥老会问题。会议听取陕北省委王达成关于最近哥老会开山堂情况的报告。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周兴、龚逢春、吴亮平、齐华、李仲英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
第九节 夺取宁夏军事部署
1936年9月14日，毛泽东、林育英（张浩）、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就占领宁夏的部署问题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灵武、金积地区，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互相策应；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至泾水以南活动。当红一、红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红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指东北军）取得密切之配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负责人及陕甘宁省委负责人，指出：九、十两月须用全部精力进行宁夏的军队运动与回民哥老会运动，务必取得决定的成绩。
9月19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夺取宁夏的军事行动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罗迈、宋任穷、叶剑英、周恩来、林彪、王观澜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发言说：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宁夏堡垒比较多，如果没有群众工作，专靠硬打是不行的。白军工作、哥老会工作、回民工作是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会议决定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并以参谋长名义指挥军事。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就夺取宁夏问题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致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多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4日，毛泽东、林育英（张浩）、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再次表明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说：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削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第一步骤，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
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凯丰、林彪、吴亮平、秦邦宪、张闻天出席，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说：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但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军事上有很多限制，不甚有胜利的把握；好处是没有自然界很多阻碍，有游击队帮助，可以扩大陕甘宁苏区。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是抗日的，对扩大红军也有利，但也要估计受到敌人的限制。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害，一般地说是向东，向东南比较困难。在作结论时，更明确地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
第十节 其他军事活动
1936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地方武装集中与分散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地方武装分散与集中并用的原则，分散以到班为止，集中以到独立师为止，中间有排、连、团的各种形式，依照敌情与苏区巩固的程度而适宜配置之。在敌情严重及苏区尚未巩固之时，应偏重于分散配置。过去中央苏区与今年春季陕北苏区采取过于集中的配置，致使县、区、乡失去了自卫武力，县、区、乡的党与政府失去了指挥游击战争的能力，在敌人进攻时便变为不利于我们。
8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祝贺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包座。朱德、任弼时致电中央，并“转告一方面军，以战斗会合我们”。中央当即复电“全苏区红军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通令：命令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指挥外，所有红29军、红30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任命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任志丹城卫戍司令。
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政治工作问题。张闻天、秦邦宪、杨尚昆、陆定一、林伯渠、冯文彬、湘龄、罗瑞卿、凯丰、张云逸、周恩来、毛泽东、李德、吴亮平、伍修权、林彪、周兴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红军的政治工作应特别注意干部教育，在这方面过去有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课少而精。政治工作的方式要有计划性、纲领性和灵活性，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有伸缩性，注意各地方、各时期、各部队的差别，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整个红军教育，包括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发言还着重谈了干部政策问题，指出：我们的干部政策问题：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应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我们的干部标准是：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10月16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情况和张浩去四方面军的工作方针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张浩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红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红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红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关于张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的路线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12月20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军进入友军地区的地方工作问题。张闻天、秦邦宪、朱德、李克农、冯文彬、罗荣桓、加伦、谭政、齐华、华生、林伯渠、凯丰、周兴、郭洪涛、刘英、李德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不同地区的工作指示》，指出：在陕北老苏区仍可恢复苏维埃政权，亦可经过抗日革命委员会的过渡时期，在关中恢复的区域及新区一律改变为抗日救国政府。过去已分配土地的区域在恢复后仍恢复原先土地分配的情形，在友军撤退后红军接防的区域，主要是发动群众开展抗日运动，宣传抗日纲领，发展商业，保护文教事业，建立党的组织。并规定纪律，在友军区域的地方工作须依据共同抗日纲领，争取群众和友军共同抗日的原则，改变地方工作的内容、方式和方法。
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张国焘、毛泽东、凯丰、林彪、朱德、张浩、林伯渠，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讨论是否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组成西北抗日联军和参加军事政治委员会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主张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对外暂不宣布，对内可以宣布。并说，我们加入抗日联军，同时向南京招手。
第十一节 安排斯诺到苏区采访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对共产党及红军的造谣诬蔑，1936年4月底，中共中央、毛泽东在瓦窑堡给上海党组织发密电，吩咐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医生来苏区访问。民主进步人士宋庆龄接受上海党组织的委托，积极进行物色和联络工作。1936年6月中旬，在宋庆龄和上海党组织的精心组织安排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分别从北京和上海动身，乘火车到西安。7月8日，斯诺一行辗转多日到达红军东线委员会驻地——安塞县白家坪村。在白家坪村，周恩来接待了斯诺和乔治，并于7月9～10日接受斯诺的采访。周恩来还为斯诺列出了一张为期92天的采访旅程表，详细说明旅程中的各个项目。同时，将消息电告毛泽东和红军总部机关。
7月11日早晨，斯诺和乔治骑马同40多名通信部队的红军战士一起向保安前进。经李塔、招安、高沟口（均在安塞县境内）和王南沟、张家湾、孙岔（均在志丹县境内），于13日到达红都保安城，受到志丹军民的热烈欢迎。到达保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们，并嘱咐他们同周围的人见见面、谈谈话，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清方位后再去见他。第二天，毛泽东出席了为斯诺和乔治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讲话。
7月15日，毛泽东在其居住的窑洞里同斯诺进行第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议题是：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毛泽东通过翻译吴亮平对斯诺所提问题作了详细解答。之后，在三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多次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有些问题是毛泽东首次提到的。他第一次对外谈了个人的历史（也是唯一的一次）和红军长征的历史；第一次明确声明欢迎蒋介石参加反日抗战和建议成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第一次提出中国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持久性，并展望中国抗战的胜利前景。
为了便利斯诺和乔治到红军前线采访，供给部发给他们每人一套红军军装，红4师给他们挑选了上乘的马。在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胡金魁、李长林等陪同下，于8月初离开保安，经顺宁（在志丹县境内）、吴起镇、铁边城（均在吴起县境内）等地，到甘肃、宁夏西征前线采访。在吴起，斯诺参观了红军的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工厂俱乐部——“列宁室”，观看了工人的业余文艺演出，采访了工厂负责人和一般工人。8月16日，斯诺一行到达红1军团司令部驻地——宁夏同心县预旺堡。先后采访了彭德怀、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等，并参观了兵营、士兵的政治讨论会和步、炮兵演习。后到红15军团驻地预旺县，采访了徐海东、程子华、肖劲光、杨尚昆。返回预旺堡后，又到红军后方基地预旺县何连湾采访了李富春、蔡畅等。在西征前线一个多月的采访，使斯诺真正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战斗集体，绝不是国民党宣扬的什么“鸦片烟枪”“一盘散沙牟取私利”“只对抢劫和杀人有兴趣”的乌合流寇之众。
9月下旬，斯诺完成在西征前线的采访任务，回到保安又继续对毛泽东采访。他们的谈话通常从晚上9时许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2时多才结束。在斯诺的一再要求下，毛泽东向他谈了自己的生平经历和红军长征的史实。在保安采访期间，斯诺给毛泽东拍照，乔治给毛泽东检查身体。
10月12日，斯诺完成了在红色苏区的采访任务，带着三个月采访的丰富资料和珍贵照片，从保安返回北京。斯诺回到北京后把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写成《西行漫记》，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斯诺的报道，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西北苏区的真实情况，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对共产党及红军的种种诬蔑和不实之词，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第十二节 毛泽东为《长征记》征稿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联名向各部队发出电报：“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民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请勿忽视。”同时，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向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指出：“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举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征稿电报和信函发出后，得到了红军指战员的热烈响应。后经丁玲、成仿吾等中国文艺协会成员的艰苦编校，到1937年2月22日，这部约30多万字的划时代巨著编辑完成。其作者有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谭政、彭雪枫、舒同、陆定一、刘亚楼、肖华、陈士榘、邓华、徐特立、杨成武、黄镇、谢觉哉、周士第、贾拓夫、童小鹏等。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红军长征记》直到1942年11月，始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延安正式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