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其《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韩愈“忠犯人主之怒”，此言不差。韩愈确为朝廷之忠臣，但其直言敢谏，也让皇帝老子恼火，谏迎佛骨表即是突出一例。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而大盛。入唐之后，有识之士痛感于佛教对社会的危害，起而攻之。唐初即有傅奕、吕才等人上疏，猛烈抨击佛教。唐高祖时曾对佛徒进行“沙汰”，但“沙汰”只是精简，而不是禁止。不久，佛教又大盛。唐太宗时玄奘取经、译经，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武则天时，因她曾出家感应寺而后被高宗迎回宫中做了皇后，她对佛教有特殊的感情。其后，沙门伪传《大云经》，为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大造舆论，更受武则天青睐，佛教地位远出于道教之上。唐中宗、唐睿宗、唐肃宗、唐代宗都信佛，佛教在唐代又有很大发展：广建寺院，僧尼数目大增，形成一个庞大的游手好闲阶层。由于皇帝信佛，佛寺经常得到大量赏赐，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享有不交租、不服役的特权，聚敛了大量财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不但兼并土地，严重损害广大农民利益，而且也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也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说法虽不免有些夸张，但也足以说明佛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由于皇帝佞佛，世俗信佛，所以初唐之后，敢于公开反佛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弄不好就有反皇帝的嫌疑。尽管如此，还是不断有反佛人士冒着风险站出来，韩愈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唐时，凤翔法门寺是一个相当著名的寺院。寺内有一个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释迦牟尼）指骨一节，按历来的说法，寺塔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正是佛骨展出之时，唐宪宗派宦官杜英奇率领宫人三十余名，手持香花，将佛骨从法门寺迎入皇宫中，供奉三天。由于皇帝佞佛，举国上下，掀起一股佛教热。韩愈向来反佛，曾主张对佛教要“人气其人（劝僧徒还俗），火其书（烧掉佛经），庐其居（世俗之人住进寺院）”，态度甚为激烈。如今，见此情景，非常忧虑，为了皇帝，为了国家，韩愈遂向唐宪宗呈上赫赫有名的《论佛骨表》。
此表一开头，就举中国古代帝王的例子说明“佛不足事”。他认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中国古代无佛，帝王均年寿极长，在位时间极久，“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从东汉明帝起，佛教传入中国，而汉明帝在位才十八年，此后则更是“乱亡相继，运祚（zuò，帝位）不长”“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一生曾三次舍身佛门，而最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可见，历来都是“事佛求福，乃更得祸。”
接着，他又指出，由于皇帝迎佛骨，百姓们愚顽，不晓事理，认为皇帝是真心事佛，于是就群起效尤，“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人们都像发了疯一样，连本职工作都不干了。韩愈认为这些都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他又痛斥佛教：“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释迦牟尼今天还活着，奉命来朝京师，皇帝不过接见一次，赐给一领袈裟，派人护送出境而已，绝不会让他妖言惑众。如今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可迎入宫中？
最后他指出，对皇帝迎佛骨一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文武百官谁都害怕扫了皇帝的兴，一个个噤口不言。韩愈说这简直是一种耻辱。于是他建议将佛骨“付之有司（主管官），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并且慷慨激昂地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suì），凡有殃咎，宜加臣身。”就是说，老佛爷如果降灾的话，我韩愈一个人顶着。
在封建时代，皇帝是真龙天子，金口玉言，说一不二。谁若有不合皇帝的言行，就是逆了龙鳞。唐宪宗迎佛骨本为延寿求福，而韩愈竟说奉佛者都短命。这无疑是逆了龙鳞。此表一上，唐宪宗龙颜大怒。第二天即将韩愈的此表拿给宰相看，说什么也要杀掉韩愈。宰相裴度和崔群急忙为韩愈开脱，说韩愈上表忤皇帝之意，实在该得罪，但是如果韩愈不是心怀忠恳，不避贬黜，他哪能这样做呢？希望皇帝对韩愈稍加宽容，以便使后来者敢于向皇帝直谏。唐宪宗说，韩愈说我信佛太过，我还可以宽容他。至于他说从东汉奉佛之后，帝王们个个短命，这话说的是多么乖谬无礼？韩愈作为人臣，竟敢狂妄到这种地步，实在是不可宽恕。还是执意要杀韩愈。韩愈当时身为刑部侍郎，亦是朝廷要员，现在唐宪宗非杀他不可，使得满朝文武人人惊恐，亦为韩愈惋惜，皇亲国戚，当朝权贵都认为韩愈罪不当诛，纷纷为他求情。于是，唐宪宗法外开恩，免了韩愈一死，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忠于皇帝，直言得祸，因谏迎佛骨而差点丢了脑袋，但他那篇放言无忌，说理明确，言辞激切雄辩的《论佛骨表》却永传后世，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反佛文章，而他本人也就成了唐代最著名的反佛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