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即位后，虽有志于平定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但效果不显著。藩镇依旧十分猖狂。当时藩镇以平卢（淄、青）、魏博、成德（恒州，后改镇州）和彰义（淮西）四镇最为强悍，而以淮西最为狂妄凶暴。元和九年（814），彰义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为留后，四处抢掠，以致威胁到东都洛阳。元和十年，宪宗发十六道之兵讨伐吴元济，但由于其他三镇从中作梗，使讨淮战事数月无功，于是人情恐惧，朝中主和派势力抬头，气势汹汹，幸赖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竭力主战，才使宪宗未易其志。
韩愈时任考功郎中知制诰，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在主和舆论甚嚣尘上之际，给宪宗呈上《论淮西事宜状》，坚决主张武力平定淮西。他首先详细分析了淮西的局势：“（淮西）有职位者，劳于计虑抚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粮畜，耗于赏给；执兵之卒，四向侵掠……虽时侵掠小有所得，力尽筋疲，不偿其费……”“况以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也。”即是说，淮西吴元济虽然猖獗，但已是强弩之末。若集中全国力量，必能很快平定淮西。文章接着指出，客观条件虽已具备，但关键还在于“陛下断与不断”：“当此之时，则人人异议，以惑陛下之听。陛下持之不坚，半途而罢，伤威损费，为弊必深。所以要先决于心，详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图功……”即是说，唐宪宗是否下决心，乃是平淮西之役胜负之根本。此外，文中还对平淮西的用兵策略作了具体阐述，显示了其非凡的军事见识。韩愈此文，无疑对坚定唐宪宗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也给了主战派人物武元衡、裴度以极大的精神支持。
但是没过多久，京城便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收买中岳庙武僧在京城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同时把御史中丞裴度刺成了重伤。恐怖气氛弥漫着整个长安城，文武百官多慑于藩镇的淫威，噤若寒蝉，而此时敢于站出来说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白居易，他虽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闲职，但出于责任感，立即上书言事，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因此惹恼了主和派，不久即以“越职言事”的莫须有罪名贬为江州司马；另一位敢于说话的就是韩愈。他上了《论捕贼行赏表》，请求宪宗对告发者、捕贼有功者予以重赏，以取信于天下。
宰相武元衡被藩镇杀害之事，也从反面刺激了唐宪宗坚决用兵镇压藩镇的决心和勇气。他不顾主和派的阻挠，于元和十年底任命大难不死的裴度为宰相，主持对淮西用兵，而韩愈也于元和十一年正月，迁升为中书舍人，更加接近权力中心。然而，主和派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们对主战派的诽谤与报复一刻也没有停止，韩愈即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必须除之而后快。韩愈任中书舍人不到半年，即被改官为太子右庶子。韩愈为什么被改官？据李翱《韩吏部行状》说，是因为韩愈力主用武力讨伐淮西，意见和裴度相合，“而宰相有不便之者……后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宰相有不便之者”，即指主和派宰相韦贯之。因韩愈是主战派的中坚分子，对韦贯之行事当然多有“不便”；所谓“他事”，即是韦贯之将韩愈改官的借口。据《旧唐书》本传载：“俄有不悦愈者，摭（拣起）其旧事，言愈前左降江陵椽曹（任江陵府法曹参军），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待他不错）。均子锷凡鄙（品行不好），近者锷省父，愈为序饯锷（写序为裴锷饯行），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就是说，韩愈在江陵府时，裴均待他不错；裴均的儿子裴锷人品不怎么样，而韩愈居然还盛情接待了他，言下之意是，韩愈的人品也值得怀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韦贯之大权在握，韩愈被迫调任。
太子右庶子是东宫太子的属官，按品秩说，比中书舍人还高，但却是典型的闲散之职。韦贯之用这种明升暗降的手法，将韩愈调离权力中心，使其无法发挥主战的作用，正见其狡狯和阴险。韩愈并非贪图安逸之辈，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为国出力之时，却因力排众议，坚决主战又遭主和派的暗算，心情郁愤而又无可奈何，只好在投闲置散中度过了一年左右的无聊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