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敏感的事情是住房。真是一言难尽啊。我曾经怨恨过自己为什么是人而不是蜗牛——天生就背着一间房！
20多岁的时候，我们小两口儿在北京租住一间房，万万没想到，等两位千金出世并且也长到20多岁了，我家还是这一间房。
那时候北京出了个大名鼎鼎的模范人物王国福，他一家三代七口人，挤住在一间矮小阴湿的“长工屋”里。王国福当了干部不忘本，不盖新房也不向上级伸手要房。此事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首都，立刻就被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等人抓住不放，发文件登报纸，编歌演戏，大肆宣传，不以为耻。“革命舆论”造足了之后，还要组织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参观学习，“斗私批修”。我有幸被组织去了三次，效果是嘴上贴了封条——还想要房吗？请你学习王国福！
当时还有一位从大寨晋京的副总理，公然提出响铛铛的革命口号“先治坡，后治窝”，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长工屋”精神和三世同堂四世同堂之必要，以配合“四人帮”那几个人，霸占了钓鱼台还要霸占北海公园，真是“粪土当年万户侯”了。总之，挤住长工屋和霸占整个公园，都是“革命的需要”。
没错儿，那是历史。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则是现实。长时期不盖房或少盖居民住房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也够当今北京市领导人挠头的了。
新时期以来，北京每年都要新建住房数百万平方米，成群成片的居民楼拔地而起，然而问题并没解决，或者说还没走上真正解决住房问题的正道。
从前，北京的房租相当贵，大体上要占家庭总开支的1/4，所以市民都希望攒钱买房。解放后，职工住房由单位分配，成为一项福利，房租也变成象征性的了，一平方米一毛多钱，我家一月房租只相当买包香烟的价钱。房租根本不够维修费用，更不足以用来盖新房，全靠国家和企业包下来，几十年，包袱越背越重。于是，经济学家提出了房改设想：在逐步提高房租的基础上，变福利分房为私人买房。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啊。普通职工，挣的是低工资，将来用什么钱买房呢？感到困惑。住房原本宽绰和很宽绰的“既得利益者”，有权给自己继续分房的官员，不是困惑，而是反对。他们首先反对提高房租——要是像房改设想所说的，一平方米的租金提到几块钱，他们每月就要交纳几百乃至上千元房租，那还了得！交不起怎么办？就不要占用那么多空房嘛，退几间出来匀给王国福，两全其美，也不违背您号召我们学习王国福的初衷呀！
福利分房还在悄悄地、甚至是加速进行。据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又据说，北京新建的高层居民楼当中，有些竟然被群众称之为“鬼楼”。它虽然早已分配完毕，有了户主，却是白天不见人，黑夜不亮灯，长期锁着门。好在城市户口管理相当严密，到派出所一查户口本，这些单元楼房的户主原来都是“祖国的花朵”。并非高干子女，而是孙子辈的小皇帝和小公主，年方两三岁，实在离不开爹妈，所以新房只能空着。为了破除迷信，这鬼楼的名称最好改成孙子楼。
还是据说，房改方案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不敢贸然出台，怕群众承受不了。我想公开进一言：到底是谁承受不了？给三世同堂的人家增加一间房，他承受不了吗？但愿北京市的领导们，别再像对待火柴涨价那样谨小慎微了，更不要为房租涨价而愁得白了头，脱了发。
我热切地呼唤改革方案早日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