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我应邀参加北京图书馆的馆庆，蒙赠一册按原样复制的《永乐大典》，留作纪念。这本书令我大开眼界，书高50公分，宽35公分，书厚约2公分，函盒为蓝布装，本书为黄绢封面。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和拿到的第一本巨无霸书籍，而且还是线装书。
我们知道，《永乐大典》1408年成书，全书22877卷，装订成11095册，由两千多名写手抄成，合计3.7亿个汉字，是清代《四库全书》问世前的一部史无前例的类书，也是体现国力的宏大浩瀚的文化壮举。可惜，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大部分被焚毁，未烧掉的也被劫掠一空。现在，存世约800余册，散在世界各国图书馆中，国内保存的，大约有数十册。
这一册，据馆方介绍，是解放后从山东征集到的大典残本，真字韵，门制类卷，册第三千五百一十八至第三千五百一十九，全帙应是五十六页，实际现存仅三十九页零一角。
仅仅一个“真”字韵的“门”字，把明代以前各类典籍图书中有关“门”的文字记载，包括门的样式和制作的细节图、剖析图，统统囊括其中。手捧这部有关“门”的著作，大有进入中国文化殿堂，穿过那扇巨阔厚重的大“门”，得窥堂奥的感觉。
你不能不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那博大精深的成就而自豪；你也不能不为帝国主义的强盗罪行而愤激。但是，冷静下来，面对这册巨无霸线装书，更多的却是要对编纂这部类书的解缙，那博学，那睿智，那气魄，那精力而钦服万分。尤其这位穷尽经典图籍，阅遍千古文翰的翰林学士，走上在今天来说应该是“总编辑”的岗位时，才34岁，不过一个刚超龄的共青团员的年纪，你就不能不向他脱帽致敬了。
经他磨勘精校，广搜博览，披沙沥金，选优集萃的劳动，1403年至1404年，不到两年功夫，完成《文献大成》。在此基础上，奉朱棣命，与姚广孝一起重行纂修规模更大的《永乐大典》，又经四年努力，1408年成书，圆满交卷。汇集了中华文化的万卷精华，出自矮个子解学士的手中，实在了不起。没有明之《永乐大典》，也就没有清之《四库全书》。
隔朝修史，盛世修书，这薪火相传的重任，从来是中国知识分子视作神圣的职责。
不过，中国的文人很多，中国有大学问的文人也很多。但是能主持编纂这样煌煌巨制的帅才，恐怕也就只有明之解缙、清之纪昀，堪当重任，除此以外，再找不到第三位。这以后，清末无，民国无，尤其到了当下，经过长时间厚今薄古的“调教”，几乎少见通古博今之士，实在是很可悲哀的事。于是，再要出什么套书、类书、史书、集成等等大部头著作，只好看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南郭先生，上窜下跳，暴得虚名了。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你有什么办法？
解缙（1369-1415），字大绅，江西吉水人。“幼颖敏，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时年二十岁。这个地方，还出过一个大文人欧阳修，某种程度上讲，这两位乡党，无论履历、仕途、出身、学位，颇相类似。欧阳、解都为翰林学士，都在帝王身边做过侍读学士，一为龙图阁大学士，一为右春坊大学士。甚至最后，一个为帝王所逐，一个为帝王所杀，这两位大知识分子的命运，应该说相差无几。
但是，解缙相比于他宋朝的老乡，在文章、诗词、学问、著作上的名声、成就，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略逊于这位乡先贤。无论如何，欧阳修是千古定评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歌赋，传世至今，仍在口头传诵不绝，可谓达到了真正的不朽。而解学士，除了那部破碎残缺的《永乐大典》，以及他那空有抱负的雄图大志，以及他那不幸而言中的评人论事外，对大多数后人来讲，便了无所知了。
一个寂寞的早逝的天才，上天若不假以岁月，也就只能为之黯然神伤了。
如果，他像欧阳修那样，活到65岁，而不是44岁被朱棣杀了，多上近二十载挥洒笔墨的生涯，也许那满腹珠玑，还能多一点地留在世上。所以，我是不赞成那些“愤青”（包括年纪很大的老愤青），总是责备文人之真他妈的软骨头，总是责备我笔下为文人之苟且偷安辩，倡好死不如赖活说。其实这些笑话别人软骨头，笑话别人贪生怕死，各个年龄段上的“愤青”们，自己也并不实行他们鼓吹的“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政策。真到天塌那刻，头缩得比乌龟还快。
其实，骨头想硬并不难，一挺脖子，刀光一闪，也就吹灯拔蜡，眼睛一闭，脑袋落地，也就狗屁着凉。这时候，还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可能吗？想到这一点，你就得设法多活一分是一分，多活一秒是一秒。时下那些甚嚣尘上，闹得沸沸扬扬，被私谥为先知先觉的几位学界大老，不也曾是跪着活的革命者吗？如果某公五七年一气之下跳楼身亡，如果某老在干校撞电线杆自杀，会有后来的仙风道骨，成为真理化身的可能吗？
解缙同样，他一无当烈士的必要，二无杀身成仁的义务。要死的话，早死了。明代的监狱，只要进去，不死也得脱层皮的。他这一案，“词连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并及至刚皆下狱。汝玉、贯、引高、得皆瘐死”。然而，他没有死，他熬了过来。
我在替非要活下来的解学士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有一股足以支撑着他坚持的力量，说句不那么好听的话，也就是赌本，朱元璋的许诺和期待，是他的生命线。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情，总把自己契约于统治阶层，椎心泣血地维护其统治，而得到的结果，常常是被主人一脚踹开的一条讨嫌的狗而已。可在未被踹开之前，那尾巴还是摇得有板有眼的。
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对他说过：“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便成了终生发挥药效的兴奋剂。他为这铁券丹书式的圣谕不能死，他为政治投资，权力抱负，那飞黄腾达的梦也不能死。要不然，他不会喝得酩酊大醉，喝到人事不知。
这位才子，可以想象他这一生，在这份圣谕的光照下，该是如何的自信、自负了。尤其他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在众目顾盼之中，在齐声褒扬之下，也就免不了文人的通病，多多少少要自恋、自怜起来。
读他的《庐山歌》，真有如见其人的感觉：
昔年拄玉杖，去看庐山峰。远山如游龙，半入青天中。四顾无人独青秀，五老与我同舂容。手弄石上琴，目送天边鸿。二仪自高下，吴楚分西东。洪涛巨浪拍崖下，波光上与银河通。吸涧玄猿弄晴影，长松舞鹤号天风。天风吹我不能立，便欲起把十二青芙蓉。弱流万里可飞越，因之献纳蓬莱宫。羲娥倏忽遂成晚，往往梦里寻仙踪。如今不知何人采此景，树下一老与我襟裾同。披图题诗要相赠，气腾香露秋蒙蒙。子归烦语谢五老，几时白酒再熟来相从。
明代的牢，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牢，明代的刑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同时又是最残忍的刑法。当狱门打开，透过来一丝光亮，见锦衣卫帅纪纲为他端过酒来，起初，他还真吓得有点魂不守舍，以为是一盏鸩酒。休看知识分子像死了的鸭子那样嘴硬，到了坎节上，腿一软，马上就反弹琵琶，“这，这，这……”嗫嚅得都说不出一句整话。幸好，纪纲先啜了两口，以示无碍，然后告诉他，贺你啦，解学士，永乐爷说，想不到你仍旧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解缙怔住了。
这场面如果搬上京剧舞台，肯定会有下列对话：
“当真？”
“当真。”
“果然？”
“果然。”
喝着这位警察局长殷勤满上的酒，他不禁涌上当年洪武爷面谕的回忆：你这个小小的解缙，先回去读十年书，再来为官。于是，学士不禁忽发奇想，也许，应了万岁爷的话，难道，这是我长剑出匣，剖璞为玉的一天来临了？
总是容易往好里想，往有利的方面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伤，尤其统治者将他往死里整的时候，这种机会主义的自慰心理，麻醉得他刀架在脖子上，还感恩戴德。
如果在百分百必死的可能性中，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几率，可能不至于死，可能有存活下来的一丝生机，会全身心地扑过去，会构想出圆满，会幻化出美丽，会信以为真，会陶醉其中。呜呼，这位忒聪明的才子啊！死到临头尚不觉，坐久了牢的那张苍白的脸，竟出现一丝潮红。
他一个劲地把喝罄的杯子，伸到纪纲手中的酒壶嘴边满上。满上！其实，解学士自己的诗句中，“天风吹我不能立”，倒是相当准确地描写了此时此刻的朱棣。大绅先生，陛下已不是跟你对联凑句，附庸风雅的那个帝王了，而是相当讨厌你，嫌弃你，觉得你实在多余，要吹得你“不能立”的那个“天风”了。
但是，喝得醉意盎然的解缙，想起朱元璋的期以父子的恩荣，想起朱棣的不耻下问的宠遇，对着这位不知杀了多少人的近卫军头子，不禁满脸泪水，涕泗滂沱起来。
文皇尝谓解学士曰：“有一书句甚难其对，曰‘色难’。”解应声曰：“容易。”文皇不悟，顾谓解曰：“既云易矣，何久不属对？”解曰：“适已对矣。”文皇始悟。“色”对“容”，“难”对“易”。上为之大笑。（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主政《四库全书》的纪昀，编纂《永乐大典》的解缙，是以善对联、好谐谑的才子形象出现的。因此，凡写到这位解学士者，无不提及他自小就表现出的这种才能。不过，纪晓岚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解缙《文毅集》的简介，论及此点，是不以为然的。“缙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当时有‘才子’之目”，他持相当肯定的态度。但是，对于那些演义戏说之类，他认为：“迄今委巷流传其少年夙慧诸事，率多鄙诞不经。”然而，天对地，水对火，骄阳对明月，马桶对恭盆……既有趣，又无聊，耍小聪明，无大智慧的文字游戏，确是旧时中国文人一门必备手艺。做四六文章，玩诗辞歌赋，还真需要一点不但善对，还要敏捷，还要出彩的基本功。因此，智商高，反应快，拥有的文化资源多，而且具有幽默感的这两位大学问家，成为佼佼者，也就不稀奇了。
虽然，这是一张退了色的老照片，但却是解缙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
现在来看，纪晓岚进四库馆，别看他干活最多，身份地位，总在人下，很难直接面觐万岁爷，获得展现才华的机会，顶多远远地朝乾隆磕个响头，谢主隆恩而已。可据《明史》：“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按永乐对解缙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这大明王朝的第一任首辅，是从他这儿开始的，可见，“春风得意马蹄疾”，解学士该是何等的红得发紫了。
他的老乡欧阳修，也曾在仁宗、神宗朝入阁拟制，只是比较亲信，远不如永乐对他如此倚重。试想，朱元璋认为跟他“恩犹父子”，那么朱元璋的儿子，还不将他视作小兄弟么？自从明太祖废宰相后，时正三十出头的解缙，以翰林学士身份入值，还是个领衔的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风头出尽，那个纪大烟袋，是没法比的。
虽然一部电视剧，把纪晓岚说得神乎其神。其实，爱新觉罗·弘历是个很骄傲的满族帝王，对下属，尤其是文人，不会假以词色的。从来就是吩咐下去，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做好了，大家都有赏，极少单独赏纪晓岚，做错了，却是要打他屁股的，虽然没有当真打过，但犯了事，照样将他充军乌鲁木齐，喝西北风去。但据明人蒋一葵所记，永乐却正经地与解学士，拊掌抵膝，探讨对对子的学问。至少在他没有惹烦朱棣以前，君臣之间，甚相得也，大抵也是事实。
解缙早熟早慧，才华横溢，如果此生只当一个纯粹的文人，第一，不会死得那么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话，文贵老成，也许不低于欧阳修，没准后来居上。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一个个却巴不得地端起来一饮而尽。于是，只要卷入政治漩涡之中，这个文人，纵使满腹经纶，纵使才高八斗，也就统统付诸东流了。
文人搞政治，有三等。
一等，聪明一点的，浅尝辄止，见好便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
二等，不那么聪明的，越喝越深，越饮越乱，不能自拔，无法收场。
三等，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进退失据，内外交困，搭上脑袋，血本无归。
解学士，大概属于第三等，说不定还是等外的，一个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的文人。因为像他这样聪明，机智，有眼力，善应对的知识分子，风云际会，一路扬帆，朝野瞩望，志在必得，要他绝缘政治，疏离官场，告别权力，熄灭欲望，是根本做不到的。表现欲，强出头欲，露一手欲，发出高分贝的声音欲，成为他的本性。
应该说，解缙二十多岁，登上政治舞台，一亮相，一出手，还是得到一个碰头彩的。在那个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与朱皇帝玩的时候，早晨上朝，晚上能否活着回家，是打着问号的。但是，这个年轻人就敢给朱元璋上万言书，《明史·解缙传》中，保留着上书的部分章节，文章一开头，直戳这个杀人狂的最敏感处：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翦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臣窃谓甚非所宜也。
按老朱以往的脾气，每一个字都足以杀他一次头。
但是，在官场中，在政坛上，又有几个不是呼卢喝雉的赌徒呢？解缙赌龄不长，但敢投机，敢下注，敢出手，把脑袋押在牌桌上的勇气，不亚于赌场老手。显然，他揣摸出朱元璋要收刀入鞘，不想再当屠夫下去。自他洪武元年登基起，屠灭功臣名将，杀害勋戚亲贵，铲除膀臂股肱，血洗儒林文士，一直到洪武二十几年，所杀掉的人，据明史专家吴晗统计，当不亚于他打江山时，南征北战所消灭的敌人总数。于是，冒一下险，抛出几句石破天惊的话，让世人对他解学士刮目相看。
上书以后，他等着进锦衣卫，结果平安无事，初战告捷。也许政治这东西，容易上瘾，而且很难戒掉，他本应按朱元璋所说，回吉水闭门读书十年。一直到洪武二十四年，仍赖在南京不走，并且介入了为李善长平反的活动中，成为虞部郎中王国用的幕后高参。那封上朱元璋书，就是解的手笔。这一次，行文放肆，锋芒毕露，对朱皇帝将自己的儿女亲家，也以谋反罪处死，竟用了“大谬不然”的指斥语，可见这位个子虽矮，胆量却大的解学士，在这场政治轮盘赌中，实际上是在赌运，在赌命了。
文章极佳，情理义愤，力透纸背。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明史·李善长传》）
如果不是老朱杀够了，杀累了，能放过这个上书的王国用，和执笔的解缙吗？情报系统肯定会向他汇报：陛下，这个矮子太狂妄了，竟敢如此大不敬，是杀，是剁，是斩，还是凌迟剥皮？居然，朱皇帝没有表态。因为，他在想，这个解缙说得也对，李善长帮着胡惟庸推翻朕，他能得到比朕现在给他更多的富贵吗？
你得承认这位学士走运，但也得承认他审时度势之精明，判断决策之果敢。这第一局他赢得漂亮。接着的第二局，似乎输了，又扳了回来，不赔反赚，算是小胜。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驾崩，传位太孙，是为惠文帝。权力进行再分配之时，他认为他不能缺席。从吉水匆匆到了南京，没想到一下船，被“有司劾缙违诏旨”。因为朱元璋有旨，要他在家读十年书，至今才八年，不行。不回去补课，就把他派到外地当差。这也是官场摘桃心态，竞争者总是愈少愈佳地排挤。
解缙上下活动，四出求援，无论如何，他是冒天大风险，为韩国公李善长平反冤狱，代王国用上书申诉过的，加之惠文帝登基后，亟想转变其祖之暴政统治，解缙凭这点政治资本，被惠帝召为翰林待诏。这样，在南京的他，又成为官场要员，文坛重镇，自然硔，这也是中国文人至盼的自在极乐境界，甚至到了今天，我的一些同行，也在摩顶削踵地为此而努力奋斗呢！
从明·焦《玉堂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马不停蹄地应酬，四面八方地联络，忙得要死的情景：“解大冲素无崖岸，求文与书者日辐辏，率与之，无厌倦意。或言有不当与者，公笑曰：‘雨露岂择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与进者？’”他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宁如有瑕玉，不作无瑕石”，可为，不可为，应为，不应为，如果需要，统统不在话下。到了这一步，他还有什么不能为和不敢为的呢？因此，永乐从北京打到南京，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面临这场不死即降，不降即死的两难局面，解缙在这第三局的博弈中，简直和了个大满贯。
据《明史·王艮传》：“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邻居，城陷前一日，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相约死殉。一方面，解缙信誓旦旦，掷地有声，他要苟活下来，将来怎么有脸去见太祖和惠帝，非死不可，必死不可，而且要在文庙的大梁上自缢，以儆降者。一方面，解缙连夜赶至金川门燕军大营，“驰谒，成祖大喜。明日荐胡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在方孝孺、黄子澄这类重臣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况下，朱棣能得到解缙、胡广之流的竭诚拥戴，也就相当满足，自然委以重任了。
不足十二个小时，这位学士的两面派表演，卑鄙得那么坦然自若，无耻得那么津津有味，可谓登峰造极矣！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连川剧的“变脸”也望尘莫及。尽管如此，我也不想将“小人”这个字眼，加诸解缙头上。因为，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无可非议；而且，他也没有拿别人当垫脚石或者当见面礼。也许由于我一辈子，从来没碰上过这样一位“君子”式的小人，仅这个缘故，我佩服他。
这个极有眼力，极善揣摩，极能体会，极能迎合的解学士，一夜之间，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的首席宠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文人要拍马屁起来，而且是一个高层次的文人来拍马屁，一定能抚摸得主子通体舒泰，身心安逸的。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来修《太祖实录》，修《永乐大典》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如果，他安于此，老于此，解缙很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然而，一个太政治化的文人，还有心思坐得下来做学问吗？他那奇佳的胃口，奇精的脑袋，已经全身心地盘算着那个胖子朱高炽——大明王朝未来的第四任皇帝了。试想，朱元璋、朱允、朱棣，他都无一失手地周旋应付过来，有什么理由不从现在起，就进行前期投资呢？此时，他还不到四十岁，他以为来日方长，若是像欧阳修那样活到六十多岁，他认为自己很可能还要侍候第五位、第六位皇帝呢！可是，一肚子学问的解缙忘了，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牌桌上同样也没有常赢的赌客，他怎么可能永操胜券呢？
据《明史》：“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曰：‘皇长子，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高煦，雪由是深恨缙。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缙又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寝衰。”封建社会中的大位继承，从来就是伴随着血风腥雨的难产过程。狗拿耗子，用得着你多管闲事么？解缙不自量力地介入这场最危险的宫廷游戏，分明是在找死了。
1410年（永乐八年），他又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太子而还。”应该聪明，却是一位笨伯，应该灵敏，却是一只呆鸟的解学士，在这第四场博弈中，连连败绩，现在又做出这等授人以柄的傻事，只好将身家性命统统搭进去了。“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好了，他的故事到此也告结束。1415年（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呜呼，解缙诗云，“天风吹我不能立”，他要是有一点先见之明，预知最后冻死在雪堆里的命运，还会如此耽迷政治，热衷名利，酷嗜权力，到成瘾成癖的地步吗？不过，看时下一些同行，经营竞逐之积极，张罗奔走之忙碌，上下其手之努力，攀援迎附之热烈，好像还很难说这位学士就肯消停下来的。
十个文人，九个轻狂，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