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由城区的宫城、皇城、含嘉仓城、东城、圆璧城、曜仪城、外郭城，以及城西的上阳宫、东都苑几部分组成。城区北据邙山，南临龙门，西至谷水（涧河），东跨瀍河，洛河横贯城中，有河汉（银河）气象。隋代外城只有短垣，武周长寿二年（693）改修外郭城墙的定鼎、上东诸门，由宰相李昭德设计、规划，受到舆论的推许。史载改修后的城墙高一丈八尺，东西长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围总长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据考古实测，城的东北角在今唐寺门，东南角在今城角村，西南角在今古城村，西北角在今苗沟村西南，周长合今制55华里。
东都城周围共有十座城门。南城墙有三座门：中间是定鼎门，由隋代的建国门改称，位于今赵村西南同水磨村正南交汇的地方。定鼎门有三个门道，中门宽八米，东西两侧三米外分别开设一门，各宽七米。定鼎门的东面有长夏门；西面有厚载门，由白虎门改称。东城墙有三座门：中间是建春门，由建阳门改称；南面是永通门；北面是上东门，由上春门改称。西城墙即皇城墙，有两座门：南面是丽景门，北面是宣辉门，由西太阳门、西明门改称。北城墙有两座门：东面是安喜门，由喜宁门改称；西面是徽安门。
宫城又名紫微城、洛阳宫、太初宫，在城区的西北隅。史载宫城墙高四丈八尺，南北长二里八十五步，东西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考古实测东西墙各长1270米，北墙1400米，南墙1710米，系外包砖内夯土结构，厚16米左右，最厚处达20米。周围共开九个城门。南墙四门：中为应天门，由则天门改称；东为明德门，由兴教门改称；西为长乐门，由光政门改称；西南隅为雒城南门。东墙一门，即重光北门。西墙二门：北为嘉豫门，由宝城门改称；南为雒城西门。北墙二门：西为玄武门，东为安宁门。
宫城是皇帝办公和生活的处所，有别殿、台、馆数十所，街衢纵横，池渠交错，花木掩映，鸟喧鱼游。宫城的正殿是含元殿，用以举行大典和接见外国使节。含元殿的前身是隋朝的乾阳殿，李世民破王世充后付之一炬。显庆元年（656），高宗诏令在旧址修建新殿，到麟德二年（665），由司农少卿田仁汪主持竣工，高一百二十尺，东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改称为乾元殿。垂拱四年（688），武则天指使拆毁乾元殿，就地改造为明堂，号为万象神宫。这座下方上圆的建筑物一共三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下层四面，象征四季，各随时色。中间象征十二时辰。上层为九龙捧持的圆盖，盖上安装高一丈的铁凤，饰以黄金。同时，在明堂北修建天堂，规模又大于明堂，五层，以贮夹纻大佛像，号为功德堂。延载二年（695），天堂、明堂都被薛怀义泄愤烧毁，武则天命重新修建。万岁通天元年（696），新明堂建成，规模略小于旧，改称为通天宫。次年，铸成九州鼎，放在通天宫内。天堂不复修造，在其地建为佛光寺。开元五年（717），玄宗以明堂不合古制，改称为乾元殿。开元二十五年（737），他命毁掉明堂，官员认为这会劳民伤财，不如去掉上层，高度缩减95尺，仍旧为乾元殿，他同意。开元二十七年（739），改修完成，次年改称为含元殿。
在含元殿的四周，还有贞观殿、辉猷殿、宣政殿（武成殿）、仁寿殿、观文殿、安福殿、集贤（仙）殿、亿岁殿、仙居殿、雒城殿、饮羽殿、德昌殿、大仪殿、流杯殿、弘徽殿、文思殿、庄敬殿、飞香殿、延祥殿、延寿殿、六合殿、崇福殿、含章殿等等。此外，还有中书省、史馆、集贤殿书院、门下省、弘文馆、百戏台、映日台、望景台、上清观，以及陶光园、同心阁、临波阁、登春阁、花光院、神居园等等。
1973年以来，在宫城遗址发掘出一处基址。其中有一所直径为64.8米的圆形建筑，中心部分为青石砌成带二层台的圆坑，直径14.8米。坑底为八角型，中心是用三块青石拼成的柱础。坑外环绕两圈柱基，里圈12个，外圈20个。台基周长194.68米。出土铜质鎏金造像题记说：“维大唐神龙元年岁次己巳，四月庚午朔，八日，己奉为皇帝皇后敬造释迦牟尼佛一铺。用此功德，滋助皇帝皇后圣化无穷，永久供养。”那么，这处基址应是天堂遗址。天堂毁后，就地建为佛光寺。唐中宗系武则天难产而生。武则天曾祈求佛教佑护，提出孩子出生后将皈依三宝，请释玄奘届时为孩子授戒。玄奘启奏她必定平安，顺利生下一个男婴。男婴生出后，皇室不违所许，由玄奘收作徒儿，号为“佛光王”。神龙元年（705）正月，洛阳爆发了张柬之等人的政变，中宗被翊戴复位。四月八日是佛诞节。造像能安放于宫城中，必定是皇亲贵戚所作功德，为中宗及皇后韦氏祈求佛的佑护，明堂是布政之所，不能安放佛像，只能安放在佛光寺中。
宫城的北面是曜仪城。曜仪城的北面是圆璧城。宫城的东面是东城，司农寺、光禄寺、太常寺、尚书省、少府监、军器监、大理寺等中央机构设在其中。东城的北面是含嘉仓城，详情上一章已做叙述。
宫城的南面是皇城。皇城又名太微城、宝城。史载皇城墙高三丈七尺，东西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围共长十三里二百五十步。皇城墙共有六个城门。南面三门：正南是端门，北与宫城应天门遥相对应，南与外郭城定鼎门一线贯通；端门东是左掖门，西是右掖门。东面一门，即宾耀门，由东太阳门、东明门改称。西面二门，即上文所说都城的西门，南是丽景门，北是宣辉门。武三思曾动员四夷酋长和国内耆老，一并奏请铸造天枢，以歌颂武则天黜唐兴周的功业。天册万岁元年（695），天枢造成，立于端门之外。天枢上刻有武三思所撰文，罗列有百官和四夷酋长名字，以及武则天亲笔题签“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字样。开元二年（714），天枢被玄宗毁掉，以清除武周政权给唐朝带来的耻辱。
皇城是中央衙署所在地。城内南北四街，东西四街，列置文武百司的办公机构。北起第一排，中间是东朝堂、西朝堂。东朝堂以东依次为：门下外省、殿中省、左监门卫、左卫、左卫率府、尚辇局。西朝堂以西依次为：中书外省、四方馆、右卫率府、右监门卫、右卫。北起第二排的机构从东向西依次为：左司御率府、左领军卫、左监门率府、左威卫、左武卫、家令寺、左千牛卫、左骁卫、右春坊、右司御率府、右骁卫、右千牛卫、右武卫、右监门、知匦使、右威卫、内侍省、右领军、内坊。北起第三排的机构从东向西依次为：太府寺、卫尉寺、鸿胪寺、御史台、秘书省、尚舍局、太仆寺。
外郭城有113个坊里和三个市场，三分之一分布在洛河以北，其余在洛河以南。坊里是居民宅院、各宗教寺庙以及中央或当地行政机构的所在地。在洛河以北，大抵贫寒人家居多。这里的北市由隋代的通远市移至临德坊而设置，张仁亶（愿）早年贫乏，曾在这里寓居。贺知章见附近多住贫民，目之为糠市。洛河以南多是达官贵人的邸宅，不少被精心营建为园林。一些纨绔子弟，傅粉施朱，熏衣剃面，出没于街衢。兵部侍郎许钦明和中书令郝处俊的子弟，其貌不扬，却喜欢盛饰车马，优游里巷，当时有顺口溜讽刺他们，云：“衣裳好，仪观恶，不姓许，即姓郝。”这里有南市和西市。南市即隋代的东市（丰都市），但规模缩小一半。西市在隋代的南市西南边设置。
为了解决两岸的交通问题，在流经城区的洛河上，自西向东相继修建了天津桥、中桥和利涉桥。北自皇城端门，南到外郭城定鼎门，有一条七里多长的大街，称为天门街、天街、天津街或定鼎街，天津桥即在这条街的北端。该桥临近端门，不仅都市南北两部分的来往主要依靠它来维系，而且还是抵达长安的必经之地，因而至为重要。天津桥是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营建东京时开始修建的。最初，它是一座浮桥，由铁锁钩连大船而成，跨水长一百三十步。这是我国关于铁链连接船只架成浮桥的首次记载。桥的南北两端，还修建了对称的四所重楼，为日月表胜之象。但这座浮桥耐用程度不够，大业十三年（617）曾被瓦岗军烧毁，遇到洛河涨水也会冲坏。唐朝建立后，官府对天津桥不断加以改建。贞观十四年（640），官府组织石工垒方石为脚，改建成石础桥。为了疏通天津桥地段的洛河，官府曾开渠分做三股，因而分设三桥，天津桥居中，北边是黄道桥，南边是皇津桥（文献又作星津桥、重津桥，字型相似，不知孰是）。开元二十年（732），拆除皇津桥，与天津桥合为一桥。
利涉桥原来也是隋代的一座浮桥，正对着南北二市，唐初曾经废坏。天津桥和利涉桥之间，隋代设置了立德桥，唐初称为中桥，东临斗门亭，北对徽安门，曾毁于洪水。显庆三年（658）修建东都时，中桥和利涉桥同时修复。咸亨三年（672），司农卿韦机负责规划、营建东都宫室，把中桥新址确定在原中桥的东边，南对外郭城长夏门，北通漕渠。这样，就有了新旧中桥的称谓。新中桥长三百步，利涉桥因相距太近而被废弃。新中桥常被洛水冲毁，永昌元年（689），武则天命将作监少匠刘仁景加以修缮，宰相李昭德统领，修成后改称永昌桥，不久恢复旧称。李昭德创造性地改建成可以减弱水流冲击力的龟背形石头桥基，但仍不能避免冲毁的结局，因而时坏时修。
天津桥地处交通枢纽，与周围景物配合协调，风光优美，因而不仅平素车马行人川流不息，而且经常有人驻足眺望，盘游娱乐，送别迎来，占卜算命，甚至一些官方活动和政治事件也出现在这里。白居易《天津桥》诗说：“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眉月晚生神女浦，脸波春傍窈娘堤。柳丝袅袅风缫出，草缕茸茸雨剪齐。报道前驱少呼喝，恐惊黄鸟不成啼。”天津桥的东北，洛河分出一条渠，设置斗门控制水流量，斗门旁修造了一个亭子，称为北斗亭或斗门亭。东边望去，是洛阳汉魏故城，曹植《洛神赋》所描绘的洛神凌波微步的地方，一弯新月就从那里冉冉升起。桥的近旁，有窈娘堤。春回大地，柔软的柳丝开始泛黄，在轻风中摇曳，像是由轻风“浸泡”抽出的金丝。绿茸茸的细草刚刚长齐，像是由春雨“剪”成的一样。柳枝还未达到藏莺的地步，白居易深怕惊动黄莺不再啼啭，就吩咐自己的仪仗警卫人员：不要大声清道。这是一幅美丽的春光游赏图，有声有色，怪不得白居易要说“到此令人诗思迷”了。至于官方活动和政治事件，上文曾经提到张柬之政变中，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首级挂到天津桥南示众；玄宗挑选源光裕等十一位有声望的京官到地方上去担任刺史职务，就是在天津桥旁举行饯别活动的。其它诸多内容，不再举例。中桥没有天津桥那么热闹，但也是送别、游玩和出现政治事件的场所。最悲壮的事件是上文所述颜杲卿被捆在中桥的柱子上，大骂安禄山，被节解处死。中桥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李郢《故洛阳城》诗说：“胡兵一动朔方尘，不使銮舆此重巡。清洛但流呜咽水，上阳深锁寂寥春。云收少室初晴雨，柳拂中桥晚渡津。欲问升平无故老，凤楼回首落花频。”这里描绘的是安史乱后的情况，皇帝不再东幸，洛阳一派衰败景象。
上阳宫在城外，南临洛河，西至谷水，北连西苑，东接皇城。其遗址在今七里河、瞿家屯之间，有大型石雕蟾蜍出土，可能是殿阶石栏下的泄水装置，还有方砖出土。高宗曾登临洛河高岸，远眺山川风光，感到很惬意，于是命韦机就地修造上阳宫。调露元年（679），上阳宫修成，制度壮丽，高宗移入其中办公。上阳宫周围共设七门。东面二门：北为星躔门，南为宫的正衙门提象门。南面二门：东为仙雒门，西为通仙门。北面一门为芬芳门。南面二门佚名。宫内的正殿是观风殿，东向。其余宫殿有丽春殿、麟趾殿、甘露殿、仙居殿、芬芳殿等，还有亭阁多处。在上阳宫的西南，修有西上阳宫，在西苑中。两宫夹洛水相对，架设虹桥以通往来。
都城的西边是东都苑，又名西苑、会通苑、上林苑、芳华苑、神都苑。隋代西苑周围长二百二十九里一百三十八步，唐太宗嫌其广阔，毁之以赐居民，周围缩小到126里。具体情况是：东面17里，南面39里，西面50里，北面20里，墙高一丈九尺。围墙共开17道门。东面四门，从北至南依次为嘉豫门、上阳门、新开门、望春门。南面三门，从东至西依次为兴善门（由清夏门改称）、兴安门、灵光门（由昭仁门改称）。西面五门，从南至北依次为迎秋门、游义门、笼烟门、灵溪门、风和门。北面五门，从西至东依次为朝阳门、灵囿门、玄圃门、御冬门、膺福门。东都苑中，谷水、洛河交汇，时常泛滥成灾。开元十九年（731），玄宗命疏浚苑中洛河，两个月完工。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又以内库资财雇人修了积翠、月陂、上阳三道堤岸，以保障离宫亭馆免遭洪水冲淹。苑中有十多所离宫，即合璧宫（由八关宫改称）、龙麟宫、明德宫（由显仁宫改称）、黄女宫、高山宫、宿羽宫、望春宫、冷泉宫、翠微宫（由积翠宫改称）、青城宫、凌波宫、朝阳宫、栖云宫、景华宫等。此外，还有一些殿堂亭阁。
在东都城的周围，还修造了一些避暑行宫。汝州西山有襄城宫，因烦热多蛇，半年后即拆毁。渑池县西有紫桂宫。告成县（今登封南）石淙有三阳宫，后来毁掉，以其材料在嵩岳万安山建兴泰宫。邙山翠云峰有避暑宫，今为上清宫。
私人宅院
都城内外，不少官僚士大夫把宅院精心营造为园林，白居易、裴度、李德裕的宅院最负盛名。
长庆四年（824），白居易罢杭州刺史，再次移居洛阳，买到已故散骑常侍杨凭在履道里的宅院，遗址在今狮子桥村。白居易在这里住了二十年，一直不断地营建园林。河南府尹王起资助他修造池桥，府僚三人帮助他植树。这所院落占地十七亩，三分之一是房舍，五分之一是渠池，九分之一是竹林，其间有岛、桥、道路，或隔或连。院落的东北是廊院，由多所粉墙朱门青瓦的房舍组成。廊院以南为南园，有一方池塘，池中筑岛，岛上建亭，水边造阁。池东修建粮仓，池北修建书库，池西修建琴亭。廊院以西为西园，引伊河水穿越而过，置有水斋。廊院以北为北院，是厨房，人迹罕至。此外，还有菜地、沙滩等等。在这所园林中，置放着天竺石、太湖石，饲养着鹰犬鸡鹤，春兰秋菊，次第绽放，修竹茂树，摇曳生姿。每到水香莲开的清晨，或是露清鹤唳的夜晚，白居易总要在池亭里饮酒抚琴，欣赏乐童们演奏乐曲，以作为读书作诗之余的消遣。
履道里西侧集贤里，有裴度的宅院。在这所院落中，筑山凿池，竹茂树幽，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蹊径盘曲，号为都城的胜景。裴度还在城外的午桥创构别墅，引水贯穿其中，栽植花木万株，修建凉台暑馆，名为绿野堂。裴度公务之余，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在这里酣宴放歌，吟诗弄琴，娱悦性情。
李德裕的平泉庄在龙门南，今为伊川县梁村构，宝历元年（825）始建。平泉庄依山枕水，树木丛集，罗致着各地的奇花异草、美石珍禽，还修造出巫峡、洞庭湖那样的景致，如同仙境一般。平泉庄由于在城外，规模更大一些，周围有十里长。
牡丹
牡丹尽管以其根皮为药物很早就被医家利用过，但作为观赏花卉被社会普遍认识，唐宋人大抵都认为这是唐代的事。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9说：“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北宋《太平御览》把牡丹列入药类，不入花卉类。南宋郑樵《通志》卷75说：“牡丹晚出，唐始有闻。”至于洛阳牡丹，时下书刊盛传隋炀帝时西苑栽培易州（上谷郡，治今河北省易县）所进赭红、飞来红、袁家红等等二十种品名的牡丹以及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的说法。隋炀帝西苑牡丹说，出自传奇小说《海山记》，一直被说成是唐代无名氏作品，实际是北宋作品。其中所谓隋代易州牡丹二十种品名，完全是北宋人在作假乱真。北宋才出现魏紫、姚黄等品种名称，唐代还只是总称牡丹或木芍药，隋代不可能有赭红、飞来红、袁家红等等称谓。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说，出自明人冯梦龙小说《醒世恒言·灌园叟晚逢仙女》。小说情节系糅合两则说法而成。一是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武后”条的说法：天授二年腊月，武则天宣制：“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二是《事物纪原》卷10的说法：“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武则天的诗，由元万顷、崔融等北门学士代作，腊月比牡丹开放的时节早一个季度，武则天这时就在洛阳，无从有在长安后苑见到独有牡丹违旨不开而贬于洛阳的事。她抛弃长安，把洛阳营建成神都，若牡丹由她移入洛阳，也算不上是“贬”，而是“擢”。齐东野语，不足凭信。
关于牡丹的来源，中唐时期的舒元舆在《牡丹赋》序文中说：武则天得知祖籍并州文水县近旁的汾州（治今山西省汾阳县）众香寺有牡丹，感叹长安禁苑从未有过，于是命令移植，此后京师牡丹日益繁盛。那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值得注意的是，显庆五年（660），她随同高宗由洛阳去了一趟并州，阴历二月到达，四月离开，正是牡丹开放的季节。回洛阳两年，他们又到长安住了三年。牡丹可能在这五年中由汾州传入长安。令狐楚调回长安，家中牡丹含苞待放，又于大和三年（829）三月调赴洛阳，《赴东都别牡丹》诗说：“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这里言外之意是对宦海沉浮的感慨，但包含着对长安牡丹的眷恋，以及到洛阳看不到牡丹的遗憾。这十年中，他有将近一半时间在洛阳当官，知道洛阳牡丹的多寡情况。洛阳牡丹见于记载的有这样几处：刘禹锡有《思黯南墅赏牡丹》诗。思黯是牛僧孺的字。《旧唐书·牛僧孺传》说他任东都留守时在洛阳归仁里修造第宅，把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时搜集的“嘉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竹木幽邃。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刘白唱和，故刘禹锡亦参与其事。所谓“南墅”，即因归仁里住宅位于洛河以南而称。尊贤坊田弘正宅的中门外，有紫牡丹成树，开花多达千朵。田弘正在宪宗时是魏博（驻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节度使，兄弟子侄住在长安、洛阳者数十人之多。宅中牡丹成树，可见栽培有些年头了。宣风坊安国寺诸院牡丹特盛。唐末，权臣朱全忠宅牡丹开落，都由专人登记数目。新及第进士许昼与同年聚会饮酒，乘醉私摘十来朵，还口出秽语，朱全忠下令逮捕他，他畏惧逃亡河北。
洛阳地区的经济状况
农业
洛阳地区的农桑业，安史乱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丰年粮价普遍低贱，东都人口密集，粮食需求量大，粮价有时会比其它地区偏高一些。永徽五年（654）丰收，洛州粟米每斗价为两钱半，粳米每斗十一钱。开元十三年（725），今山东省一带米每斗五钱，东都为十五钱。洛阳自古便是蚕乡。太宗命监察御史萧翼到越州（治今浙江省绍兴市）永兴寺找僧人辩才，谋取他所珍藏的王羲之《兰亭集序》墨迹。萧翼装扮成书生，从洛阳搭商船南下，见辩才后诡称自己前来出售蚕种。由此可见唐代洛阳依然以蚕桑纺绩闻名遐迩。因此，中宗、玄宗都曾下诏让河南地区缴纳绢帛以代租米。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洛阳周围的土地逐渐兼并到官僚地主手里。高宗时，洛州刺史贾敦颐鉴于富室强宗籍外占田，括得三千余顷，授予贫乏农家。玄宗时，东都留守李憕广置别业（田庄），从城南到伊阙，上等水陆田地，尽为其所有，被人们讥讽为有“地癖”。安史战乱过后，都畿一带不满千户，田地荒芜，长满草莱。
唐末中原板荡。黄巢起义军过洛阳，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后来，驻守东都的官军经常到畿县抢夺财物。蔡州（治今河南省汝南县）节度使秦宗权，也纵兵四处掳掠，其部将孙儒于光启元年（885）攻陷东都，焚烧宫室、衙署、民居，抢得鸡犬不留，月余而去。东都城只剩下断壁残垣，白骨蔽地，荆棘丛生，偌大的都市空空荡荡，居民不满百户。
光启三年（887），张全义赴任河南尹，麾下只有数百人，相与据守三城中的中州城，周围荒地无人耕种。张全义选出十八位精明能干的部下，每人给一旗一榜，除城区的河南、洛阳二县以外，分赴河南府所属十八县，充当屯将。他们树旗张榜，招徕流亡，劝课农桑，免收租税，杀人者处死，其余犯罪，只处以笞刑杖刑，于是流民归之如市。几年间，城坊逐渐恢复，周围农田桑麻蔚然，大县男丁七千，小县也不少于两千。张全义外出巡视，看见田畴开垦，便以酒食犒赏田主，有农桑丰收者，亲至其家，慰劳老小，赐给绢帛衣物。百姓纷纷颂扬道：“张公不喜声伎，观看歌舞不曾高兴过，只有看到好麦良茧才破颜而笑。”他看到田野荒秽，就集合百姓，杖打田主。当他得知是由于缺乏劳力耕牛所致，就批评邻里不予提供帮助。从此，乡民互相帮助，勤力耕作，家家积粮，灾年不饥。
手工业
洛阳的手工业门类众多，异彩纷呈。在官营手工业方面，这里设有将作监、少府监、织染署、官锦坊等机构。在私营手工业方面，当地有丝行、彩帛行、金银行、车行等上百种行业组织。能工巧匠荟萃其间，制造各种精美产品。
武则天时期，少府监有绫锦坊巧儿365人，内作使绫匠83人，掖庭绫匠150人，内作巧儿42人。《太平广记》卷257《织锦人》说：一位姓李的工匠，世代以织绫锦为业，安史乱前隶属于东都官锦坊为织宫锦巧儿，由于“如今花样与前不同”，自己的技艺不再受社会重视，遂东归去。可见工艺技术更新甚速。洛阳的农家丝织业极为普及。晚唐韦庄《秦妇吟》诗中，一位“乡园本贯东畿县”的老翁，自称家中“小姑惯织褐（麻质粗布）絁（粗绸子）袍”。东都内库的瑞锦，纹样有对雉、斗凤、游麟等等。其它手工业行业的工艺水平，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上文说到武则天时期造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那是一座巨大的铜铁铸件，由三部分组成，共用去铜铁二百万斤。中间是棱柱，高105尺，径12尺，八面，各宽五尺。下面为铁山，周长170尺，高二丈，用铜和石头做成蟠龙麒麟萦绕状。上面为云盖，径三丈，云盖上做成四条长一丈二尺的龙，像人一样立着，捧持着一个直径一丈的火珠。这是由新罗（朝鲜）人毛婆罗设计模型，波斯（伊朗）人阿罗撼、高丽人高足酉等参与制做的。张易之责成工匠为其母造七宝帐，所用材料为金、银、珠、玉、宝贝之类，象牙为床，犀角为簟，貂鼠为褥，蛩蚊为毯，龙须、凤翮为席。其精美程度，旷古所无。中宗女儿安乐公主供奉给洛州昭成寺一只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雕镂出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伎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等形状，丝来线去，神出鬼没，所用珍珠、玛瑙、琉璃、琥珀、玻璃、珊瑚、车渠、宝玉等材料，价值三万钱。她有一件百鸟毛裙，用料为山林间的奇禽羽毛，正面看，侧面看，日中看，影中看，色泽变幻迥异，值钱一亿。洛阳唐墓出土一面螺钿镶嵌镜，工艺极其精致。背面镂刻高士宴乐图。图的上部为一株花树，树梢悬挂明月，树丛两侧飞鸟翱翔，树旁小鹿蹲卧，树干两侧一对鹦鹉学舌。中间圆钮两侧各坐一位长者，一位弹拨阮咸，一位手持酒杯，面前摆设鼎、壶各一具，背后侍立一位手捧食盒的婢女。下部饰有仙鹤飞舞、鸳鸯戏水的图案。关林唐墓出土一位州郡别驾给女儿的陪葬品，是一个制作精细的金银平脱鸾凤花鸟铜镜。洛阳唐墓出土的铜镜，打破了传统的圆形，出现了八棱、弧形的菱花镜。从花纹来看，高浮雕的海兽葡萄纹，带有西域民族文化的痕迹。
唐三彩是陶瓷业的杰作，许多制品风格为中西合璧，当时作为明器随葬墓中，几乎风靡全世界。1928年修筑陇海铁路，在洛阳邙山挖出许多唐墓，出土众多人物动物陶俑和器皿，釉色为红绿白三种，遂被命名为唐三彩。后来发现的陶俑器皿，带有黄褐蓝黑多种釉色，也套用了唐三彩的名称。河南府巩县（今巩义市）是唐三彩产地，1976年在当地大小黄冶村发现了唐代烧制三彩制品的窑址和作坊。洛阳唐墓出土的唐三彩制品中，有凤首壶、龙首杯、鸭形杯、高颈瓶等，是仿照西域金银器烧制而成的；许多背驮丝绸的骆驼俑和高鼻深目的胡商俑，是西域商人沿着丝绸之路来洛阳从事经济交流的写照。现在，在欧洲、亚洲、非洲，都发现唐三彩文物。新罗、日本还在那时学会了烧制三彩制品的技术，分别称为新罗三彩、奈良三彩，质量与唐朝制品不相上下。
商业
洛阳不仅是国内商业中心城市，也是国际性的商业都市。交易在三市内进行。南市120行，三千多肆，四壁有四百多家店铺，货物堆积如山。西市有邸店141区，资货66行。国内商贾云集幅凑，货船鳞次栉比。外国商贾也梯山航海，前来贸易。特别是西域胡商，驱赶着明驼骏马，间关万里来到丝绸之路的这座东端起点城市，带来香料珠宝，贩回丝绸瓷器。武则天专门划出河南、洛阳两县的部分地区，设立来庭县，安置和管理“慕义蕃胡”。在铸造天枢时，旅居洛阳的蕃客胡商捐钱多达百万亿，可想见人数之众和财富之殷。在修善坊、立德坊、会节坊立有拜火教、景教的寺庙，以照顾这些胡商的宗教习惯。丝绸之路上的昭武九姓，是善于经商的中亚国家。这些国家的粟特商人来华后，往往依国名取为自己的姓氏，有安、康、史、石等等。洛阳唐墓出土墓志，不少墓主是这些姓氏。龙门石窟古阳洞北永昌元年（689）的造像题记，有北市香行社官安僧达、录事史玄策、康惠澄等一心供奉的字样。除了上述唐三彩文物反映中外经济交流以外，1960年在涧西区（谷水又名涧河）出土波斯（今伊朗）萨珊王朝银币，1984年在龙门东山安菩夫妇墓出土东罗马帝国福克斯时期的金币，都反映了当时洛阳与西域国家经济往来的密切关系。
东都与晚唐政治
黄巢义军过洛阳
到了晚唐，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中华大地险象丛生。不少头脑清醒的官员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和忧虑。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刘允章，自称“救国贱臣”，“冒死上谏”。他上《直谏书》，尖锐地指出“国有九破”、“民有八苦”。所谓国有九破，是说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输税人少。所谓民有八苦，是说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小吏）乞敛，替逃人差科，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咸通九年（868），他在长安主持科举考试，所出试题为《天下为家赋》，意含讥刺，被谏官驳奏，贬官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在这样的背景下，浙东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淮河地区爆发了庞勋领导的由戍卒擅自返回家园发展而来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的则是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
乾符二年（875），濮州（治今山东省鄄城县北）人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省长垣县）聚众起义，曹州冤句（今山东省菏泽市西南）人黄巢集众响应。次年，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转战于河南十五州，八月，攻陷了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郏城（今河南省郏县）。唐廷为起义军迫近东都而担忧，派左散骑常侍曾元裕守东都，同时，大量征调藩镇军队，用以防卫东都宫阙，扼守汝州（治今河南省汝州市）、邓州（治今河南省邓州市）的要道，增防陕州（治今河南省陕县）、潼关，以及出击起义军。九月，汝州被起义军攻克，东都大震，百官士民纷纷逃奔。但这时起义军尚无力量攻占洛阳，因而向周围发展。乾符五年（878），黄巢又攻阳翟。唐廷调河阳镇（驻今河南省孟州市）兵士千人赴洛阳，与两千名来自宣武镇（驻今河南省开封市）和昭义镇（驻今山西省长治市）的兵士共同保卫东都宫阙。唐廷任命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为东都应援防遏使，统领这三个藩镇的兵士，并在洛阳募兵两千；还将在外同起义军打仗的曾元裕调回洛阳，再征发藩镇兵士三千扼守洛阳周围的要塞。
王仙芝死后，黄巢率领大军经淮南，渡长江，一直转战到岭南，然后挥师北上。这时，起义军发展到百万人，纪律严明，所过之处不抢掠。为了稳定局势，孤立最主要的打击目标，黄巢发布檄文，宣布自己将入东都，直取长安，与各藩镇不相干，警告他们自守壁垒，勿与交战。广明元年（880）十一月，黄巢率军攻汝州，唐朝守将仓皇撤退，东都又处在起义军的威慑之下。这时的皇帝唐僖宗，是个十八岁的青年，面对紧急情况，不知所措，在长安延英殿召集大臣商议对策，竟然泣不成声。宰相们建议组织中央禁军神策军和关内藩镇兵十五万扼守潼关。事后，宦官田令孜动员僖宗逃奔四川。十一月十七日，黄巢顿兵于洛阳城下。这时，刘允章已由江夏调任东都留守。他对时局的上述认识，必然导致对唐廷产生离心倾向，对农民军反抗朝廷的行动不那么仇视。因此，他率领留守官吏，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黄巢入城后，慰问百姓，秋毫不犯，坊市安然。
起义军没有占据洛阳，随即向西挺进，当月二十二日攻克了虢州（治今河南省灵宝市），十二月初三攻下潼关，进入关中。僖宗仓皇出逃，起义军开进长安。十二月十三日，黄巢在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年号金统。
黄巢义军过洛阳之时，户部郎中李磎分司东都，挟带尚书八印逃往河阳。大齐政权建立后，刘允章奉命前往索取尚书印鉴，但他拒绝交出。刘允章因而悔愧不已，于是串联附近藩镇，起兵同黄巢对抗。李氏闻讯，将尚书印还给刘允章。
后来，驻守东都的官军到处抢掠，畿县百姓生活无着，十分艰辛。《秦妇吟》中那位都畿老翁述说道：“岁种良田二百廛，年输户税三千万……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藏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草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一廛为二亩半，这位老翁一家种了五百亩地。唐前期实行均田制，规定丁男每人可占有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一个五丁之家即可占田五百亩。但实际上一般民户得不到足额，顶多得到规定数的三分之一。唐中叶以来均田制破坏，到唐末，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位老翁尚有这么多土地，可见家产殷富。他所述逃往山中的千万家，艰难到寻觅草籽充饥、栖身芦苇丛中的地步，那便是备受官兵荼毒的贫苦百姓了。
朱全忠劫持唐昭宗迁都洛阳
镇压黄巢的唐军从各地向长安涌来，一度投降黄巢的藩镇纷纷倒向唐王朝一边。黄巢军队滞留长安，消极防守，粮食供应窘迫，处境相当困难。中和二年（882）九月，担任同州（治今陕西省大荔县）防御使的黄巢军将领朱温投降唐朝，被赐名朱全忠，授以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的职务，倒戈镇压黄巢。唐廷还联络代北（今山西省北部）沙陀族李克用，以部族强兵参与镇压。黄巢率军队撤离长安，到中和四年（884）六月，退到山东莱芜，自杀身亡，历时十年的大起义终于失败。此后，藩镇之间连年攻战，只剩下十多个。在中原地区，围绕着帝位的争夺，形成了宣武镇（驻今河南省开封市）朱全忠、河东镇（驻今山西省太原市）李克用、凤翔镇（驻今陕西省凤翔县）李茂贞三支敌对的劲旅。
僖宗死后，其弟唐昭宗继位，成为篡权者们为了号令天下而争夺和挟持的对象。乾宁三年（896），朱全忠和河南尹张全义上表，请昭宗迁都洛阳，愿以两万兵士护驾。昭宗没有答应，但朱全忠命张全义修缮东都宫室，以做准备。天复元年（901）朱全忠想把昭宗抢到洛阳，李茂贞则想抢到凤翔。宦官韩全诲与李茂贞勾结，抢先下手，达到目的。宰相崔胤勾结朱全忠，让他带兵入关劫夺。随后一两年，朱全忠打败李克用和李茂贞，昭宗落入自己手中，带回长安。
天复四年（904）正月，朱全忠派牙将寇彦卿奉表，请昭宗迁都洛阳，百官随同东行。昭宗被迫离开长安，朱全忠以部将张廷範为御营使。长安的宫阙衙署和坊里民宅，都强行拆毁，材料一并东运，美丽宏伟的京师顿时化为废墟。二月，昭宗一行来到陕州，因东都宫室修缮未毕而就地驻留。朱全忠从河中（今山西省永济市西蒲州镇）来朝，旋即赴洛阳督修宫室。四月，朱全忠奏称宫室竣工，请辇舆早日上路。昭宗借口皇后刚刚分娩，经不住长途奔波，希望推迟半年。朱全忠大怒，派寇彦卿赴陕州催促。闰四月，昭宗启程，经七天抵达洛阳。
李茂贞、李克用等八位藩镇节帅互相联络，以匡复唐室为词，欲连兵讨伐朱全忠。朱全忠在河中，害怕洛阳出现变故，不好收场，就想杀掉昭宗，立一位幼主，以谋禅代。于是，他派判官李振赴洛阳，与枢密使蒋玄晖及左、右龙武统军朱友恭、氏叔琮秘密行事。八月的一个夜晚，昭宗醉卧皇后椒殿，蒋玄晖选出百名将士连叩宫门，口称有紧急军情亟待御前面奏。昭宗起身，绕着柱子逃命，没能躲过厄运，被政变军人杀掉。蒋玄晖宣布两个妃嫔是杀害昭宗的凶手。昭宗十三岁的儿子辉王李祚继位，史称哀帝或昭宣帝。
朱全忠得知昭宗已被杀掉，去了一块心病，却装出一副十分震惊、悲恸的样子。十月，他来到洛阳，伏在昭宗灵柩上哭得死去活来。紧接着，他借口护驾兵士在街市抢米，奏称朱友恭、氏叔琮不管束兵士，把二人贬至外地，未及动身，皆赐自尽。朱友恭就刑时大声骂道：“出卖我来堵天下人的嘴，你这狗娘养的没有好下场！”稍后，朱全忠去了宣武镇治所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
第二年，昭宗葬在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境内）太平山（原称景山、懊来山）和陵。
唐梁禅代
经过多年的经营，朱全忠势力急剧膨胀，不但控制了中原地区的大量地盘，而且在东都小朝廷中布满了心腹。他急于改朝换代，对于那套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的传统程序很反感，妄图一口吃成胖子。蒋玄晖、张廷範等人朝夕宴聚，为他谋禅代事，他反而认为他们故意拖延，是为了使唐朝苟延残喘，甚至伺机复兴，于是把他们杀掉。
天祐四年（907）伊始，哀帝两度派御史大夫薛贻矩赴大梁向朱全忠宣布禅位的事，又让宰相、百官致函劝说朱全忠接受禅让，朱全忠假惺惺辞让一番。三月，哀帝下达御札禅位于朱全忠，派出官员充当册礼使、押传国宝使、押金宝使，由他们率百官备法驾赴大梁。四月，朱全忠在大梁金祥殿即皇帝位，改名朱晃，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以大梁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废除故西京长安。哀帝被封为济阴王，幽禁于曹州（治今山东省菏泽市南），次年被毒死，谥为哀帝，后唐时改谥为昭宣帝。
唐代洛阳的文化活动
科举活动
科举制创始于隋代，但由于隋朝短促，它的完善和程式化便不得不在唐代完成。科举制分为常举和制举两大类。常举主要有明经科和进士科，一般固定在春天举行。制举则是皇帝根据实际需要临时设立的一些科目。科举活动主要在京师长安举办，洛阳作为唐朝东都和武周神都，也有一些科举活动。
武德二年（619），唐高祖下《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诏》，有“八卦初陈，九畴攸叙”句。八卦即河图，九畴即洛书，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滥觞。时下学术界把河图洛书说成是河洛文化的先声。周公主持建都洛阳，制礼作乐，诏文把他和孔子并称二圣，在长安国子学立庙祭祀。尽管唐太宗初期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但科举制以周孔之教为理论核心的做法却不曾改变。这可看出科举活动与河洛文化的关系。
贞观元年（627），长安米贵，太宗始分人在洛州举行科举选拔，从此拉开了洛阳科举活动的序幕。贞观十一年（637），他在洛阳宫诏令河北、淮南诸州长官，搜访本地各种人才，包括孝悌淳笃、兼娴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治体、可委字民，志行修立、为乡里所推者等等，提供驿车送至洛阳宫，破格提拔。但这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制举。贞观二十一年（647），他下诏次年二月东赴泰山封禅，后因河北闹水灾而取消，前令选举人赴洛阳宫，依然到长安结集。这是洛阳一次落空了的科举活动。
唐高宗时期，洛阳的科举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显庆二年（657），高宗初幸洛阳，下诏选拔武将，刘仁亶中第。龙朔二年（662），在洛阳设置国子监，以满足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子孙上学、应试、入仕之需。上元元年（674），他又幸洛阳，年底武则天建议明经科按照策问《孝经》《论语》的办法加试《老子》，次年高宗批准，并推广到进士科考试中。虽然武则天建周后取消了这一做法，但唐玄宗时又发展成为道举，可见洛阳对此事的奠基作用。制举须皇帝亲自过问，调露元年（679）十二月，高宗在洛阳武成殿接见岳牧举人（身为地方官的制举考生），问天阵、地阵、人阵是什么意思。武陟（今河南省武陟县）县尉员半千答道：兵书多说天阵指的是星宿孤虚这一类天象，地阵指的是山川形势的利弊，人阵指的是军队排列阵势时的主次和配合，自己以为不然。师出以义，如同及时雨，得天时，这才是天阵。兵士只有粮草充足，才能打胜仗，因而须一边从事军事活动，一边利用战争的间隙从事农耕生产，以得地利，这才是地阵。三军使用兵士，如同父子兄弟，得人利，这才是人阵。这三者若不具备，靠什么克敌制胜？高宗对这个说法非常欣赏，把他以上等名次录取。次年，高宗又在洛阳批准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关于明经、进士加试帖经（儒经经文填空考试）的建议，此后遂成为制度。可见科举制一些做法的创立成型，与洛阳有关，是河洛文化的新内涵。至迟在这一年，洛阳已举行常举考试，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陈子昂来应进士举，曾写下《落第西还别刘祭酒高明府》等诗。
武则天执政后把政治中心稳定在洛阳，负责贡举的机构因而固定在洛阳，没有必要在常举时间远赴已被冷落起来的长安去主持考试，常举、制举都在洛阳举行。垂拱元年（685），武则天刚临朝称制一年，策问进士时，就批评前代轻视中土，弃洛阳而不就地营建都城，还以《九河铭》为试题。九河是黄河下游诸多支流的总称，而洛阳北的孟津是黄河下游的起点。从此，武则天年年在洛阳举行科举考试，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首先，武则天把科举活动同执政柄革唐命紧密结合起来，以考察舆论，收买人心。她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之初，策问时就自称为“朕”，说金木水火土五运因循替代，英明的国君乘时革命，还多次以“周”“汉”对举。她后来改唐为周，固然有其父曾封为周国公的因素，然而她的心迹可以说由来已久。应试者的对策，口径不一致。皇甫伯琼称她为“圣母皇帝陛下”，歌颂她居于权力的顶峰，远在开天辟地时期的女娲和周室姬姓天子之上。但不少人口气很谨慎。吴师道称她为“皇太后陛下”，张说说她“母临黔首，子育苍生（以圣母的身份，像对待儿子一样，统领和抚育百姓）。”可见立即改朝换代，条件还不成熟。她于是考虑收买人心。垂拱四年（688），她广泛搜罗所谓被埋没的贤才，各地近万人来洛阳应制举。她到洛城南门楼亲自临试，还把最好的答卷复写很多份，颁示给各地朝集使和外宾，向中外炫耀大国以获得贤才为最得意的事情。载初二年（690）二月，她在洛城殿策问贡士，数日才完毕，开贡士殿试的先河。不过，这只是在宫殿里行吏部考功员外郎之事，与后代省试之上的殿试做法不同。她称帝年余，又接见各地贡士，不论贤愚，一律提拔授官。长寿二年（693），有人上书指出：“近年来各地所贡物品，元旦都陈列在御前，而贡士却在朝堂列队拜谢，这是贵财而贱义，重物而轻人。请陛下元旦接见贡士，让他们处在贡品前面。”她采纳这一建议，表示出对人才的尊重。这些做法实际上突破了武则天参政夺权的狭隘目的，使科举制发扬光大，增大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
其次，武则天注意调整儒释道三教关系，突出儒学的经世致用功效。她当初建议科举加试《老子》，说老子是皇室的始祖，《老子》一书是圣教，这有媚唐的成分。改唐建周后，她便调整政策，长寿二年（693）令贡举人学习她自己编的《臣轨》而停试《老子》。《臣轨》是当臣子的行为准则，是儒家的君臣关系规范。她因佛教制造理论依据而登极，但对佛教偏重于利用，从属于世俗利益，并非一味偏袒。长寿三年（694）制举策问试题说：“佛教僧侣良莠参杂，若令拣择淘汰，担心有损佛教宏大的规模，但为了施行王化，请问究竟如何处置才好？”薛稷答道：“对于混入僧籍中的不良分子，应让他们自新、还俗。国家应控制佛教的发展，提倡在家出家当居士。”这体现了国家对宗教的管理。这样，儒学在科举活动中的地位便牢不可破，用以熏陶、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
复次，武则天首创武举，拓宽了科举制的领域。长安二年（702），她在长安下令各州练习武艺者，每年按明经、进士例举送，成为常举中新设的一科。次年，她回到洛阳，武举的具体实施便在洛阳进行，成为河洛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武则天强调和发挥了河洛文化的主导作用。垂拱四年（688）制举策问就定都于神都一事征求意见，应试者纷纷称颂洛阳和河洛文化。张说答道：陛下据守河洛形胜宝地，定都洛阳，是英明的决策。古代的圣贤都是这么做的：“轩后（轩辕）鱼图之水，建邦设都；周公龟墨之地，考堂作室”。证圣元年（695），孙嘉之进士对策又说：“自龙马出河，爰分八卦（河图）；灵龟荐洛，乃见《九畴》（洛书）。文字以兴，典谟斯起。”在武则天的提倡下，公卿百官争相以文章跻身仕途，父教其子，兄教其弟，选定进士出路蔚成风气。这是武则天时期河洛文化的新内涵，影响中国政治生活长达一千余年，其支配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唐玄宗时期，在洛阳有不少科举活动。开元元年（713）十二月，他在长安派黄门监魏知古、黄门侍郎卢怀慎赴东都洛阳分管选举事宜。开元五年（717），他诏令各州所贡明经、进士考生赴长安后，应组织起来到国子监拜谒先师孔子像，学官为他们讲解儒经，解答疑问，五品以上的朝请官和朝集使前往观礼。开元二十四年（736），举子和主考官闹纠纷，玄宗诏令主考机构由吏部改为礼部，官员由吏部考功员外郎改为礼部侍郎充任。这些制度在长安施行，但当时玄宗是在洛阳下的诏令，因而洛阳是这些制度的出台地。玄宗还多次在洛城南门楼亲试制举人，有文藻宏丽、贤良方正、武足安边、高才沉沦草泽自举、智谋将帅等科。他还在洛阳为《孝经》作注，颁行全国。
唐代宗在吐蕃深入京畿时东避陕州，曾考虑迁都洛阳，因郭子仪等人谏阻而罢休。礼部侍郎贾至鉴于时艰岁歉，奏请应举士人分赴两都考试，与代宗重视洛阳的想法合拍，因而予以批准。永泰元年（765），置两都贡举，贾至改授尚书右丞，主持长安贡举，洛阳贡举由礼部侍郎杨绾主持。后来长安贡举由礼部侍郎负责，洛阳贡举则由东都留守负责。两都试题不同，如大历九年（774）长安试《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诗》，洛阳试《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洛阳考试时间晚些，有时会放到年底。有一年，十一月下旬考杂文，十二月三日在天津桥放榜。但考试格式一样，诗赋都限定韵部和字数。这样实行了十一年，到大历十年（775），礼部侍郎常衮上疏，以为常举和制举不同，应该按照已有规章制度谒见有关部门长官、先师孔子像和皇帝，在洛阳无法做到，建议取消洛阳贡举，贡士一律集中到长安考试。代宗批准，从次年起，停止了洛阳的常举活动。
高宗在洛阳设置的国子监，和长安的国子监分别称为东监、西监。后来，洛阳又设置了国子学、太学、四门馆、广文馆、律馆、书馆、算馆和崇玄学等，但设于何时，史籍不详，仅知玄宗时已有，可能由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学校继承而来。元和二年（807），唐宪宗规定两都崇玄学以外各学馆生员的人数，洛阳少于长安，这是洛阳官员子孙少于长安的缘故，但保证了常举各科的生源。同年，宪宗诏令东都留守赵宗儒权知吏部事，负责洛阳的选事。
大和元年（827）七月，唐文宗又下敕在洛阳置举。八月，礼部奏请长安国子监、宗正寺（管理李唐宗室）和鸿胪寺（管理外族）的举人，等洛阳举人考试完毕来长安时一并考试。于是，次年春由礼部侍郎崔郾在洛阳主持考试，试题为《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体现了地方特色。这次，长安人杜牧考中进士，立即赶回长安，又考中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他在《赠终南兰若僧》一诗中得意地自吹为：“两枝仙桂一时芳。”但这次洛阳贡举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坚持下去。
唐代洛阳最后的科举活动是在朱全忠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和立幼主唐哀帝期间。天复四年（904），昭宗在洛阳诏令各地官吏察访举荐怀才抱德隐遁山林和武艺绝伦湮沉卑贱者，许诺将待以不次之位，但昭宗既然已经自身难保，许诺则完全失去意义。当年，朱全忠杀昭宗立哀帝，从次年起直至唐亡，连续三年在洛阳开科取士。这名义上是唐朝皇帝在选拔人才，实际上是朱全忠在分化组合势力，演习显示自己的实力。他曾奏称高第进士刘匡图是河中镇判官刘崇之子，他的录取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议论，建议礼部取消其资格，礼部只好照办。不过，我们抛开政权更替的内容不管，依然能看到洛阳和河洛文化与科举活动的密切联系，是与唐代相始终的。
宗教
佛教
佛教事迹
佛教在唐代已经不再是纯粹出世的方外力量了，而是积极入世，为封建政权服务，接受国家管束的力量。
武德四年（621），割据洛阳的王世充势力最终被秦王李世民平定。在平定过程中，嵩山少林寺僧人协助唐军作战，擒拿凶孽，维护统一，因而得到一千段绢帛的赏赐，昙宗等僧人还被封为大将军。僧人介入朝廷的军事行动，这是首例。
隋末唐初，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境内）僧玄奘崭露头角。他少小时随二哥长捷法师在洛阳净土寺诵读佛典，由于学业优异，被隋朝官府特许度为小沙弥；后来云游四方，发现佛教说法歧义，决心西游天竺（印巴次大陆），寻根问底。他遍游西域、天竺后，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初七回到长安，半月后奉诏赴洛阳宫，二月初一在仪鸾殿受到唐太宗的接见。太宗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动员他还俗当官，同赴辽东战场，但他不肯染指俗务，更不肯介入民族间的战争，坚决谢绝。在关于西行经历的问对中，太宗发现他的经历超过了西汉张骞通西域的凿空之举，所见所闻是史籍从未详细记载过的，因而希望他敷演成文，把西部陌生的世界介绍给世人。他请求住进家乡东南的嵩山少林寺，从事翻译由天竺取回的佛典，未获允准，便于三月初一从洛阳折回长安。次年，由他口授，弟子辩机执笔，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上呈太宗。显庆二年（657）二月，唐高宗巡幸洛阳，他陪同前往，被安置在西苑中的积翠宫从事译经。九月，他再次提出住进少林寺，依然未获允准。他在长安大慈恩寺译经，弘扬法相学说，为弟子窥基创立法相宗奠定了基础。他是中国佛教四大译师之一，共译出76部1347卷，比其他三位译师鸠摩罗什、真谛、不空所译总数还多。
在武则天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佛教徒加以配合，大造舆论，用游谈无根、无从验证的前世来世说同儒家政治伦理体系对抗。天授元年（690），薛怀义等九位洛阳僧人利用前代译本编造成一部《大云经》，说武则天前世是男身菩萨弥勒，从佛授记（释迦牟尼佛对发愿修行者授予未来成果作佛的预记），将继承释迦牟尼佛而成为未来佛；现在为了解救受苦受难的众生，故意变现为女身，是净光天女，下生世间当转轮圣王。武则天的困境终于解除，于是下制颁布《大云经》于天下，革唐命建周朝，当上皇帝。洛阳、长安两京及各州皆立大云寺一所。九位僧人封爵县公，并依照相应级别官员的服色佩饰，赐给紫袈裟、金鱼袋。在洛阳立佛授记寺。武则天接受群臣所上的四个尊号都有“金轮圣神皇帝”字样，其一还冠以“慈氏越古”四字，慈氏即弥勒的意译。本来，李唐皇室自称是道教祖老子李耳的后裔，奉行道先佛后的政策，武则天因佛教为自己改朝换代开辟道路，便调整为佛先道后。洛阳弘道观道士杜乂看风使舵，弃道入佛，被武则天安排到佛授记寺，赐给法名玄嶷，意为道士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并特赐夏腊（僧龄）三十年，使这位新手顿为老成，得以提高地位。官寺统一命名，僧人赐爵赐紫赐夏腊，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长寿二年（693），南天竺僧达摩流支（意译法希）在佛授记寺译出《宝雨经》，是该书的第三个译本。这个新译本加了这样一段情节：东方月光天子乘五色云来到佛前，佛说：“你本来是一位菩萨，现在以女身下凡，到摩诃支那国（中国）当自在主，君临天下，正法教化。”武则天极为高兴，替达摩流支改名为菩提流志（意译觉爱）。证圣元年（695），义净游学天竺25年后回国，带回梵本经律近四百部。武则天到上东门迎接他，把他安排到佛授记寺译经。此外，天竺僧宝思惟、慧智，于阗（今新疆和田县）僧实叉难陀，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血统的中国籍僧法藏等等，都在洛阳译经。《华严经》新译过程中，法藏担任笔受，武则天多次到译场视察，施供食馔。在武则天的支持下，法藏在洛阳创立了华严宗。《华严经》中有位菩萨叫贤首，武则天特赐法藏号贤首，故华严宗又称贤首宗。
圣历二年（699）十月初八，新译《华严经》告蒇，佛授记寺的僧人请法藏讲解经义，武则天令当月十五日开讲。到腊月十二日夜晚，法藏讲到《华藏世界品》的“海震动”说法时，突然发生强烈地震，寺院、讲堂发出震吼之声。听众从未见过这种情况。该寺僧人作为喜讯向武则天上疏汇报。按照古代的天人感应说，上天常常因朝政失误而降生各种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这时，臣子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和指摘时弊；皇帝也会下罪己诏向全国承认错误，同时降低膳食标准，撤销歌舞观赏，到监狱讯察囚犯是否冤枉，避正殿而到朝堂坐朝，减免赋税，施行仁政。这无疑是借助于上天的权威，对皇权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使皇帝有所收敛，成为时政改弦更张的一个契机。十多年前，有人借新丰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地壳变动冒出一座山，上疏批评武则天以女主处阳位，导致山变为灾，应该侧身修德，还报上天的谴责。这次洛阳地震，本来又是一次批评武则天的机会，但因为法藏讲经讲到“海震动”，反倒被看作是吉兆瑞应。武则天对僧人的上疏御笔批答，说地动山摇是六道众生为如来佛降福而欢欣蠢动所致，自己普普通通，岂敢担当这种祥瑞。僧人提供的外域佛教文化，使武则天同中国传统文化抗衡，顺利地避开了窘迫的境地。
同时，武则天还请法藏来宫中为自己讲解新译《华严经》。这部佛经义理深奥复杂，她听后茫然不解，法藏就以殿前的金属狮子为教具，撰写千字短文《金师（狮）子章》来加以开导。这一直观教学使艰深的义理变得径捷易懂，武则天遂豁然开悟。例如：华严宗把宇宙万物称为“色”，认为色非实色，即所谓事物是由因缘条件和合而成的暂时的假有，虚幻不实，没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它又把宇宙万物的本体称为“空”，即所谓真如佛性，认为空非断空，即真如佛性不是绝对的空，而是湛然清净、超越时空的实有，但它必须通过事物的假有来体现自己的实有。既然事物和本体互相融通，互不妨碍，那么也就是色空无碍。为了说明色与空的关系，《金师子章》就以金质比喻佛性——空，以狮子相状比喻事物——色，说：“师子相虚，惟是真金。师子不有，金体不无，故名色空。又复空无自相，约色以明，不碍幻有，名为色空。”秘密隐显俱成门是华严宗十玄门之一，以为事物有色和空两重内容，人们看到假有的一面而看不到假有所体现的实有这一面，假有显而实有隐；人们看到实有的一面而看不到假有的一面，实有显而假有隐。虽然或隐或显，但隐显二相，同时成就（存在）。《金师子章》解释道：“若看师子，唯师子，无金，即师子显金隐。若看金，唯金，无师子，即金显师子隐。若两处看，俱隐俱显。隐则秘密，显则显著，名秘密隐显俱成门。”
法藏很善于利用教具，由此及彼，由浅入深，进行直观教学。为了说明事事无碍法界这一命题，即事物之间圆融无碍的关系，他概括为因陀罗网境界门。他为武则天和那些理解力低的人准备了十面镜子，安放于八方上下，镜面相对，各距一丈，中间安放一尊佛像，由一支火炬照耀。于是，每面镜子中都重叠现出佛像，以及其它镜子映现佛像的样子。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明白了这一佛教原理。
华严宗的理论经法藏在洛阳译经、著述、宣讲而发扬光大，对后来统治中国长达八百年的程朱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直接的启发和推动作用。程颢程颐兄弟是北宋洛阳人，他们完成的理学又称为洛学。从其学说产生地来推究学术思想渊源，可以说法藏之于洛阳，其影响和作用并非及身而已，而是绵延于后世，支配着后世。
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武则天在洛阳举行盂兰盆会。盂兰盆会是依据佛教故事，结合儒家孝道，而举行的国事大典或民间活动。《盂兰盆经》说：佛的大弟子目连用天眼看见自己的先母在饿鬼道受着饥饿的折磨，如处倒悬，就向佛请教解救的方法。佛让他在七月十五日设盂兰盆，盛上百味食品，供养各方前来的僧众，僧众便会做佛事对亡者加以超度。这样，借助于众力，使自己的七世以来祖父母在六道轮回中脱离饿鬼道，升到人道、天道享受清福。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开始设盂兰盆会，以后逐渐成为风俗，称为中元节或鬼节，旨在超度祖宗，报答祖德。这一次，武则天头戴通天冠，身佩玉玺，站在洛城南门楼上，主持仪式。百官肃穆地面北伫立，再拜称颂道：“圣人的德行，以孝道为至高无上。”
久视元年（700），武则天77岁，妄图延年益寿，听说荆州当阳山（今湖北省当阳县境内）玉泉寺禅僧神秀年逾九十，依然精神矍铄，于是派遣使者前往迎请他来洛阳。神秀进入宫殿见皇帝，不是像世俗人那样趋走跪拜，而是乘肩舆（轿子）跏趺而坐（禅定姿势），武则天反而对他行跪迎礼，拜他为帝师，时时问道，安排在内道场中，厚加供施。长安年间（701-704），武则天指示在佛寺创设悲田养病坊，由僧人负责社会慈善活动。
长安四年（704）腊月，在长安大崇福寺担任寺主的法藏，供奉于洛阳内道场，建置华严法会。他向武则天谈起自己年青时曾烧炼一个手指头，作为自己身体的替代物，供养岐州（治今陕西省凤翔县）法门寺舍利塔，那里珍藏着一截阿育王所分发的佛手指骨舍利。武则天于是命一位宰相同法藏一起前往法门寺迎请这截佛指骨舍利。她这时82岁，已卧病数月，此举无疑是想借助于法藏，乞灵于佛教，以求康复。法藏到了今陕西省扶风县，在舍利塔前行道七昼夜，请出舍利，次年正月十一日送至洛阳。武则天命王公百官和洛阳的善男信女都制作精美华贵的幡华幢盖，由太常寺演奏庄严的乐曲，将舍利迎至明堂。正月十五日，武则天请法藏捧持舍利，为自己祈祷，但病情未见好转。七天后，张柬之发动政变，法藏积极参与，逼迫武则天还政于唐中宗。
神龙二年（706），号称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的神秀，在洛阳天宫寺逝世。唐中宗册谥他为大通禅师，遵照他的遗愿，归葬当阳山。中宗登上龙门山，目送灵柩在太常寺演奏的悲切的鼓吹声中缓缓南去。神秀和慧能原来都在禅宗东土五祖弘忍门下学道，两人见解不同。慧能到岭南创立了禅宗，主张单刀直入，顿悟成佛，不立文字，不坐禅，是所谓教外别传，称为祖师禅。而神秀继承北魏时来嵩岳少林寺的南天竺僧、东土初祖菩提达摩以来的禅法，主张坐禅诵经，渐悟成佛，这是藉教悟宗，称为如来禅。为了区别，慧能一系的禅宗称为南宗，神秀一系的禅学称为北宗。由于传统的因素，在以两京为中心的北方，特别是嵩洛一带，北宗依然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直到开元八年（720）以后，慧能的弟子神会在洛阳大行禅法，南宗才在北方得以弘扬，取得与北宗并驾齐驱的资格。神秀的弟子义福、普寂在洛阳传道多年，为朝野所重。开元二十四年（736），义福去世，唐玄宗册谥他为大智禅师，葬于伊阙北。当时有数万人送葬，中书侍郎严挺之身着丧服，送到龛所。三年后普寂去世，玄宗册谥他为大照禅师，洛阳倾城送葬，闾里一空。河南尹裴宽全家人徒步出城，服丧哭临，甚至妻子儿女一直送葬至嵩山。
盛唐时期，在佛教方面的中外交流更加频繁。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天竺僧，在玄宗开元年间来华，号称开元三大士。他们都来过洛阳，前二人都葬在龙门（伊阙）。他们创立了密宗，不用正常的语言和逻辑谈论佛教问题，而用所谓咒语真言。开元十二年（724），善无畏随玄宗来洛阳，奉诏在大福先寺译出《大日经》，是该宗的主要经典，嵩岳僧一行笔受并作疏。善无畏、金刚智都曾在洛阳奉诏以咒语祈雨。据《宋高僧传》记载，一次旱情严重，善无畏盛了一钵水，以小刀搅动，念咒语数百声，钵中出现一条如同手指大的龙，露出水面，又潜伏钵底。善无畏边搅边咒，钵上升腾起一团白气，像一匹素绢翻空而上。接着，阴云密布，风雷大作，倾盆大雨，随之而下。他还在邙山见到一条巨蟒，叹道：“这东西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