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已经是午后了，三天没有人住的房间积满了灰尘。我赶紧打水清洗，将桌面、床头、窗台和地擦得油光锃亮。然后坐在吊扇下读书、听音乐、写日记。一只老鼠忽地从我的脚背上蹿过去，把我吓了一大跳。我的眼前出现了念中学的时候，一大群同学来我家捉老鼠的情景。那时我家的老鼠可真多，总是消灭不完。其中一个男同学在帮我家捉到两只老鼠后的第二天，忽然地跳河溺水自杀了。据说原因是他那天回家翻到了他母亲的日记，知道自己是私生子，是母亲被人轮奸后生下的他。他是我们全班男同学当中与我最接近的一个，他的死无疑使我精神崩溃，使我非常消沉沮丧。我就在那时学会了抽烟，当然我只是偷偷地抽，没有什么瘾。父母从来不知道我抽烟，更不知道我十七岁的内心有一种被撕裂的痛苦。
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是一只老鼠唤醒了深埋在我灵魂深处的那个遥远的记忆。虽然那记忆已被残酷的时间模糊了不少，但想起来依然让我感伤。
8月1日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武林广场上飘满了五星红旗，军人的节日令我格外兴奋。它总使我想起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使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战争的日子我一天也没有体验过，但做一个女兵倒是我从小一直梦寐以求的。
我有点神经兮兮地唱起了毛泽东的语录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唱着歌儿走进报社，在走廊里遇见豆豆。她扎着马尾巴，穿着一条藕荷色印花双绉连衣裙，看上去年轻得像个大姑娘似地亭亭玉立。她见到我说：“嗨，苏艺成刚才传达室有一个女人找你，你见到了没有？”
我说：“没有。”
她说：“你去传达室看看吧！”
我走到传达室，一眼就看见下岗女工徐建萍正在与传达室老张说：“我进去找一下苏记者，一会儿就出来。”可老张固执地说：“要拿出证件来登记，否则不能进去。”
徐建萍见了我像见到亲人似的，拉着我的手说：“我的丈夫和敬老院的领导都看见你给我写的文章了。敬老院的领导还说要给我发工资呢！我丈夫很高兴，他的同事看见他说，你的老婆上报了真不简单。”
我看她那高兴的样子，非常安慰。我说：“去我的办公室坐坐吧！”她说：“下回来坐。我今天是来约你中午上我家去吃饭的。我丈夫今天休息，他说要好好谢谢你。”
我说：“不客气，以后再吃吧！”可她说：“已经都准备好了，就等你这位贵客。”
我答应了她。她满意地先走了。
临近下班的时候，我又找出来5份载有我文章的《现代旅游报》给徐建萍送去。我对山子说：“我有事先走了。”说完我从抽屉里取出一面小圆镜子，抹了一点口红又喷了一点法国巴黎4777牌的香水。仿佛我要去约会似的，山子睁大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不无醋意地朝我挥挥手，我也冲他挥挥手。
我一进徐建萍的家就看见客厅的餐桌上，已摆着几盘冷菜。地上堆着五六只西瓜，和一箱啤酒。我把报纸递给徐建萍时，她有些羞怯地笑笑说：“谢谢你。我丈夫正想去邮局买几份，送给亲戚朋友看看。他的虚荣心比我都重。”
我说：“这不是什么虚荣心，这是他爱你的表现。”她听了哈哈笑起来，她说：“我知道他爱我，只是他总不明白该怎么爱。我们经常吵架就是事实。”
“吵吵闹闹一辈子才是真实的夫妻呢？”我说，“你们不管吵到什么地步都离不了婚的。”
她点点头，说：“这倒也是的，毕竟两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心。无论有爱情还是没爱情，人总要过完一辈子的。只是有些人过得好些、顺些，有些人过得差些、磕绊一些而已。”徐建萍说到这里，门铃响了。她丈夫带着女儿回来了，徐建萍迎上去拉着女儿的手说：“到哪里去玩过了？”
他们的女儿依然坐在我身边。小女孩没有像上次那样给我一只布娃娃，而是塞给我一把大白兔奶糖，然后要我快吃快吃。于是，午餐就在徐建萍夫妇的频频举杯和感谢声中结束了。
后来我从他们家出来时，他们夫妇俩一直把我送到楼下。我与他们握手话别时，忽然有一种悲哀。我想爱情、婚姻将会给我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
8月4日
父亲的来信中附上了几张种植场的柯达彩照。那是小叔父承包的一个种植场。那里粗壮的老桐树荫庇着布局散乱的仿佛像19世纪中期西方的农舍。我的乡愁一下子落在了痛苦的刀刃上，我又重读了两遍信，心中遥想舒适的农舍和草坪，直到它们变成了一片乳白的田园薄雾。我想这是过度曝光的结果吧。尽管这封信牵动了我的心，同时也具备，从实惠上说，很有说服力的逻辑，但我意识到必须谢绝父亲的邀请。如果我还没借调到报社的话，那么我会抓住这个机会回家乡与小叔父一起管理种植场，过一种田园般的生活。但今非昔比，我现已在报社工作，已愉快地与周围的环境和谐起来，所以只好给父亲回复一个遗憾的不字。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正在计划写的一个小说，我的小说总是对病态的主题感兴趣。比如：自杀、强奸、谋杀、战争、婚变、奴役。我家乡庆元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似乎都强烈地要求我把它们再现在纸上，我无法控制把它们写下来的冲动。于是，我坐下来胸中奔涌的创作力使我一口气就写下了三十张信纸。我从来都不是个快手而且这次也不例外，我不得不费尽心机地挑选词语，权衡节奏，也为语言的微妙处头痛。然而，我这时不知怎的被无畏的自信驱使，欢快地写下了生动的人物和逼真的气氛，好像在我眼前展开一卷潮水般湿热的彩色立体电影胶片。我激动极了，驼着背伏在书桌上，口中优美地念念有词，像一位痴心的追求者，拼命地劳动对自己的人生价值充满信心。
8月5日
昨晚忽然高频率耳鸣了。今早去医院做了电测听，声阻抗，拍了内听道片仍未确诊。浑身乏力、虚弱。一个人生病时方能反思很多事情，看破红尘。
人生是多么的令人疲倦。下午两点我躺在床上翻看一本画册，池青青打来电话，她劝我不要神经过敏，要放松自己的精神保护好身体。可是放下她的电话，我不知不觉地又伤感又虚无又恐怖起来。我想艺术是一种残酷。艺术家在对艺术的探索中越是执著、激动、勇往直前；同时也就越是疲惫和绝望。所以，在艺术的路上奔跑的人是幸福的，而掉进艺术网里面去的艺术家则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接受着生活和艺术的自虐与残酷。
晚上在电视上看了重播的举世瞩目的第26届奥运会在亚特兰大的开幕式。开幕式谈不上很壮观，但却独特新颖。
看完开幕式觉得睡觉还早，我就边吃零食边看《蒙田随笔》。这是一本刚刚早上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新书，由梁宗岱、黄建华翻译。其中蒙田在一篇题为《论想象的力量》的随笔中，一开始就引用了当时的学者们所认为的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这一句话。接着他说：“我是很容易感受想象的威力的人。每个人都受它打击，许多人还被它推倒。我的策略是避开它，而不是和它对抗。”蒙田的生活时代距今已有四五百年的时间，我非常羡慕他生活在一个充满想象的现实里，散发着自由的气息。
8月6日
耳鸣未好，却又患上了重感冒，39度的高烧使我整整在床上躺了一天。我给山子打了个电话请病假，他却急得要来看我了。我连忙说：“不用，不用。”可他不到15分钟还是来敲门了。不过这种时刻，我心里是愿意他坐在我床边谈谈天，感觉会很温馨。
从桐庐回来后，山子一直忙着征文评奖的事。他要把外地的著名作家请来杭州，颁奖完了还要带评委和获奖者去鲁迅的故乡绍兴玩。我算了算时间，我们去桐庐采访的那篇报道应该见报了。可山子说他走得匆忙，忘了带一份来给我看看了。
这会儿他俯下身来在我的额头吻了一下，忽然他说你热度很高我要带你去医院。我摇摇手，他一声不吭地把我拦腰抱起来，一步步地走下楼去。我还是第一次让山子这样抱着我，我感到宁静、温暖。我蜷缩在他的怀里，轻轻地嗅着他身上散发出的一股男人的气味。这气味令我迷醉，令我非常真切非常深邃地根植在心里。我们坐上了一辆桑塔纳“的士”，我靠在他身上，驾驶员为我放了一支音乐。那是一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我非常崇拜贝多芬，我以为他是一个集各类冲突和相反性格于一身的大怪杰。他既能写出《致爱丽丝》、《致遥远的爱人》那样温柔委婉的乐曲，又能作出《英雄》、《命运》那样浩气长存的绝唱；既是一个仁厚博爱的“宇宙公民”，又是一个爱的渴求者，又是一个无妻无嗣的老鳏夫；既是聋子又是乐圣。这种冲突性构成了贝多芬的个性，不平衡状形成了他的生命状。此刻，我在《致爱丽丝》的音乐声中，完完全全地安静了下来。
驾驶员把车子开得飞快，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一种缱绻缠绵的全新感受攫住了我。我看见山子他用那种安详温和的目光端详着我，我顿觉热血沸腾起来。
在医院里掉了两瓶点滴，退烧了，只是虚弱。山子充满激情而又小心翼翼地把我接进他怀里，好像我是一只花瓶，稍一用劲就会破碎似的。他在我的眼睛上额头上耳朵上和鼻子上轻轻地吻着，我们这样过了多少时间谁也说不清楚。直到夜幕深沉，天空缀满明亮的繁星，山子才离去。山子离去后我又重新陷入孤寂，我忧心忡忡，生怕有一天我的双耳被鸣叫得听不到一丝声音，成了一个真正的聋子。
8月7日
早上醒来，我感到特别不对劲，浑身上下每块骨头和每处肌肉都疼得厉害。我好像对上帝一往情深，我又想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罪恶与美好组成的世界。但我怎能辜负沈医师与池青青对我的希望呢！
池青青在忙什么？大约有十天没见着她了，还有那个周树森以及画家里安和他的新婚妻子安峥。池青青的这些朋友风格迥异，尤其是那个周树森与众不同，好像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
起床后我为自己烧了一碗鸡蛋面，一边吃一边想起举世瞩目的第26届奥运会，这些天正硝烟弥漫在亚特兰大的上空，就赶紧打开电视机。这时体育台中国柔道72公斤以上级女选手孙福明和古巴名将埃·罗德里格斯正在进行决赛。我看柔道不专业不狂热。从前几次奥运会上的柔道比赛，我基本是看两眼就不看了。也记不住选手与名将的名字。但是这次不同了，这场比赛让人感到多么紧张啊！一个是有着赫赫战绩的上届奥运会银牌得主，一个是初次参加奥运会的新选手。她们厮杀得异常激烈，我的心被越提越紧，肯定会有个精彩的背负投的预感一分一秒地浓烈起来。果然，来了！就在那最后的一瞬间，孙福明以一个漂亮的背负投，将古巴名将埃·罗德里格斯制服。我不禁猛击一掌，失声叫道：“哇，胜利啦！”后来，我看第一枚金牌的五星红旗，在美国南方亚特兰大这座城市升起时，心情格外激动、振奋和感到扬眉吐气。
我的情绪十分地好了。
看完电视，我匆匆地赶到报社去，一天不去我就很想念那里了。然而，编辑部里一个人都没有，山子、沈政、汪非他们都去了哪里？我渴望见到他们，无疑于汗流浃背时企盼一杯冰镇果露。于是，我坐下来看一大堆来稿，无意间看到了李梅的来信。李梅说，他丈夫前几天出了车祸，虽然生命没有危险，但左腿残疾是肯定的了。我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吁了口气，我想那个总与我聊商场上的事，总喜欢奉承与迎合我的人，怎么忽然间就成了个残疾人呢？
真是世事难测，灾难从天而降。我沮丧了起来。我为什么要沮丧？可我真的无法不沮丧。山子、沈政、汪非一上午都没出现在编辑部里，中午我从邮局回来仍然不见他们。他们究竟干什么去了呢？
我坐立不安地到新闻部找豆豆，豆豆见到我惊奇地说：“你们部里的人今天不是去绍兴吗？你怎么没去？”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8月7日是陪获奖作家和评委去绍兴游玩的日子，山子不通知我一定是因为我生病的缘故吧！
从豆豆这里回到办公桌前坐下不到5分钟，豆豆袅袅婷婷地走到我面前说：“陪我出去走走，透透新鲜空气。”于是，我们来到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们走进一家商场又一家商场，最后我有点厌倦地说：“去西湖边吧，湖边比商场安静。”
8月8日
昨天豆豆告诉我他们部里的余斌刚刚评上副高职称，却要去开饭馆，他的店堂在武林门，装潢得很俗气，与余斌毫不相称。而另一个女编辑唐小莉是报社唯一的硕士生，却整日面壁，一言不发，对一切视而不见；谁也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豆豆说，这是一个难以捉摸，高深莫测的人。还有一个58岁的老程，一心想评个高级职称，结果没评上情绪一落千丈，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
从我借调进报社的这一个多月来看，报纸其实每天都差不多，上面布满了不灰不红不蓝不白的颜色，从头到尾都是一些似曾相识却又不知所云的图案和文字，许多人面呈疲惫之色，许多人渐渐懒散，搓麻将的声音在这个夏天像知了一样鸣响不息。我的思维开始有些混乱，神情日益飘忽。我想我还没有真正调进报社，说不定某一天领导忽然就解聘我了。那时我无职无业就要像周树森那样做了流浪人。我的一切将混乱不堪。
黄昏的时候，我见到了周树森和池青青。周树森依然穿着一身黑色，看上去像个美国西部牛仔郎。池青青则变换了打扮，穿了条黑色超短裙和一件黑色真丝短袖衫，脸上化了淡妆，看上去年轻得像个女孩。我见到他们时正目光苍茫神情忧郁地在散步，样子一定像个失恋的人。
池青青说：“我们出去逛街，达琳这几天在外婆家，我就轻松了。”
我点点头。我的目光与周树森的目光相撞了5秒钟，但我们依然半句话也没说。我只是心里在想，他们那副悠闲自得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吃过晚饭，只等着黑夜来临上床做爱了。池青青问我与山子去桐庐出差，他欺侮我了没有？我说，没有没有，他一个指头也没碰我。池青青疑虑地睁大眼睛问：“真的吗？”
8月9日
汪非今天烫了荷叶头，穿了条碎花长裙，看上去越发又矮又胖了。可她自我感觉良好地问我，是否应该拍几张相片留个纪念。我说，拍几张老起来看看也不错。她听了纠正说，老起来眼睛花了还看个什么，现在拿给爱人看他才会更喜欢我呢！接着她问我是否接触过男人？她的意思我十分明白，就是说我有没有与男人拥抱、接吻、抚摸、做爱，我沉默着没有回答。她又说：“性爱与情爱都和谐了，男人和女人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那你还没有真正进入极乐世界，还没有体会到性爱的乐趣。”
我强调说：“我是不知道。”
她泄气了。她看了看我涨得通红的脸说：“你还是处女？我不应该说这些话让你害羞。”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有男朋友了吧！要没有你看山子这个人能不能做你的男人？山子早就离婚了，你要是同意，我就做红娘。”
我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汪非把墨水瓶弄洒了一桌子。她唧唧咕咕地说：“你嫌他不是处男，还是嫌他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