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还不错的容身之所——幽静的部队家属大院，有岗哨，进出查证件，感觉既安全又神气。房东其实是退役老军人子女，老军人早已离世。房子是七十年代老式建筑，住在一楼，两室一厅。租给我的那间十来平米，月租八百元，季付，电话可以给我用，自己去缴费。
这个烫着卷发的矮胖女人是个人来熟，热情得让人想起搞传销或保险的。她就像走漏风声似的低声说，院里有个军人食堂，分量足，价格低。如果我入住，她可以偷偷给我买饭菜票，就跟我从此可以吃上军饷似的。
当即付一季度房租，当晚就入住，次日就跟出版社的人去了武汉。回京后才发现并不如意。部队食堂虽然分量足但品种单一，味道枯燥，除了那些农村兵，家属没去那里吃的。开饭时间特早，一过八点没早餐了，十一点半午餐结束，五点一到食堂没人影了。这让晚睡晚起的我常常错过早餐，晚上还没睡又饿得眼冒金星，被迫半夜野狗似的出去觅食。
这一对夫妇都是下岗职工，男的和女的都是二婚，各带来一个十多岁的儿子。客厅明为公用，但他们不是整天看电视，就是花几个小时吃一顿饭。一楼客厅光线很暗，为了省电，他们要我始终开门借光，让我非常别扭。常常是你正伏案看书或写东西时，背后的门突然“吱”一声，那个面目邋遢的中年男人幽灵般站在你背后，搭讪两句后说：“这门还是开着吧，凉快。”
“我不习惯电视噪音。”我说。他马上调低音量，可是音量越低，你越是想听清楚，就越是受打扰。
我出门时，他们也要求我别锁门。我数次发现他们私入我的房间，还使用了电话。他们养的那只面目可憎脏兮兮的巴儿狗，也时不时窜进来。有人时，还客客气气将秽物拉在地板上；没人时，它会跳到桌子上，准确地拉在稿子上，明目张胆地宣布你写的东西的档次，让你恨不得给它来个土法肛门缝合手术。
我向主人抱怨，他们哈哈大笑一番，一句话噎得你哑巴了：“嗨，您跟它计较什么啊？”
这对夫妇为了挣钱，将除了客厅以外的所有空间租了出去。这还不够，他们私开后门，在楼房之间的狭小空间私搭了两间简易工棚房，以七百块一间的价格租给两对夫妇，甚至连我房间隔壁促狭的储物间也以五百五十元的价格租给一个小女孩。那个空间宽约一米，长约两米，只有一个狭窄的木板床，木板床的上方还搭几块木板隔断，上面塞满了房东的杂物，一直堆到天花板。上这张床，得弓腰曲背才能进去，活像钻进一只倒置的冰箱或硕大胶囊，转身和坐着都困难重重，只能保持躺的姿势；即使躺着，也觉得胸闷。房东自己一家则睡在阳台特制的高低铁床上，两夫妻睡下面，两个儿子睡上面，其创意匪夷所思。他们家的外地亲戚成群结队而来，就在客厅睡沙发打地铺。这样一来，小小房子里人满为患，嘈杂如农贸市场，又出现了上厕所或洗澡烧开水排队的局面。
这家人在节支方面也不比增收逊色。洗脸水用来洗脚，洗脚水用来冲洗马桶；洗菜水要么用来灌花，要么用来泡脏衣服。这样一来，客厅、过道和厕所里到处摆满了盛脏水的容器，一不留神就可能踢翻，满屋子脚臭，你还得连连道歉，捏着鼻子用墩布清理完毕。无论是你洗脸还是洗衣，这个女人都会碰巧过来笑嘻嘻提醒你别浪费水。洗澡时你刚把身体弄湿了，她就会过来敲门：“别超过五分钟，当心缺氧。”
我几次发作起来，她又马上嬉皮笑脸地上纲上线到环保主义的高度，让你哑口无言。
这家人就像被高强度胶水粘在一起的冤家对头，总为一些鸡毛蒜皮吵得不可开交，严重影响到房客们的工作和休息。连考个中专都吃力的哥俩除了互相瞧不起，还瞧不起各自的继母或继父；老两口除了互生厌倦，还在儿子面前捉襟见肘地拼命维护自己可怜的尊严。他们有时群起攻一人，有时一人攻其余所有人，有时两人对攻，有时两家对攻，有时交叉火力，没完没了，听得我双耳倒立头皮发麻差点没大小便失禁。总的战况是，邋遢的中年男人最无尊严，除了那条宠物狗，谁都可以在任何场合拿他来羞辱一番。
这对夫妇都不到五十岁。他们五官俱全、四肢俱在，却从来不考虑去挣钱，完全靠低保和房租生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摆出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养花弄草，玩耍宠物；也不妨碍他们在房客面前说话的口气就跟收留了一群叫花子似的。同样是下岗职工，北京的下岗职工咋就这么牛逼呢。这个地方最多只能忍受一季度。
我隔壁储物间的那个漂亮女孩小艺来自西北某城市，十八岁，当地艺校学生，又一个做明星梦的。她看上去比她年龄明显成熟，耳朵鼻子上都是环状饰物，颇为时髦。小艺沉默寡言，一回来就钻进那个让人窒息的储物间，偶尔在厨房或楼道碰见搭句话。有一次，我看见她买来饭蜷缩在那个狭窄逼仄的床上艰难地吃着，就叫她过来和我合用写字台。小艺很腼腆，对陌生人也很戒备，叫了几次才过来。我开玩笑：“螺蛳壳里耍道场，你应该去当杂技演员啊。”
小艺笑笑：“客厅老是有人。”
我问：“你怎么租那个地方啊，那是储物间，不是住人的。”
她说她找得急，抱怨道：“还五百五十块呢。”
此后几天，小艺每次都到我房间来吃饭，闲聊一会儿。半月后的一个晚上，我洗漱完毕，准备就寝，小艺突然轻轻敲开我的房门。她把房门关严后低声说她要回老家，票都买了，半夜的车。她有些行李，问我能不能送她。她说不能让房东知道了，她没说定要不要续租，可能房东找她麻烦。我钻进储物间一看，她已经收拾妥当。我们观察了一会儿动静，然后拎着她的大行李包，蹑手蹑脚地出了门。
出了大门，上了出租车，小艺说：“您真是个好人。”
我说：“我只是看不下去了。”
“祝您在北京成功。”小艺拿出笔，给我留了个电话和地址，说以后有机会去她老家玩。她行李很重，我买了张站台票，一直把她送上车。
次日早晨，房东一脸狐疑地看着我，问我知道小艺啥时走的吗，我说我哪里知道。女的阴阳怪气：“她不一吃饭就钻你那屋里去吗？”
我不满地说：“你什么意思啊？她不能去我那儿吗？”
“我半夜听见有人出去了。”女的说。我问：“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敲你门了，没人答应。”男的说。我有些火了：“我睡着了——你怎么可以在半夜随便去敲客人的门呢？美梦是无价的。”
这时女的皮笑肉不笑地说：“没事，我们也就问问。那女的跑了。”
“跑了？”我问，“怎么叫跑了，她欠你房钱吗？”
“以前的交了，该预交的没交。”女的说。我说：“那也不叫跑了，那叫不辞而别。你们也没任何损失嘛。”
女的抱怨：“也不提前打招呼，我又得找人去。”
“你这儿条件这么好，肯定不缺人。”我假惺惺地，“我还有一个月，不过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们我不会续租了。”
他们很快忽悠来一个新房客，以六百块的价格将他暂时储存在那间储藏室，又以九百块的价格将我住的那间预租给那人，然后又设法开始忽悠下一个进储物间。这么精明的人，不去做人贩子或倒卖军火什么的简直是极大的人才浪费。
西单图书大厦里，稻麦一样密集的人群和海洋一样的书让人犯晕。任何一本书在这里立即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在电脑里一查，我的书上市两个星期才卖了一百来本，既兴奋又沮丧。我正拎着一捆沉甸甸的书过天桥，突然一个电话打来，自称外省的某都市报女记者，一验明正身，劈头就问：“请问你新出的那本书封面上的人体是您吗？”
我猝不及防，马上想到胡蒙，我问：“你怎么知道啊？”
她嘻嘻一笑：“我是记者嘛，我有内线。”
应付了记者，我马上联系胡蒙，责备他胡言乱语，他在电话那边笑个不停：“这个更有杀伤力嘛。”
我警告他：“你别乱说了，出版社可能有意见。”
“我不会乱说，但不能保证他们不乱写，不过你也别怕。我都不怕。”
随后几天，接到一些媒体的电话，统统推到胡蒙和出版社那里去了。消息陆续出来，经过胡蒙和记者的渲染，变得耸人听闻。很快编辑何欣打来电话责备，阻止这事继续发酵。
在朋友们的撺掇下，稿费还没拿到手，就呼朋引伴大快朵颐。胡蒙带来了几张纸，把相关报道念了一段，成了聚餐的开胃菜。要么说我有创意，要么说我胆子大。我便隆重推出这个模特，大伙大吃一惊，让他站起来转转身，说：“原来是你啊，果然是你啊！”
胡蒙得意洋洋地问：“难道不相信吗？”
康妮和格格作证那就是胡蒙，版权所有，如假包换。和胡蒙豪饮过的燕子抬杠：“眼见为实眼见为实。”
其他人都鼓掌。胡蒙陡增豪气：“别以为我不敢。”
他开始脱衣服，在脱了上衣准备解皮带时，我制止了他。燕子和格格似乎谈得很开心。我提醒她们别开小会，燕子一挥手：“我们在谈杜拉斯，你们男人不感兴趣的。”
“谁是杜拉斯？”坐在旁边的杨星辰问。我说：“杜蕾丝的妹妹，但没杜蕾丝那么耐用。”
燕子放肆地问：“你试过啊？”
我赶紧闪人。
李皓换工作了，在联合国某援华项目公司里做翻译，所以我介绍他时，就说他是安南（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听着够吓人的。李皓自嘲说：“联合国里有个难民署，我归那儿管。”
我说：“你由北漂难民混成联合国难民也是历史性的进步啊。”
李皓历数该项目的种种浪费和腐败行为，义愤填膺：“各位，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联合国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机构！”
杨星辰说：“你就别假正经啦，如果给你一个腐败的机会，你难道会不珍惜吗？”
李皓马上模拟《大话西游》里的那段弱智独白：“曾经有一个腐败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却没珍惜……如果安南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硬要加个期限，那就是腐败一万年。”
大家哄笑。天宝翻了翻书说：“好事多磨，总算了个心愿，就这封面有点别扭。”
牛胖子减了几两肥肉，穿戴得越来越脱离了草寇痕迹。他在课堂上恣意挥洒，这里他却很内敛，和几个东北老乡相谈甚欢。看了书后啧啧道：“你小子玩大啦。”
我笑：“别以为只有东北银（人）才是犯大案的。”
杨星辰的生意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吉星高照，越来越大。他开着一辆新买的“马自达”A6过来，我们都恭维他一阵，他抱怨：“嗨，这车又不是我的。”
我们有些糊涂了，他解释道：“这车掏钱的是我，车主却是一个北京哥们儿，搞笑吧。”
天宝说：“明白了，北京就这规定，上牌照必须北京户口。”
杨星辰说：“哪天我哥们儿和我闹掰了——我打比方啊，他说这车是他的，我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啦。”
天宝给他出了一招：“没事，他要那样，你就开车去撞人，出了事也算他的。”
“姜还是老的辣啊！”我夸他。杨星辰哭丧着脸：“是啊。幸好开公司生小孩买房不要北京户口。”
初次见面的牛胖子噎了他一句：“买房你还得办暂住证吧。”
杨星辰说：“弄得比绿卡还牛逼似的，再这样下去我只有两条路：一是回老家，二是移民。”
于江湖笑：“还有第三条路——上月球呗。”
“这也属于移民范畴。”梁顺子终于说了一句。他已经搬出了那间地下室，工资加了五百，他和这群人格格不入，只是和前室友燕子聊几句。新北京人天宝说：“你这话也对也不对，几千年来北京就是进进出出，老北京人新北京人都是相对的。”
我指着他说：“大家看，这就叫人一阔，脸就那物理反应什么的。”
老北京人格格、新北京人康妮对这个话题没多大兴趣，她们就像那些先挤上公交车的人，便要求还没挤上来的人别挤了别挤了。她们说得很委婉，逻辑上无懈可击：“主要是来的人太多啦，血都往心脏上涌肯定受不了。”
《人精》休刊后，于江湖混进了一家投资公司。他说这是一家古怪的投资公司，惟一的业务就是不投资，雇用一帮人天天在豪华办公室里守着，到时领工资就行了，像是在洗钱，他都感到害怕。
当燕子再次对我说她马上就要上戏时，我很不耐烦：“又来了，等你上了再告诉我也不迟啊，肯定给你捧场。”
她一嘟嘴：“哼，不信走着瞧。”
快散场时，康妮私下说给我找了个活儿，给一个女模特策划编撰一本个人宣传册。她诡秘一笑：“这可是货真价实大美女，职业模特。”
我笑言：“你放心，一提到钱，我就异常清醒——穷人都这毛病。——你不吃回扣吧？”
她又差点暴怒：“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拉皮条的？”
我连赔笑脸：“你这朋友交得值，几盒巧克力就收买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