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一群致力于创建“既能保护自然环境，又能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生活的建筑、邻里、区域”的设计师发起成立了新城市主义协会。同年，新城市主义协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当时吸引100多人参加。之后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发展到今天，新城市主义协会已在20个国家、美国49个州拥有2300多个成员。而且目前已完成和在建的新城市主义项目达210多个。此外，新城市主义协会还是精明增长协会的组成成员之一。
（三）区域主义复兴与大都区治理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长期困扰美国大都市地区的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全球经济竞争的挑战，区域主义的主张在消沉近20年之后，重新活跃起来。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郊区选民首次占据了多数，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也因为得到郊区的支持而当选。这意味着中心城市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以政治支持去换取联邦政府对城市问题的关注和援助。至此，继人口、产业郊区化之后，政治权力的郊区化也得以完成，这标志着中心城市称雄天下的时代寿终正寝。昔日处于依附地位的郊区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主要舞台。这样，联邦政府传统城市政策的两大支柱——自由主义倾向和谋求城市选民有效的政治支持——已经瓦解，城市政策的倡导者开始寻求城市与郊区的共同发展，区域主义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再次受到美国社会的普遍关注。（梁茂信，2002：221）1992—1994年间，一批影响巨大的区域主义论文与著作相继面世，给大都市区问题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在整个大都市区的范围寻求城市问题的解决之道，促进城市与郊区的共同繁荣建言献策，对美国城市事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以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Collaboration），代替被历史证明未被广泛接受的以政府为主体的协作（Cooperation），即以侧重功能性的过程治理代替结构性的政府改革。（Wallis，1994）区域主义是对美国20世纪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反应。当城市化脱离了工业化时代以中心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进入郊区化时代之后，即在人口不断地向越来越远的郊区低密度地迁移与扩散，并伴随着彼此分隔与独立的地方政府以“碎片化”的方式进行数量扩张之际，大都市区面临了日益严峻的发展问题。首先，为了给大量分散的人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整个大都市区承担了昂贵的发展成本。人口越分散，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就越高。因此，如何在大都市区的范围内，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一直是多方关注与争论的热点。其次，人口和产业以低密度方式向郊区扩张，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现象和空气污染，同时也侵占了大量的未开发土地，引起了美国社会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极大关注。再次，随着人口及其各类经济资源的外流，许多中心城市历史性地陷入衰落之中。但面临着全球性经济竞争的严峻挑战，郊区没有从中心城市的衰败中获益，这种状况极大地损害了整个区域经济的竞争能力。最后，由于经济衰败与财政危机，中心城市居民不能得到足够的经济机会与社会福利保障，社会的不公正问题在中心城市日益严重起来。
区域主义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独特的“碎片化”的地方政府体制。为了解决这些发展问题，区域主义先后提出了三种不同类别的主张。第一，以政府为中心，从结构上重新组织大都市地区的地方政府，在一个可以操作的边界（比如县或者大都市统计区）之内建立区域性政府，在整个区域的范围内实施发展规划，提供服务，统一使用财政资源，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第二，在涉及区域性的问题上，以联邦政府资助的州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为平台，促成地方政府间的协作。第三，以问题为驱动，以治理为核心，主张政府与社会合作，鼓励公民个人、私营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区域性事务，以弥补政府体制处理区域性事务的效用（Effectiveness）不足。这三种政策主张相继构成了沃利斯（Wallis，1994）所界定的区域治理模式的三波浪潮。
鉴于郊区的蔓延及其所产生的外部性，许多利益主体，包括中心城市与旧郊区的选任官员、市中心的公司、慈善与民政团体、少数族裔与低收入社区的代表、环保主义者、新郊区反对增长的人、代表农民和农村地区的活动家以及宗教领袖，均对郊区增长模式的必然性表示质疑，怀疑郊区的蔓延“仅仅是看不见的市场力量与消费者偏好的产物”。（Katz and Bernstein，1998）因此，包含了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这些社会势力成为90年代区域主义改革的政治力量基础，他们在联邦、州与地方推动了许多区域主义的结构性改革与政策主张的实施，同时也促进了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合作关系的进展，成为新区域主义的润滑剂。
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特别是“第三部门”的兴起，反映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危机。“一个负担过重和过于官僚化的政府没有能力完成不断安排给它的日益增长的任务。”（莱斯特·萨拉蒙，2003：173184）这个见解表现在城市问题上，是联邦城市政策从以社会福利为依据来重新分配资源，转变到以经济动因来推动整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并试图将中心城市定位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克林顿政府在其发布的首份城市政策报告中提出，城市问题的解决不能再仅仅依靠联邦援助项目，而必须将其置于地理范围更宽广的背景之中。城市政策应该在破败社区的贫困人口与大都市区市场的经济机会之间架设起桥梁，必须依靠各类政府的努力，让政府成为更负责任、更有改革精神的伙伴。（HUDHUD即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英文缩写。，1995）这种改革，并非要片面削弱政府的作用，而是要构建政府与社会之间新的合作关系，政府通过为非营利部门提供资金，借助非营利部门来实现对各类政策项目的“第三方管理”。在美国，第三部门从政府获得资金援助，并且成为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来源。例如，非营利机构提供了政府出资的所有社会服务的56%，就业和训练服务的48%，保健服务的44%。（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1996：22）从美国开始大都市区化进程至今，地方政治权力在诸多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割，及其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分裂，即“碎片化”（Fragmentation），构成了有效解决大都市区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结构性障碍，甚至有时候还被认为是产生大都市区多种经济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罗思东，2005：38）无论是政府结构，还是公共服务，都呈现出碎片化或者巴尔干化的趋向，地方政府的权限被局限于一个规模较小的特定区域（地方一般政府）或功能（地方特别政府）范围之内。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郊区与郊区之间的界线与差别，由于州与地方的法律制度，而变得无法逾越，一个地方的繁荣往往以另一个地方的衰败为代价。单个郊区的同质性越来越强的同时，整个大都市区的异质性却不断增强。郊区的自治城市实际上演变成为一部分人的私产，“郊区化意味着美国人生活和文化的私有化”（Schneider，1992：37），而城市的边界则成为区分“我们与他们，我们的问题与他们的问题，我们的钱与他们的钱，我们的未来与他们的未来的标志。那些有钱人，只需要从一边跨越到另一边，就能得到更好的学校，安全的街道和更加同质的邻里”（Frug，1999：8）。
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大都市区政府的探索实践强调公共服务的规模效益不同，90年代的区域主义者将批评的重点，特别放在了碎片化的地方政府对整个区域经济、社会公正和中心城市与郊区关系的负面影响上。1993年，戴维·腊斯克指责郊区“地方政府的极度碎片化，强化了种族和经济的隔离。政府间的竞争常常抑制了整个地区迎接经济挑战的能力”（David Rusk，1993：42）。1994年，安东尼·唐斯把“政府权力在地理上的破碎结构”，看成制约大都市区成长的首要原因，它导致了社会不公，社会难以取得整体的效率。除非这种分裂的地方政府结构所产生的后果能够得到有效的应对，否则与大都市区成长相关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明显的纠正。这个观点在数年后得到哈佛大学教授杰拉尔德·弗拉格的回应和赞许，尽管他并不赞成区域性政府是可行的解决方案。（罗思东，2005）许多美国学者都认识到，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已经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大都市地区在许多方面都应该寻求一致的政策。即便是在公共服务领域，也存在诸如高速公路、公共交通、水和大气污染、公共健康等涉及整个大都市地区的服务项目，这些项目是遍布郊区的小规模政府所无法提供的。然而，实际上，当郊区居民前往中心城市上班、就医或者从事文化、娱乐活动时，他们多数时候都是在没有承担纳税义务的情况下，使用中心城市的公共设施和服务，而成为“搭便车者”，中心城市的财政则常常捉襟见肘，无力顾及社会问题。这显然同“搭便车者”在他们自己生活的郊区所追求的“蒂堡特模型”是相矛盾的。所以，“城市的主要社会问题——贫困、种族关系紧张、破旧的住房、犯罪以及青少年问题——确实是整个大都市区的问题”（Dye，1969：372）。联邦政府曾一度大张旗鼓地积极对待这些问题，却因种种原因而遭挫折。这使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因地方政府碎片化导致的问题，需要放在区域主义的视野下观察和思考，并以区域主义的对策才能加以有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