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荒积谷，务期以农兴国；珍惜人力，禁止民间蓄婢。京城献宝，沈万三反遭嫉恨；皇后说情，大富豪远徙云南。赐佳丽，龙恩优渥；杀妒妇，一石三鸟。皇帝欲做写真图，写得真的遭暗害。江南大旱，皇帝连宵祈雨；三天苦求，昊天依然喷火。
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登上金銮宝座的大明新皇朱元璋，所要燃起的大火，怕是要以几十几百来计了。
登上皇帝宝座第十天，退了早朝，朱元璋便让左丞相李善长和御史中丞刘伯温留下来，到文楼谈话。他语气诚挚地说道：“众卿一而再，再而三地推戴，朕不得不坐上这把金龙椅。这是朕的荣幸和福气，也是朕的罪过呀！”
“罪过？”李善长没弄明白朱元璋的意思，不无惊讶地说道，“陛下荣登大宝，乃是顺天命，应民意的特大喜事呀！”
“左丞相说得极是。”刘基点头附合，“时下统领九州，乃是华夏子民之大幸。何言‘罪过’二字？”
“二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唉！”朱元璋发出一声长叹，“朕为神州之主，却不能教浩浩生民走出饥寒交迫的窘境，岂不是罪过？”
李善长说道：“胡元践踏我中华近百年，加之十多年来，群雄角逐，战乱不息，方使得九州蔓荒，生民涂炭——与陛下毫不相干！”
朱元璋说道：“前年朕回濠州祭祖，沿途百姓稀少，田园荒芜。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多不是庄稼，而是荒草荆棘。徐达告诉朕，河南、山东、河北一带，同样是荒草漫路，人烟稀少。如今都成了朕的地盘，教朕怎能不着急呀。”
“无情战火焚村舍，千里裔腴成荒墟。”刘基连连点头，以诗的语言发出感叹，“听说被元军杀绝了的徐州，至今白骨蔽地，草莽弥望。到了夜间鬼火结队漫游，百姓惊恐得不敢外出。看来，平定中原之后，更难的事情，就是尽快使各地复苏。”
李善长补充道：“惨象何只是中原，江南也未能幸免。被誉为锦绣富贵城、江南佳丽地的苏、杭，同样到处是荒草没胫，狐兔出没。就像久病的老者，急待良药与明医呀。”
“所以，朕才如此着急呢！今天，请二位来，就是想倾听大学问家的拯民之计。”
李善长毫不犹豫地答道：“救民之道，无非两个字——宽仁。”
“宽与仁，乃是立国抚民之根本。”刘基点头称是，“不过，还要给百姓以实惠。”
“中丞，你看应当给他们哪些实惠？”
“臣以为，宽民之道，首要的是阜民之财，息民之力。”刘基掰着手指说道，“仔细说来，就是惜用，省役，明教化，禁贪暴。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仪》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
“伯温先生的主意，很合朕的心意！”朱元璋以拳击腿。接着向李善长问道：“左丞相，你说呢？”
“陛下，刘中丞所言，正是怀德心、行仁政，奉天承运大皇帝的至善之举呀！”
“那，你们再把详细的措施，说一说，让朕听听。”
接下来的几天，经过与李莕长、刘基、宋濂和陶安等人的反复计议，制定了一整套抚民方略：减赋，垦荒，兴水利和打击豪强。
为了稳定北方新平定的地区，洪武皇帝朱元璋降旨，免除一到三年的赋税。贫苦饥民则拨粮赈济。饥民得救，万众欢呼，山东博兴五十多名农民，千里跋涉到京城诣阙谢恩。朱元璋立即接见了他们，并且兴致勃勃地安抚说：
“朕是因为尔等饥馑贫困，方才免去三年陚税。尔等长途跋涉来谢，安民反而成了劳民。这是朕不喜欢的。尔等回去之后，告诉乡亲们，心里装着朝廷就行了，不必来谢。”
朱元球命礼部发给返程路费，礼貌地送走，并立即贴出告示：禁止百姓来京谢恩。
医治战争创伤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农业。朱元球登基之初，便发布“大赦天下诏”，明确规定：在兵祸战乱期间外逃的民户，田地已被有劳力的人家耕种，不许索回，由地方政府另行拨给田地。所有荒田，可以自由开垦，旧荒免除租赋三年，新开荒地则永不纳税。这样一来，离家者纷纷返回，无田者争相垦荒，北方满目荒芜的景象，很快得到改变。另外，诏书还把“劝民归农”作为对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
除了鼓励百姓开荒之外，还采取了强制措施：将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汉和无业游民，统统抓起来关进“逍遥牢”，经过规劝后，强令归农。那些有田不耕，任其荒芜者，全家迁发“化外”——充军荒凉地区。后来又发布命令，除了王公贵族以及官僚之家，普通百姓不准买卖收养奴婢。
垦荒命令发布后，许多地广人稀的地方，仍然有许多荒地无人开垦，便从地少人多的地方移民开垦。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和杭州等地，五千多户无地人家，被迁到“龙兴之地”凤阳。洪武二年，这里成为“中都”，先后迁来的人口达到二十余万之多。移民由政府提供路费以及耕牛、农具、种子，三年不交赋税。外来户自行建“屯”，与当地居民分开居住。
除了民屯，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与卫所兵制相结合，这是朱元璋接受刘基的建议推行的。每五六千人为一卫，下设千户所、百户所。军队单立户籍，称“军户”。三成人守城，七成人屯种，以保证军需粮秣的供给。朱元璋曾得意地夸耀说：“我养百万兵，而不费百姓一粒米。”
商屯自然是由商人承担。明代建国之前，盐茶实行专卖。现在又与垦荒联系在一起：开荒种出了粮食，然后用米来换盐引——贩盐券。这样，盐茶商们也只好半商半农了。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大批荒地得到了开垦。十几年后，开垦的荒地竟然超过了原有熟田的面积。全国的粮食，也由紧转余，不再为粮荒发愁。
可是，解决了旧的矛盾，又出现了新的矛盾。许多州县官吏乘机谋私利：虚报垦田亩数作为政绩，以邀封赏。这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同时，随着田地的增加，土地分配不公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朱皇帝哪能容忍这种情况存在，他开始向那些多占良田的富户和恶豪开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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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与屯垦，不仅解决了全国军粮民食，农民也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江南土地狭窄，每户不过十亩左右，北方一些地区则多得多，有的每户达到数百亩。甚至出现了一家占地百顷的大富户。
出身贫民的朱元璋，最为痛心的是，农民没有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最痛恨的是，地主占据大童的肥田沃土，欺压剥削农民。当初，他的家庭依靠租种别人的土地，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父母死了，连一块葬身之地都没有。不是好心的刘继祖施舍给一块坟地，真不知该把父母埋葬在哪里？这种仇富情结，朱元璋一生都没有改变。难怪，当他衣锦还乡时，仍然不忘拜谢刘继祖。登基不久，又厚赏刘继祖，敕封为“义惠侯”。现在，听说又出现了占田不均的情况，朱元璋立即命令成立“司农司”，负责淸丈土地，整理户口。规定一百一~户为一里，每里设十甲，设甲长一人进行管理。同时“计民授田”，即按人口分给土地。不同地区规定不同的授田标准，从十七八亩，五十亩至百亩不等。对于那些占田几百亩，甚而几千亩上万亩的富户豪强，朱元璋先礼而后兵：命户部将江南所有富民全部召来京城，他亲自接见。义正辞严地训诫道：
“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天下一日无主，则强凌弱，众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能自存。今天，朕为尔等之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公守法，则能保身。不要凌弱，不要吞贫，不要虐小，不要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济贫乏，逊顺乡里。这就是守法，就是良民，就是保身之道。如果继续像往常那样，横行乡里，强取豪夺，就不是朕的良民了！”
“小民等感谢皇上赐恩教诲。尔后一定多行仁义，做陛下的良民。”富翁们一齐叩头表示决心。
“那就好——不要辜负了朕的一片苦心。礼部还有薄酒米饭赏赐，你们去享用吧。”
训话时，李善长、宋濂二人在场。富翁们退下去之后，朱元璋问道：
“二位老先生，朕的这些话，都妥当吗？”
宋濂答道：“陛下以仁义治天下，方才一番话，处处体现了圣人治世之道。他们一定会谨遵不怠。老臣听来，也受益非浅呢。”
李善长答道：“陛下亲临接见，又赐酒饭，算得是仁至义尽了。”“朕告谕此辈的话，是想勉励他们去恶向善。你们看，朕的话，他们会听吗？”
宋濂老不犹豫地答道：“陛下如此降恩，倍极关爱，他们再不遵办，可就是丧尽天理人性了。”
“见利忘义的势利小人，防不胜防。”李善长有所保留，“只恐一次教诲，不可能使那些为恶者悬崖勒马。如能伴之以惩罚的举措，收效会更加显赫。”
“宋老先生，你赶快把朕的训词整理出来，出榜晓谕，让他们反复阅读，务期遵办。”
可是，这些受到皇帝接见的富翁，在饱享礼部赐给的酒饭之后，只把皇上的接见和宴请，视为可供回乡夸耀的资本，个个沾沾自喜。不少人并不把皇帝训话的深意放在心上，磕头谢恩之后，回到家乡，我行我素，依然故我。
这次训话的结果，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多数人并没有理睬皇帝的告诫，这正是李善长所预料的。朱元璋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愤愤说选“那些贪财奴，势利鬼，竟然把朕的教诲当成耳旁风！他们自找亏吃，怨不得朕不教而诛！”他与李善长等商议对策，决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李善长趁机跟朱元璋讲了一个刘邦的故事：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后，曾将东方齐、楚、燕、赵、魏、韩六国的强宗大族，十余万口迁到关中。这样既加强了京城一带的经济基础，又削弱了六国贵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一举两得。被后来的史家称为“强本弱末”之术。
朱元璋一听大喜，决定认真效法。从洪武元年开始迁徙苏州富民，前后进行了多次，迁移户口达二十万之众。可怜这些富翁们，一旦离开土地远走他乡，所能带走的充其量只能是一点金银细软，房产田地则一概扔掉。转眼之间，成了等待分田的“贫民”。对于有劣迹的富民和乡村头目，不仅是迁徙，还要加上抄家，然后发送到蛮荒之地。对于劣迹昭彰、贪婪无厌，甚而鱼肉乡民的恶霸，则抄家之后，还要杀头。
占据江南以后，朱元璋曾在江浙、江西等地，实行过粮长制度。每万担左右的税粮，为一个纳税区，委派田粮最多的富户充任粮长。为了让他们忠诚地为朝廷效力，给了他们许多的优待，犯了死罪或者流徙之罪，只打一顿板子完事，甚至可以用金钱抵罪。孰料，财富加上优容，不少人成了为害一方的恶霸。有的把自己的赋税转嫁到民户身上，有的巧立名目敲诈勒索，甚而对农户吊打非刑。恶行一经查出，立即杀头不怠。洪武元年，一次就杀了一百六十多个粮长！
金华有个姓匡的首富粮长，口出狂言：“皇帝征粮百万，不及我一个田庄的收入。”这话被朱元璋知道了，暗暗记在心里。等到这位匡粮长解粮进京时，他含而不露地问道：
“匡粮长，你解的粮食在哪儿？”
首富答道：“篓时便到。”
朱元璋问道：“杀时——就到了吗？”
窗户没听出话里的杀机，爽快地答道：“不错，荽时就到了。”
“好。给我推出去杀了！”
等到匡粮长醒悟过来，人头已经落到地上。他的家属闻报，四散逃亡，财产被人抢劫一空，闻名一方的大富翁。眨眼之间化为乌有。
另外，苏州首富沈万三一家的遘遇，同样无比悲惨。
万三兄弟多年来在海外作买卖，堪称是苏州首富。害怕朱元璋的屠刀落到自己头上，千方百计献钱纳贡，梦想用钱财买平安。为了讨好新皇帝，进献了一个聚宝盆，并表示愿意承担京城城墙三分之一的修筑费用，还可以捐资犒赏部队。朱元璋早就对沈万三支持张士诚心下怀恨，见他如此夸富，便想借故杀掉他。便说道：“一个庶民百姓，竟然口出狂言，要犒赏天子的部队，一定是个欺长犯上的乱民，罪当杀头。”马皇后认为，人家送礼出钱，没有犯死罪的道理。便劝说道：“妾听说，法，是用来杀那些不守法的，并不是用来杀不谦逊的。百姓富敌国君，自然是不吉祥。对不吉样的人，上天将会惩罚他，皇上何必急于代天行罚？”几句话把朱元璋的满肚子气，说掉了一大半，便赦了沈万三死罪，全家充军到云南。沈万三所献的那个聚宝盆，被埋到了城门下边，作为镇门之宝。将原来的城门改名“聚宝门”。
朱皇帝毫不留情地对富户进行限制、打击、迁徙、甚至杀戮，与他的贫寒出身有着直接联系。饥寒时到富人门前求一碗饭吃，所遭到的冷落与呵斥，偷吃了富人家的牛犊所遭到的惩治，与同学恶作剧时，老师也不敢得罪富人的可怜相，托钵流浪时所遭到的白眼，甚至财主家恶狗对他的凶狠撕咬……都在朱元璋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正是这种恨富情结与他性格上固有的残忍联系到一起，才酿出了那么多不忍卒睹的惨剧！
本来想为穷人争地权、谋福利的朱元璋，没想到富户的田产被收没入官的同时，佃农也跟着遭了殃——成为无田可种的赤贫。他只得赶快分给他们一份土地，并号召广种桑麻，学种棉花，以做到衣食自足。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命令将百姓划分为五行八作等若干职业，按照职业确定户籍。使老百姓各安其业，各供其役，都能够自食其力。
除了发展农桑，朱元璋还下令保护工商业。当时的工业，不外乎采矿业和手工业，商业则主要是国内贸易。对国外贸易，则作了许多限制。为了交换方便，朱元璋统一了币制。大量铸造各种“洪武通宝”。由于铜钱携带不方便，加之原料不足，后来又推行钞币，即用桑皮纸印制“宝钞”，同时禁止民间用金银做交易。不幸的是，朱元璋并不懂得纸币要有金银做保障，却把印“宝钞”当成朝廷的特权，增加财政收入的有效手段。超量印制的结果是纸币贬值，人们拒绝使用“废纸”。“宝钞”不得不退出交换领域，重新使用金银货币。
为了使百姓知礼仪，朱元璋接受儒士们的建议，大力倡导教化，以教化推动治理。要求八岁以上的儿童一律人塾读书，学习洒扫、应对、射、御（驾车）、书、数。十五岁以上，学习《诗经》、《书经》、《礼记》、《易经》等儒家经典。甚至要求成年男子在一天劳作之后，晚饭后也要到“左庠”去听讲道德礼仪。老百姓犯了盗窃、斗殴等过错，由老人与里长共同调解。不听教诲者，可以用藤条竹批酌情抽打，但不得拘押刑罚。审讯要在夜间进行，白天放回，以免影响生产。
教诲惩罚之外，同时提倡扬善。对孝子贤孙，义夫节妇，里长、老人可以直接上奏朝廷。每里都要设“申明亭”和“旌善亭”，有罪过的将姓名写在“申明亭”上，有了善举，则张榜在“旌善亭”上。同时，每乡还设一个木铎（摇铃），由一个残疾人每月六次，在全乡巡回摇铃，高声吟唱六句为善去恶的唱词：“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
朱元璋的仁心懿德，不仅施之于“小民”，对大臣，特别是有功的起义伙伴，除了加爵赏，赐田宅，还做些锦上添花的“善举”自己用不完的年轻漂亮女子，赐给他们几个，供他们“消受”。
然而，令朱元璋始料不及的是，他送给大功臣徐达的两个美人，竟然连带出了两条人命！
武二年七月，被追封为开平王的常遇春葬礼后的第二天中午，朱元璋在奉天殿西边的武楼设宴，单独宴请大将军徐达。
皇上对待自己与别的大臣迥然不同。如此厚恩礼遇，使徐达感激不已。殊不知，这是朱元璋为了弥补君臣之间可能出现的裂缝而采取的安抚措施。
徐达登上武楼，见皇帝已经等候在那里，急忙快步近前，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朱元璋起身离座，亲切地呼着徐达的表字说道：
“天德，你我不同于他人，无人在场时，不必太拘泥君臣之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