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冬天，一朵乌云笼罩了我的童年时代。我郁郁寡欢，很长时间都沉浸在痛苦、忧虑和恐惧之中，书本也对我失去了吸引力。直到现在，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依然会不寒而栗。
那年，我写了一篇题为《霜王》的短篇小说，寄给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安那诺斯先生，没想到却惹来了麻烦。为了澄清此事，我必须把事情的真相写出来，以讨回我和莎莉文小姐应该得到的公道。
那是我学会说话后写出来的第一个故事。那年夏天，我们在山间别墅住的时间比往年都长，莎莉文小姐常常给我描述不同季节的美丽树叶，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在不知不觉中记住了。当时我还以为这个故事是我自己在脑子里创作的呢，于是我热切地希望能在忘记以前把它写出来。我文思泉涌，下笔千言，完全沉浸在写作的快乐之中。流畅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在笔尖跳跃着，一字字一句句都写在了盲人用的布莱叶纸板上。
现在，如果有什么故事毫不费劲地涌入我的脑海，那我敢断定，它一定不是我头脑中的产物，而是从别人那里捡来的东西。但是，那时候的我对这种观念界限很难分辨。就是现在，我也常常分不清楚，哪些是我自己头脑里的东西，哪些是别人写在书里的东西。因为我对事物的印象大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得到的。
故事写完后，我念给莎莉文老师听。现在我还记得，自己是如何陶醉于那些精彩的段落，又是如何被那些念错所以需要重念的字困扰着。晚餐时，我又念给全家人听，大家都惊讶不已，谁都没想到我能写得这么好，也有人问我是不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
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想不起有谁给我读过这篇小说。于是，我大声并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是，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我要把他献给安那诺斯先生。”
随后，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并且依照他们的建议，将《秋天的树叶》改名为《霜王》，寄给了安那诺斯先生，以祝贺他的生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件生日礼物，给我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和痛苦。
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这篇小说，把它刊登在了柏金斯盲人学校校刊上，这使我非常得意。但是，我很快就跌入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我到波士顿没多久，就有人发现，《霜王》与玛格丽特·康贝尔小姐的一篇名叫《霜仙》的小说十分类似，这篇文章在我出世以前就已写成，收在一本名叫《小鸟和它的朋友》的集子中。两个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词句上都非常相像，因而有人说我读过康贝尔小姐的文章，我的小说是剽窃来的。
起初，我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当我了解以后，我感到既惊讶又难过。我遭受了任何孩子都不曾遭受过的痛苦。我感到羞耻，而我最爱戴的那些人也受到了猜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绞尽脑汁，回忆我在写《霜王》之前到底读过什么书，是不是看过描写霜的文章或书籍。可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模糊记得莎莉文小姐曾提到过一个名叫杰克·费罗斯特的人，说他有一首写给孩子的诗，题目叫《霜的异想天开》，可我并没有引用它们呀。
最初，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虽然他也深受此事的困扰，但还是对我很宽厚。但事情还是在继续恶化，为了使他高兴，我强颜欢笑，尽量表现出一副神情愉快的样子。
庆祝华盛顿诞辰的庆典时，我在同学们演出的一场假面剧中扮演了谷物女神。我还记得，那天我穿着一身很漂亮的服装，头戴一个用色彩斑斓的树叶做成的花环，脚上和手上满是水果和谷物。但在这些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外表下，我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伤。
庆祝活动的前夕，学校的一位老师又问起那篇小说。我告诉他，莎莉文小姐曾和我谈到过杰克·费罗斯特和他杰出的作品。不知怎的，我说的某些话使她认为我记得康贝尔小姐的小说《霜仙》。虽然我一再强调她理解错了，但她还是自以为是地把这一错误结论告诉了安那诺斯先生。
一向对我细心照顾的安那诺斯先生听信了这位老师的话，认为我欺骗了他，对我无辜的申辩充耳不闻。他认为，莎莉文小姐和我故意窃取别人的作品，以博得他的称赞。紧接着，我被带到一个由柏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组成的“法庭”上，去回答问题。
在“法庭”上，他们反复盘问我，使我感到，他们是在迫使我承认有人给我读过小说《霜仙》。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中，我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怀疑，而且我也感到安那诺斯先生正在以责备的眼光看着我。那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语无伦次地回答着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心怦怦乱跳。虽然我明知这纯粹是一场可怕的误会，但却丝毫不能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盘问结束，当我可以离开时，我觉得头晕目眩，根本没有心思去留意莎莉文小姐的安慰和朋友们的鼓励。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头号啕大哭——恐怕很少有孩子哭得像我那么伤心。我感到浑身发冷，心想，也许我活不到明天早上了。这么一想，倒使我觉得安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年龄较大的时候，一定会使我精神崩溃的。幸好这段悲苦的日子随着时间慢慢流逝了，使我渐渐淡忘了那些深入入骨髓的哀伤。
莎莉文小姐从未听说过《霜仙》这篇小说，也没有听说过康贝尔小姐的那本书。于是，她在贝尔博士的帮助下，仔细调查了这件事。最后发现，霍布金夫人在1888年有一本康贝尔小姐的书《小鸟和它的朋友》，正是那年夏天，我们和她在布鲁斯特一起度假。霍布金夫人已经找不到那本书了，不过她对我说，当时莎莉文小姐独自去度假，为了给我解闷，她常常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找些有趣的故事念给我听。虽然她同我一样，不记得念过《霜仙》这篇小说，但她确信，她曾从《小鸟和它的朋友》这本书中挑选一些小说给我念过。霍布金夫人解释说，她在把布鲁斯特的那所房子卖掉之前，曾处理了许多儿童读物，诸如小学课本、童话故事之类，《小鸟和它的朋友》或许也在那时给处理掉了。
那时候，故事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故事中那些稀奇古怪的拼词，却引起我这个没有任何其他娱乐的孩子的兴趣。虽然当时讲故事的情景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但我不能不承认，当时我曾极力想记住那些生词，并希望老师回来后，能讲解给我听。
莎莉文小姐回来后，我没有跟她提起《霜仙》这篇小说，也许是因为她一回来就开始阅读《方德诺小爵士》，使我脑子里没有多余的空间来想其他事。但霍布金夫人也许曾给我念了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在我忘掉了很久以后，它又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以至我丝毫没有察觉到它是别人思想的产物。
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我收到了许多向我表示同情和问候的来信。康贝尔小姐也亲自写信鼓励我：“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出自己的巨著，使许多人从中得到鼓舞和帮助。”
但是，这个美好的预言却一直未曾实现。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做文字游戏了，我总是提心吊胆，害怕写出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给妈妈写信时，我都会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所侵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念每一个句子，直到肯定它们确实不是从那些书中读来的句子为止。如果不是莎莉文小姐坚持不懈地给予我鼓励，我也许再也不会去写作了。
后来，我找来《霜仙》读了一遍，再看我那时写的一些信，结果发现我所用的字句和观点，与那本书有很多雷同之处，例如1891年9月29日写给安那诺斯先生的信，感情和语言风格与康贝尔小姐的著作一模一样。而我写的《霜王》那篇小说，也像其他许多信一样，在一些段落和措辞中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思想已经被这个故事所渗透了。
例如在一封信中，我假想自己是莎莉文小姐，向自己描述金黄色的秋叶：“呵，夏日流逝，用什么来安慰我的寂寞，惟有那绚丽多彩的秋叶。”而这正是康贝尔小姐那篇小说中的句子。
把自己喜欢的句子同化，然后把它当作自己的想法再另写出来，这种情况常常在我早年的信件和初期的作品中出现。比如，我在一篇描写希腊和意大利古城的文章中，就曾套用了一些不知出处但却生动而又变幻多端的描述。我知道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古迹，对意大利和希腊更是情有独钟。因此，我在读书时便特别细心地从诗集和史书中摘录能取悦于他的语言片断，而安那诺斯先生在称赞我的这些描写古城的作文时也说：“饶有诗意。”
但我不明白，他怎么会相信一个又盲又聋的11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呢。不过，我也认为，不能因为作文中有别人的词句，就把它看成一文不值，这起码说明我已经能够运用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我对美好事物的认识与理解了。
早期作品只不过是智力训练，像所有年轻人一样，要经由模仿和吸收，才能逐渐学会把所想到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凡是在书中能引起我兴趣的东西，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在脑子里，化为自己的东西。
史蒂文森曾经说过：初学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本能地模仿自己最钦羡的作品，然后以一种惊人的变化力来转化它。哪怕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很好地驾驭所有的文字。
也许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过程。说真的，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也许书上的东西早已成为我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结果，我的大部分作品就像我学缝纫时用各式各样的破碎布拼凑而成的衣服，虽然其中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
同样，我的作文虽然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间也夹杂着别人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从书里得来并记在心里的。依我看，写作的一个很大困难是，当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时，如何用所学到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的过程就像是摆七巧板，在我们脑子里先有了一个图样，然后再组织语言把它描绘出来。但有时想出来的词不一定合适，即便这样，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因为我知道，既然别人能成功，那么我也一定能成功，怎么可以轻易认输呢？
史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虽然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有所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最终战胜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痛楚。
从另一方面说，这一不愉快的事件对我也不无好处，它迫使我认真地思考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以后，安那诺斯先生给麦西先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8人组成的：4个盲人，4个眼睛没毛病的人。其中4人认为我当时心里很清楚：有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余的人则持相反的观点。安那诺斯先生说，他当时是站在后一种人一边的。
其实，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发觉里面的人都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时，我就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和一种不祥的预感。站在这间屋子里，我的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在这以前，也正是在这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把我抱在膝上，放下手里的工作，陪我玩上一阵子。我感觉得到，起初，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无辜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改变了看法。柏金斯盲人学校为什么要调查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甚至连“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后来他们也不和我说话。当时我激动得顾不上去注意其他事情，只是心里感到很恐惧，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的确，当时我几乎没有思考我该说些什么以及人们对我说了些什么。
我把《霜王》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写出来，是因为它对我早期的生活影响极大，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人们的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所有相关的事实，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事件发生后的那年夏天和冬天，我回到了家乡，在与亲人团聚的日子里，我很快乐，所有的忧愁都被我抛在了脑后。
夏天慢慢过去，秋天悄悄来临。地上落满了深红色和金黄色的秋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变成了酱紫色。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回忆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的，这恰好是我写《霜王》那篇小说一年以后。
当时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仍然心存疑虑，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我不知为什么变得很敏感，总是竭力避免再提《霜王》事件。有时在谈话中，一种深层的意识会闪过我的脑海，我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又是跟很久以前某部作品一样，该怎么办？”一想到这儿，我的手就抖个不停，这一天就什么也写不下去了。即便是现在，我有时也会感到同样的焦虑和不安。那次可怕的经历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
莎莉文老师一直安慰我，并且尽力帮助我。为了使我恢复昔日的自信，她鼓励我替《青年之友》写一篇有关我的生活的短文。当时我只有12岁，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从这次写作中受益，否则我是不会动笔去写的。
我谨慎小心，但却不屈不挠地写了下去。莎莉文小姐在一旁指导我。她知道，只要我坚持写下去，就能重新树立信心，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没有发生《霜王》事件以前，我像其他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后来变得沉默了，经常思考一些很抽象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逐渐摆脱那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留下的阴影，经过磨练，我的头脑比以前更清醒了，对生活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