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本书第七、八章所述，大陆运台黄金主要用于发行新台币、军费开支及国民党政府军政费，其他还有蒋总裁下野生活费及出国费用和台湾《联合报》开办费等；新台币准备金今尚存约100万两储存在台北文园“国库”里。（详见表8.4）如上文所述，这批运台黄金，在“国民党政府”播迁来台初期，对新台币的发行、抑制通货膨胀以及稳定台湾金融市场至关重要，对台湾的政经军心都带来深远影响。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批运台黄金，“国民党政府”在赴台初期没有美援的情况下，恐怕根本无法在台湾立足。但谈及台湾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主要则是靠美国援助和国民党的经济改革，基本与运台黄金无关。蒋介石虽然将大量金银外汇运往了台湾，但国民党政权的用度开销仍然是左支右绌，非常拮据（参看第七章军费日志部分）。当时，台湾一位军阶最低的三等兵，每月只领7块新台币；一位公务人员平均也仅十几块新台币。拮据度日的另一面是，鼓浪屿金库中的近百万两黄金，9个月后，就只剩12.5万两了。这让蒋介石深感压力，吴嵩庆也在日记中发愁，“老本都吃完了怎么办？”当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对着民众挥手微笑时，其实正心头苦涩：一触即发的两岸战事、60万大军的给养，正快速吞噬着运台黄金。周宏涛在其回忆录《蒋公与我》中亦称：“消耗存金最大宗为军费，平均每个月需拨付18万两。”到1950年6月，台湾库存黄金已经只剩3个月存量了。
这些运台金银外汇一旦用罄，蒋介石政权便岌岌可危，前途难卜了。然而，恰恰在台湾开始出现“生产凋敝、物资医乏、物价飞涨”的时候，朝鲜战争却在此时（1950年6月25日）爆发，美国基于“防堵共产主义”的政治利益考虑，转向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6月28日第七舰队加入协防台湾任务，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台湾的财政窘境终告摆脱，同时也迎来了有雄厚财力支撑的经济起飞。
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60年代中期，台湾接受的美援总额高达41. 5亿美元（按照当时的价格1两黄金约合38美元，那么美援的价值就相当于11857万两黄金），其中军援和经援分别约占57%和43%（数据来自《美国研究》2002 年第3期牛可《美援与战后台湾的经济改造》）。无论从数额、持续时间还是重要性上看，大陆运台黄金显然都无法与美援相比。美援的进入稳定了台湾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使台湾的通货膨胀率由1950年的400%降至1951年66%，1952年降至23%，1953年降至8.8%，1954年降至2.4%。当台湾的经济趋于稳定后，美国的援助主要用来扶植台湾的经济发展。由于美国人坚持认为，提供美援的目的之一必须是培养台湾的民间企业家，以便达成共同“防共”的政治安定力量；于是为台湾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和支持，台湾的许多经济发展计划交由民间来承办，现代台湾的民营经济由此起步。同时，蒋介石将美援资金的十分之一专门拨付农村发展与复兴委员会，以促进台湾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进而为台湾经济的起飞积累了资金。此外，国民党当局卓有成效的改革，也是台湾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分别制订并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币制改革、税制和外汇制度改革，在农村实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政策，扶持民营经济发展，使台湾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国民党总结在大陆失败教训，决定在台湾进行和平土地改革（1949—1953），这是台湾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基础。1949年3月实行“三七五减租”，意思是地主对佃农的租额不得超过全年收获的37.5%，所以简称“三七五减租”。从1949年4月开始，根据当时的统计，因为减租而受益的佃农有近30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4.5%。1951年又实行“公地放领”政策。台湾光复后，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耕地叫“公地”，国民党政府将这些“公地”陆续卖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1952年至1953年继续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主要内容有：地主可以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43.5亩）或者旱地不超过6甲，超过的耕地一律由当局征收后放领给农民；征耕地价也是按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当局用债券和股票的形式支付给地主。
1953年起，国民党当局开始鼓励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主要扶植民营经济发展： “台湾当局给私营企业以照顾和支持，银行以更多的资金贷给私营企业。贷给私营企业的比重逐年增加，1960年贷给公营企业占53%，贷给私营企业只占47%；到了1979年，这个比例就倒转过来，而且拉开了距离，贷给公营企业只占23%，而贷给私营企业增加到77%。因此，私营企业发展迅速，1960年公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47.9%，私营占52.1%；1975年公营企业降到22.7%，私营企业增加到77.3%。从1953年到1978年，公营工业产值增长12.5倍，民营工业产值增长74.8倍；民营工业的产值在整个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52年的43.4％上升到1978年的79.1％。”（元邦建《台湾史略》）
“早期台湾经济成功发展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为关键的，或是国民党在1949年从大陆带去了大批人才以及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与采取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最初上海国库的黄金银子及外汇，稳定了新台币；以后的高利率政策及美援维护了1950—1960年的金融安定与发展。如以人均计算，1949年运台国库全部资金4亿美元（或800万两黄金），每人分配约50美元，此戋戋数显然不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原因。其次是当局能人尽其才，重视教育（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现在大陆已后来居上了。”吴兴镛则如是认为。
综上，可以说，台湾经济之所以能实现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美国的援助和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政策。蒋介石运台黄金，在初期维持台湾的经济和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也就作用不大了。当然，作为台湾经济发展金融后盾的新台币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流通，台湾政经军心稳定，蒋介石运台黄金在50年代的确功不可没，所以也不能说台湾经济的起飞与这批黄金完全无关。由上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黄金的确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特别是八年抗战的全民心血。台湾的确曾从中受益，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2.大陆当年并非像谣传的那样，在金银和外汇等方面一无所有，或者只有少得可怜的金银外汇储备。从现有材料推断，中共在大陆掌握政权后所收兑和掌握的金银及外汇数量，并不比蒋介石运到台湾的少。3.台湾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美国援助和国民党当局合理的经济政策，蒋介石运台的黄金在迁台初期稳定金融、发行新台币方面功不可没。大陆在建国之初经济建设屡受挫折，实属正处于摸索阶段，与蒋介石从大陆运走的金银和外汇关系不是很大；至于将“三年大饥荒”归罪于蒋介石把黄金运台的说法，则较为荒谬。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进入上海的解放军战士愕然发现，昔日繁华似锦的十里洋场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触目所见，只是一张张饱受战乱的面孔和战争过后的一片狼藉。运输大队队长张振国率队带着士兵们分乘8辆卡车，扛着一箱箱人民币，直奔外滩的中国银行，将其送进了“至少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远东第一地下金库，国民党金圆券时代至此宣告结束。
同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然而上任伊始，摆在陈毅面前的却是各种各样棘手的难题：物价一泻千里，人民币迅速贬值，通货急剧膨胀，人民朝不保夕；工厂停工、破产，百废待兴；特务猖獗，阶级斗争尖锐。27日上海刚解放时，规定一元旧人民币兑换10万金圆券，黄金每两3.91万元，银圆一枚是660元。可不到十天，银圆就上涨到一枚1800元，黄金一两涨到11万元。早已奉命停业的证券交易所，每天都有数千人光顾，到6月8日竟达到8万人；街头还有数万银圆贩子从事金银买卖，每枚银圆已涨到2000多元人民币。当然，其中亦不乏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特务人员，妄图从经济上颠覆新政权。当时一些人很得意地声称：“共产党打得过蒋光头，打不过袁大头。”
面对此种情况，“铁腕”市长陈毅决定实行强制手段，严厉打击不法分子。首先，于6月10日，下令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包围查封了这个证券交易所，逮捕了1000人，并下令禁止黄金、银圆、外币的计价流通和私下买卖……到第二天，银圆价就跌了一半。以后，再经“三反”“五反”运动，“镇压”了一批人后，就没人敢投机倒把、买卖金银了（《百年上海滩》，上海滩杂志社，2005年）。“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由于陈毅的有效治理，上海经济开始复苏。
“金圆券发行，民间所藏的银圆、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这是《李宗仁回忆录》中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在“无金”的基础上建设国家金融体系。在黄金短缺的状况下，解放初期便出台了严禁金银计价流通和私相买卖的规定，如1949年6月颁布的《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严禁一切金银带出解放区；人民储存之金银如在解放区内迁移必须携带者，须向区级以上政府申请开给携带证；属于人民自行佩戴之金首饰不超过1市两。在本区内携带金银而无合法证件，或以金银计价行为者，按牌价贬低15%~30%收兑。1950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制定下发了《金银管理办法》（草案），冻结了民间的金银买卖。
那么，到1949年后，中国大陆到底还有多少黄金？吴兴镛曾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武力的文章，提及：“1950年3月物价趋于稳定后，国家收兑的金银数量大增。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就收兑黄金745.5万两……”虽然该数据在海内外争议颇多，但是民间藏金一度流向国家，确是不争的事实。另据媒体报道，温州解放初期，有人不愿意拿黄金去换人民币，用各种办法把金子藏起来，比如床底、墙角，还有资本家把金条藏在皮箱的夹层里，但最后还是被查了出来。到1950年年底，温州地区共处理金银案件446起。到1952年止，温州地区按牌价收进黄金9625两。
建国后势头最猛的民间黄金兑换潮则是在文革期间。杭州、宁波等市的红卫兵贴出了“砸烂金银饰品”的大字报。人们纷纷将久藏在家里的各种金饰、金条等拿到银行要求兑换。据《浙江金融史》记载，从1966年8月27日开始，到当年10月底，杭州市共收兑黄金660市斤。几乎同时，宁波用1个多月的时间，收兑了黄金632市斤。收兑来的钱当场转存。有的储户心有余悸，还向银行探问，兑换来的储蓄是否属于“四旧”？甚至还有人提出存款不要利息。经历过严格的黄金管制及兑金潮后，从1982年9月起，中国百姓才可以通过商场购买到黄金首饰；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中国黄金市场才走向全面开放。
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最初二三十年，对于黄金运台之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吴嵩庆在内，也绝口不提；因为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如今黄金秘运一事，已随着当事人的老去，渐渐步入历史的尘埃；但无论是蒋经国等策划者，还是被挑选参与了秘运的吴嵩庆等人，都并非没有心理负担。蒋经国在其《风雨中的宁静》一书里描述道：“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铜板敲出来都是血，更何况是黄金？这或是暗示“这些钱我们拿来是有愧的”。
“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往事过去属于高度机密，许多参与者最初都不愿意提及。把属于全体人民的黄金运到台湾去，他们中很多人顾虑留在大陆的亲人会被指责。大家很理解大陆亲属对黄金‘被偷运’的感受。此外，在台湾内部，对当年的黄金也有不同政见。”丁雯静在采访当年运金事件亲历者过程中，经常是三顾、四顾甚至多次登门，对方才打消顾虑。
以吴嵩庆为例，其自1947年起，即担任国民党军队的财务、军需总监达15年之久，且每周参加国民党政府“总统府”军事及财经两次最高机密会议。在他1991年去世时，吴兴镛和母亲就很顾虑，倘若给从没离开过大陆的兄弟们看这些资料（按：主要指吴嵩庆日记），会否影响他们在海峡那边的生活：“至少会带来些困扰吧。他们业已过古稀之年，还是少知道些为好。”
93岁的董德成接受了丁雯静的采访。在访问前，他的子女不是很愿意，他们很清楚，台湾黄金问题很敏感。但董德成自己却说：“为什么不要讲？这段历史我们坦荡荡的，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百姓，为什么不说？”或许老人已隐约感觉到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受访谈，他握着丁雯静的手说：“丁小姐，我们中国真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他们希望一切的苦难都结束在他们身上，下一代不要再有；而他们自己，愿意不愿意都别无选择，只能跟时代和命运一起走。两个月后，董将军去世了。
江维翰的夫人米绳祖最初也一再拒绝访问，因为她担心“上海的亲戚们知道先生协助蒋介石运黄金，会不谅解”。几经拒绝后，米绳祖终被说动，激动地对丁雯静说：“……告诉台湾老百姓，国民党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丁小姐，你一定要让台湾老百姓知道。”（详见第五章第三节）
而作为兵戈相见的另一方，当年的解放军运输大队队长张振国在接受丁雯静的采访时，深信因为蒋介石带走黄金，导致老百姓承受了很多苦难；但他已经消释了义愤，全然没有胜利者的正义在握姿态，觉得黄金造福了台湾民众，是楚弓楚得，值得。张振国的这番议论，使得来自台湾的丁雯静深受感动。当丁雯静问这位年已90余岁的昔日战胜接收者，怎样看待运黄金行为本身时，老人波澜不惊地说：“他（蒋介石）不是傻瓜，他在那边（台湾）要吃饭要穿衣吧。他要做本钱，本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