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醒过来，已经是三天后。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发现自己头上缠着绷带，躺在雪白的病房里，周围摆着几个黄桃罐头，一包橘子味的饼干，还有几只干巴巴的苹果。
嗓子里火熏火燎的，难受的要命，硬撑着叫了几声，才觉得嗓子嘶哑嘶哑的，根本叫不出来声音。
后来，终于有护士进来了，看见我醒了，赶紧通知了水利站，高站长很快过来探望我，派出所的同志也过来问话了。
我当时说话并不利索，而且井下的事情也特别怪异，根本无法向他们述说清楚。好在派出所的同志并没有详细问，大概了解了一下后，就给队长定了一个“因公殉职”，我也舒了一口气，想着这也算是他最好的一个结果吧。
在医院又休养了几天，我终于好的差不多了，也因为这次的英勇表现（勇于下井，救了围观老百姓），受到了水利站的褒奖，也让我负责镇上水利站的整体工作，并特别给我配备了一个助手，相当于因祸得福了。
回到屯子，我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高局长专门过来接我，开着小吉普车送我到了水利站，代表组织上给发发了一面锦旗，并正式宣布我做临时站长，并给我招了一个助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临时工。
这个临时工叫莫托，是赫哲族人。在赫哲语中，“莫托”的意思是刚出生的女儿。按照当地的风俗，给男孩子起个女孩名，好养活，汉族也有这种风俗。
赫哲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全国就五千多人。这个民族亲水，喜欢住在水边，用桦树皮做船，用鱼皮做衣服，被称为鱼人部落。
莫托长得很精神，浓眉大眼，鼻梁高耸，有点儿像后来的影星韩庚（韩庚也是赫哲族人）。他从小捕鱼打猎，身体很好，赫哲语也会说，能说胡力（赫哲语，意思讲故事），还能来几段《伊玛堪》（赫哲族说唱史诗），是个热情开朗的小伙子。
我们两个人年龄差不多，很快交上了朋友。每天早晨，天一亮，莫托就赶过来了，跟我一起检查水渠。检查完水渠，就没啥事了，两个人吃两穗煮玉米，就坐在院子里，喝茶，抽烟，瞎扯淡。
现在回想起来，在水利站那一段时光，真是我这辈子最惬意悠闲的时光了，时间多得是，一切都可以慢慢来，一点也不着急。
我也问过莫托，那个民兵连长的事情，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背景，怎么还和金门也扯上了关系。
同时，我也想，要是能弄清楚他的底细，是不是就能找到当年救我的白袍小哥。
当年那件事情，一直记挂在我的心里，我鼻子里为何会钻出来一条小蛇？那白袍小哥说，我当年是被人种下了憋宝，那又是谁给我下的憋宝呢？
还有，民兵队长在井下说，他一眼就认出我来了，说我和他都一样，这又是什么意思？
可是莫托却锁紧了眉头，说民兵队长那个人，虽然是他们屯子的，但是平时却很神秘，自己在大江边上盖了一个房子住，很少出来，也很少和别人说话，所以大家也都不知道他的底细。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想着这件事情搞不好又会和我童年经历的那件事情一样，又成了一件无头公案了。
赫哲族是打猎民族，最喜欢讲在丛林、大江里狩猎、捉鱼的事情，尤其是捉鱼。
按他的话说，那乌苏里江的鱼是真多，最好的就是大马哈鱼。每年八月份，大马哈鱼就会从海里游回到乌苏里江产卵，那时候，锡霍特山变成了五花山，大马哈鱼成群结队过江，半截江都变成了黑色，全是大马哈鱼的脊背！
那大马哈鱼到底有多少，那谁能知道？
大家全都疯了，把所有的渔网都用上了，大人小孩都出动，在那围追堵截大马哈鱼，其实根本不用捉鱼，就是在捡鱼，那水里，岸上，天上，蹦蹦跳跳的都是鱼，老人和小孩都端着簸箕，撑着袋子，站在江边，等着大马哈鱼往里面跳！
我也兴奋了，问他，那大鱼能有多大？
莫托说，大马哈鱼一般十斤左右。要是说大鱼，那得是咱们乌苏里江的鳇鱼，那鱼大，几百斤都是正常的！
他给我比划着，说他们有一年逮住了一条大鳇鱼，把鱼皮剥了下来，做了五六件鱼皮衣！
我也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也跟他表示，下次大马哈鱼过江时，一定得跟着他去捉鱼，到时候也好好炖一锅开江鱼尝尝鲜！
喝饱了茶水，我就指挥莫托去小卖店买一包油炸花生米，几个茶叶蛋，一瓶白酒，再弄一个卤鸭子，两个人坐在院子里喝酒。
东北的夏天，凉风习习，鸟语花香，白亮亮的溪水，从大青山上流淌下来，黑黝黝的土地上，漫山遍野都是金灿灿的向日葵，到处都是野花，旺盛得开着，蝉率性地叫着，我们躺在藤椅上，看着蓝得忧郁的天空，慢悠悠地喝酒，热辣辣的白酒，香喷喷的卤鸭子，往往从下午喝到天黑。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有时候，莫托喝多了，也会在我这边睡上一觉。我这边地方大，一个炕能睡开十个人。到了深夜，他父亲就会打着手电筒来找他。
莫托的父亲叫莫日根，赫哲语的意思是英雄。他年轻时上山围猎过黑熊。猎熊很危险，如果一击不中，熊会把流出来的肠子用爪子塞回去，然后疯狂地对人进攻，不死不休。
在那次狩猎中，一头受伤的黑熊发了狂，朝他冲了过来，他不慌不忙地绕着大树和熊周旋，最后用激达（赫哲语：扎枪）刺进了黑熊心脏，才赢得了这个英雄的称号。
不过，莫日根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英雄，他又黑又瘦，还有点儿驼背，看起来就像个寻常的庄稼汉，只有他偶尔路过我们水利站时，随手撂下几只野鸡、兔子时，才让人记起他是个猎人。
莫托很尊重他的父亲，每次我们喝酒吹牛时，老远看见父亲，都要赶紧穿戴好衣服，甚至还要端端正正地戴上帽子，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一句话都不敢说。
我还发现，莫托并不愿意呆在家里，他每天早早就来到我这儿，有时候，我还没起床，他就自己轻轻跺着脚，在门口等我，冻得脸都煞白煞白的。
晚上，他也总是跟我东拉西扯，熬到很晚才回去，而且只要我稍微挽留一下他，他马上高高兴兴地在我这儿住下，把这个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开始时，这是他们的民族习惯，对于父亲的尊重，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
后来，我才知道，那并不是尊重，而是一种恐惧，一种源自骨子深处的深深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