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办公厅人员“一锅端”，到武汉近郊南湖李家桥，搞“斗批改”。大队连队都派有军代表。大队长是办公厅公务（即勤杂）班班长，连长是办公厅青年造反干部，排长班长多是勤杂工人。有个班长曾得意地说：我这个大老粗，现在要管十多个十七级以上的干部。连队的日常活动，主要是读“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我们连队由办公厅、政法办、街道委等单位组成，“走资派”多，未“解放”时，限制人身自由，连家都不能回。我曾写过一张小字报，大意是，这多领导，批了斗了，作了检讨，又不能定性，快点“解放”出来抓工作，莫在“水里泡”。其实，“泡在水里”的何止是领导，大批干部都“泡”在那里，虚度青春年华，浪费宝贵时光，该是多大损失，多大伤痛，内心无比苦闷彷徨。那时，我常独自一人，夜深人静，徘徊田间，冥思苦想，这场“文革”，国家遭难，人民遭殃，究竟所为何来，路在何方？有天晚上，恍惚之中，跌到田埂沟下，左腿髌骨骨折，回家治病养伤。
在我养病期间，中央下达9.27指示，宣布武汉地区“北、决、扬”为地下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所谓“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扬子江评论》三个组织简称。他们打着造反旗号，煽动极“左”思潮，鼓吹暴力革命。得知这一消息，兴奋不已。在我坚持下，不顾伤痛，用担架抬上车，回连队参加贯彻9.27指示大会，痛斥“北、决、扬”罪行。贯彻9.27指示后，武汉又来了个“大翻个”，好多造反派头头，又成挨整挨批的对象。我在连队贯彻9.27指示大会上的控诉，以及日后调我去东西湖办“北、决、扬”学习班，并不以怨报怨，并不把批判矛头指向一般造反派和一般造反派头头，而是指向“极左”，指向“文革”暴行。“文化大革命”就像“烤烧饼”，翻过来，翻过去，今天整一批，明天又整另一批。平心而论，“文革”之中，保守派也好，造反派也好，都受蒙蔽，都是受害者。而所有“走资派”，都是高层权力斗争的“替罪羊”，所有“文革”中的冤魂，都是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斗批改”结束后，办公厅人员又“一锅端”到蒲圻，上“五七”干校。我在家养伤，直到整党时，才去干校，参加整党学习，办理党员登记。当时干校一再动员，要求学员把家搬到干校，走一辈子“五七”道路。连队多次找我谈话，并有人去庆平里看过我的住房。我坚持不搬，对动员的人说：走一辈子“五七”道路可以，但上一辈子“五七”干校，我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在干校一年多，我基本上是打“临工”，最初在石人泉连队当干事，继调黄土磅大队部搞专案，调东西湖走马岭农场办“北、决、扬”学习班，调赵李桥干校指挥部替市革委会草拟一份重要文稿，调汉口青少年宫负责筹办“五七”展览，又调回市干校指挥部起草干校党代会工作报告，连续作战，心力交困。起草干校党代会工作报告时，先看了几天材料，拟了个报告提纲，然后由我口述，许素文（原市委宋侃夫书记秘书，会速记）笔录，待工作报告定稿，我已体力不支，病倒床上，经干校负责人特准，送我回汉在家养病休息了一段时间。回干校不几天，便正式通知我回武汉重新分配工作。
从干校回武汉后，派到武汉柴油机厂市委驻厂宣传队。其时，柴油机是市里重点攻关项目。我去厂后，重点抓铸造车间。这个车间，多是重活、累活、脏活，劳动强度大，铸造质量直接关系柴油机质量，是当时厂里难啃的“腊肉骨头”。我下车间后，通过参加劳动，走访工人家庭，得知工人对干部意见很大：干部坐办公室多，下班很早，会开得多，开得长，干部讲话讲得长，不大解决问题，关心工人也不够。经与车间支部研究，决定从整顿干部作风入手，要求少开会，开短会，多下班组，关心工人生活，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合理调整劳动组织，开展劳动竞赛，严格质量检验。果然有效，干部作风转变，工人积极性高涨，锻铸质量渐有起色。
在武汉柴油机厂蹲点期间，1970年9月一天，突接通知，按规定级别范围去武汉剧场听“重要传达”，得知林彪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大吃一惊，当时保密，会后不讨论。我暗自思量，林彪乃共和国元帅，素以善战著称；解放战争期间，指挥千军万马，从东北打到海南，所向披靡，战功显赫。“文革”之中，已是副统率，亦步亦趋，跟得最紧，“亲密战友”，并已写进九大党章，党的最高领袖位置，指日可待，垂手可得，为何迫不及待篡党叛国，难以理解。“文革”年代是个极不正常的年代，党的生活不正常，社会生活不正常，国家生活不正常，好些事情，难以想象。
1972年初，调武汉市交通邮政管理局（由交通、公用、邮政三局合建），先在局政工组，继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后任党委副书记，仍兼党办主任。党委书记孙华秋管全盘，党委日常工作由我具体负责。孙华秋，河南永城人，为人清廉正直，作风深入朴实，熟悉交通业务，指标数据记得烂熟，人称“业务精”。他下去搞调查，实地考察，实问实答。常年着旧衣布鞋，机关食堂用餐，下基层时，不许替他单独备餐，两个馍馍，一盘菜，半碗清汤，便打发过去，从不滥用手中一点权，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真是个廉洁奉公的领导干部。党委办公室秘书先后有朱逸群、彭善玲、徐和甫、徐玉澍，李宏形管档案，兼搞群众来信来访，张素琼管机要文件和印章，彭杏云、宫玉芬搞打字文印，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关系融洽。党委组织部部长吴辉均、宣传部部长胡泉发、纪委书记谭兴琴、工会主席刘广学都是“老交通”，情况熟悉，工作负责，办事稳妥。团委书记涂勇点子多，干劲大，青年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长期做过秘书工作的人，习惯于自己动手，遇事亲躬。党委的会议，同办公室同志一起策划，准备有关材料。党委的文件多由我起草，或由我口授，秘书笔录，或由秘书起草，我亲自审修。对党委各部门及工会、团委的工作，多是同他们共同研究，能定的当场定，不能定的，提出要求，再作研究。重大问题，及时向党委书记汇报，或提请党委会议审定。党委的决定，会后及时下去，了解贯彻情况，督促落实。我很少在办公室闲坐，为了熟悉交通业务，也经常到局里各个行政部门，看一看，问一问，特别注意了解运输生产和安全保卫方面的情况，这对指导党务工作大有帮助。局里或公司召开的会议，凡要我出面讲话，都事前了解情况，认真思考，从不让秘书或其他人代笔，只是拟个讲话提纲，临场发挥。凡非正式工作报告，从不照本宣科，讲话力求紧扣主题，联系实际，阐明观点，简明扼要。
在交通局期间，我大部分时间下基层，常到各个公司，跑遍了装卸站、运输站、车站、码头、货场及车辆船舶修造厂，并到几个基层单位蹲过点。各公司所有领导成员，各基层单位主要负责人，我能直呼其名，并大概了解其个性特征、业务能力及工作基本状况。下基层不能走马观花，要深入实际，倾听各种意见，了解真实情况，掌握一手材料；特别要注意听取基层对领导机关的意见，改进领导工作。下基层，不应只谈工作，还应谈思想，坦诚相见。好多事情，好多矛盾，思想通了，一通百通。装卸公司有个领导干部，群众反映他气量小，架子大，怕负责。我上门找他谈心，对他说：“当个好领导，个子要小（不摆架子），肚子要大（能听意见），肩膀要硬（敢负责任）。”他领悟得快，当即表态：“向书记，你讲得对，真像我呀，我一定改正。”水运公司有的领导之间一度不团结，我专门找他们一起下河上船，了解水上作业情况，倾听工人意见，座谈会上我深情地说，公司领导也是驾船出身，“船头吵架，船尾说话”，要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公司领导当场握手言和，表示一定团结共事，搞好工作。
交通战线点多面广，且多是室外作业、露天作业，工作十分辛苦而又十分重要。交通运输涉及千家万户，在计划经济年代，武汉交通运输部门承担到外地运粮、运菜、运柴、运煤的繁重任务，为支持生产和保障人民生活做过重大贡献。同时计划经济也妨碍了交通事业的发展。当时运输市场实行“三统”（统一货源、统一调度、统一票据），专业运输与社会运输之间争货源、争码头，常起纠纷。由于运力不足，调度不灵，货场物资常有堵塞，不是运不进，就是运不出。由于货源短缺，营运收入状况不佳，企业经营严重困难，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职工福利差，有的企业长期亏损，靠政府补贴维持。这些问题当年虽已察觉，虽感困扰，但受整个政策环境制约而无法解决。
在交通局期间，我重视培养青年干部。局党办秘书彭善玲，工作积极，也肯学习，承担党委日常具体工作任务，党委的会议由她通知、记录并了解会后贯彻情况。党委的文件多由我口述，她笔录，或由她起草，我审修，并常一同下基层做调查，经过帮助指导和实际锻炼，有很大进步提高，现任市交委副主任。局团委书记涂勇，热情高，干劲大，工作出色，我不仅在团的工作上给予指导和支持，并在他入党、提职、上大学进修、下基层锻炼等方面，做了大量思想教育和疏通工作。之后，他升任市交委主任，继调市里工作，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交通局局长赵零是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年轻妇女干部，作风朴实，工作扎实，善于团结同志，刚到局里，还有些胆怯，有时将讲话稿送我过目，我给予热情鼓励。在调市委机关工作前，市委组织部张大钧部长曾专门到市志办找我了解情况。赵零赴任前，也专门到市志办找我谈心，觉得由行政转搞党务，怕难胜任，我同样给予热情鼓励。之后，她参加市委领导班子，继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我还兼任过局党校校长，副校长宋濂旭，四川乐山人，上过武大，也是校友，我常去同他一起研究党校课程；开学结业，我都参加并讲话，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给党校学员做专题讲课和辅导报告。当年在交通局，有好多同事，不仅是工作上的战友，而且是私交好友，其中有局机关的同志，有各公司的领导，还有基层干部，他们都喜欢找我谈工作，谈心事，谈家事，还热情地请我去他们家里玩，但不是把我当客人，而是当做贴心的友人。
年事渐高，我萌生了个念头，想离开机关，搞点研究工作。市里管交通的林岩同志找我面谈，望我留下。我谈了自己的心愿：“早几年，迟几年，迟早都要上西天，惜寸阴，莫等闲，干点实事留人间。”见我言之有理，去意坚决，市委同意了我的请求。1984年4月，调到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简称市志办）任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市人大副秘书长陆天虹兼主任，市志办日常工作由我负责主持，共事的志办领导，先有朱文尭，后有吴益光。天虹思想开明，作风民主，他任城市志指导组组长时，我又是组员，在修志指导工作中，具有相同观点，相处非常融洽。王汗吾是市志办修志骨干，又是城市志指导组联络员，是天虹和我的得力助手。市志办党组成员黄道忠、叶圣华，秘书室主任先是黄道忠，后是蔡守礼，总编室主任吴晓明，资料室主任杭世锐，年鉴编辑部主任程冠年，《武汉春秋》编辑部主任叶圣华。工作人员和特约编撰共三十余人，文化水平较高，阅历丰富，有的还有某些学术专长。
我以往看过一点旧志，但如何修志，还是个新课题。好在我久居武汉，又在政府机关工作多年，对武汉的历史特别是武汉新中国成立后的演变，多少有些了解。当时，全市修志机构已经建立，修志队伍近四百余人。只要争取各方支持，发挥集体智慧，自己刻苦实践学习，对搞好修志还是满怀信心。我也清醒的认识，武汉是个特大城市，历史内涵丰富，修志上下限一百四十多年，门类齐全，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军事、政治、人物等方方面面，是个庞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志属信史，传世之作，任务重，要求高，责任大，要审慎行事，不可丝毫掉以轻心。
市志办的业务，我概括为“主体两翼”，或称长线产品，短线产品。主体即长线产品，就是出志书。两翼即短线产品，就是办年鉴，办刊物（《武汉志通讯》和《武汉春秋》）。市志办日常行政事务，放手让部门承办，督促检查；我以主要精力抓修志编纂业务，兼顾年鉴和刊物编辑工作。在修志编撰阶段，同编纂人员一道，深入修志单位，研究篇目，评议志稿，并及时总结经验，指导修志实践，伏案审稿。每部志稿，件件史实，句句文字，张张表格，都得细心审阅，慎之又慎。
我把修志工作概括为“三苦”，艰苦、辛苦、清苦。修志之难，易于理解；修志之苦，非经实践，难有体验。修志无权，只我求人，无人求我。为征集史料，跑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走访知情人，四处奔波；浩若烟海的史料，征集之后，还要筛选，甄别考证，真是“沙里淘金”。一部志稿，要经过试写评议，反复修订篇目，反复修改内容，反复斟酌文字，还要经过层层审查把关。修志靠吃“皇粮”，经费有限，福利待遇、工作条件差，修志人员多系借调，因调出修志而牺牲个人利益者，大有人在。全市四百多位修志人员，在这个“三苦”岗位上，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经过十余年辛勤努力，完成了武汉首届编修新方志的艰巨任务。
修志乃千秋大业，重要而艰巨的事业。编纂像武汉这样特大城市的地方志，工程更大，难度更大，责任更重。武汉编修新方志，从1980年开始，全地区（包括中央和省属在汉单位）陆续建立修志机构，调集修志人员，开展修志工作。我调市志办后，实际主持市志办日常工作，实际负责编纂业务，承担编修武汉市志这副重担。经过征集史料、设计篇目、编写初稿，1987年转入总篡阶段。总纂是成志前的最后关口，任务极重，难度极大。武汉市市长、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黎智找我恳谈：“顺立呀，武汉修志就要开始总纂，修志成败，在此一举，如何确保志书质量，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非常担心，经慎重考虑，并经市委决定，由我任市志总纂，你任专职副总纂，实际负责总纂工作。”方志是大型史料书，又是传世之作，终审把关要求极其严格。武汉大学出版社牛社长特找我商量：“你是专职副总纂，又是武大校友，为了严格把好志书质量关，想请你担任我社特约编审，负责志稿终审。”重任在肩，责无旁贷，鼓起勇气，迎难而上，兢兢业业，夜以继日，伏案审稿。经数年艰苦奋战，审定市志、县志、厂志26部、年鉴26部，共2400万字，书目列下：
武汉市志分志：金融志、财政志、税务志、工业志、农业志、交邮志、商业志、文化志、教育志、卫生志、体育志、科学志、政法志、民政志、政党志、政权志、外事志、军事志、大事记。
武汉郊县志：汉阳县志、武昌县志、黄陂县志、新洲县志。
武汉年鉴：武汉经济年鉴、武汉年鉴（1986-1995）
应武钢之聘，担任《武钢志》特约编审，多次去武钢具体辅导，并终审志稿。《武钢志》出版后，人民日报头版报导，誉为“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厂矿志”。
《咸丰县志》初稿完成后，该县志办负责人专程送稿来汉，请我审定。
宜昌市初办年鉴时，邀请我去宜昌，介绍武汉办年鉴经验，讲授年鉴编纂知识，并与宜昌市政府、宜昌市志办负责人一起商讨年鉴编纂事宜，最后将《宜昌年鉴》（1989）稿送来武汉，请我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