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刻画典型，突出特征。有的同志想要搞一个模式，开头写什么，第二要写什么，第三要写什么。我是不倾向的。我们不搞模式化、脸谱化，不要写得太呆板，努力写出人物的特色。一是地方特色。我们写的是武汉人物，有的人物影响不只是武汉，他是全国性的或全省性的人物，对这样的人物要体现出在武汉的活动。人物事迹的记述，要有乡土气息。武汉市志中的人物，要有点“汉”味。在记述全国性的人物时，那些与武汉无关的事可以从略，主要记在武汉的事。还要挖掘有地方特点、有影响的人物。二是时代特色。历史人物的活动不是孤立的，总是同时代、同社会紧紧相连的。我们说的立传人物，都是时代人物，包括小人物，他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种生产力，在当时是起了作用的，或者说起了反作用的。要处理好人物与时代的关系，不要脱离时代，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要反映当时的历史特点，从人物的思想、地位、业绩中反映出来。这样人物的事迹，才有根、有源，人物才在群众之中，在时代之中。三要处理好立传人物同事件的关系。立传人物在某个重大历史事件、历史活动中，处于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是主持者，还是参与者，是集体的作用，还是个人的作用，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这些分寸都要注意掌握，不能夸大，也不能贬低，不能人为地拔高，更不能“张冠李戴”。写人物传要概括传主的主要经历，使人物有个基本的概貌：但要抓住重点，不能主次平列，主次兼收。要抓住传主一生中主要经历、主要事迹，防止把历史人物最重要的事迹，淹没在繁琐的材料和记述之中，使人物的主题鲜明。对不同类型的人物记述要各有侧重。政界、军界人物，侧重记述政绩、军功；科技人物，侧重记录科研成果、发明创造；能工巧匠，侧重记述工艺绝技，等等。写人物传总的要求要实事求是，因人而异，不拘一格，各显特色。不搞固定模式，不带框框，不作渲染，更不能想当然，人云亦云，虚构情节，对人物的评价要恰如其分，力求简洁、质朴、确切。在这个前提下，努力体现一点文采，增强记述的生动性、鲜明性、可读性。
5、归口审查，落实责任。我说的归口审查，是说某一个方面的，如党史人物，党史办最熟悉，妇运人物，妇联最熟悉，等等，就可归口到有关单位审查。人物传经各战线讨论之后，报市集中审查。对有些历史人物，还要请专家来审查。本来是应该立的人物，你这个战线、这个单位没有提出来，有重大疏漏，就要负责，“无谓言之不预也”。传主确定后，材料的征集、筛选、运用、内容记述、分寸掌握，也要归口审查。
编修方志研究历史服务于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这一代编修新方志，修志理论的准备是不足的；特别是编修市志没有借鉴的东西，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在编写阶段，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忙于日常修志业务，难以坐下来比较深入的学习钻研。现在武汉修志已进入后期工程，有可能也有必要在精心搞好志稿编纂和总纂的同时，逐步着手开展一些方志理论的探讨和学术研究活动，逐步把工作的重点转向学术研究、地情研究。
1、围绕提高志稿总纂质量，开展方志的学术研究。
《武汉市志》已开始出版专志，但大量的总纂任务还在后面。提高总纂质量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修志的重心。地协的学术活动要紧紧围绕提高志书质量来进行。在总纂质量上，各个专志基础不同，情况各异，从我所看到的志稿，一般来说，宏观内容的记述和解放前的史料，相对来说比较单薄。有些概述、综述、无题序言以及其他综合性的内容，对有些历史阶段的记述，只是几笔带过，系统性比较差。一部志书是个有机的整体，部类之间、事物之间有着相互的联系、制约和影响。我们在总纂中发现，一部志稿孤立地看某个部类还可以，若把这个部类同那个部类联系起来看，把概述同分述联系起来看，把上下前后文联系起来看，把文字和图表联系起来看，往往会发现若干矛盾和问题，需要结合志稿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
2、结合志稿和志书的评议活动，开展方志的学术研究。
志书是社会产品，应该接受社会的检验。每一部志稿定稿之前，要召开评议会，集思广益，吸取各种有益的意见，认真进行研究修改。每一部专志问世以后，都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多层次的书评活动，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尚未出版的志书的质量，也有利于积累编修新方志的经验。评志稿采用“三结合”的方法，评志书也要“三结合”，领导评，专家学者评，实际工作者和方志工作者评。比如中南财大财政金融系教授牛岳尊和张桂生、武汉市财政局总会计师周熙文、市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左运朝等同志就为《金融志》写了书评；著名史学家、中国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张舜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孙启康为《文物志》写了书评；原市财办副主任、市二商业局党委书记范晓宝为《商业志》写了书评；武汉《金融志》还拿到1990年全国城市志大连会议上听取全国同行的意见和评议。这些书评活动，对我们这一代编修的志书给予了肯定和鼓励，非常尊重我们的修志成果和劳动，也提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志书的评议活动，或者结合志书评议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不仅只是从志书的篇目体例上来评，这当然也是需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从志书的内涵、从志书的社会价值来评。评志书的活动，也是为修志广为宣传的活动，宣传修志的社会功能和志书的社会价值。志稿总纂质量的核心和要害是内容而不是形式。志书的内涵如何记述，历史如何评价，志稿的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如何相统一，如何体现时代和地方特征等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大课题。
3、结合总结10年修志经验，开展方志的学术研究。
武汉修志起步比较早，相对来说，成志也比较早。我们这一代修志，不仅要出成果，而且要出经验。10年修志，艰苦奋斗，10年耕耘，丰收来临。我们编修新一代方志，不仅只是完成编修志书的任务，而且应当把多年修志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深化和提高，为后人修志提供经验，也为发展社会主义方志学作出贡献。
4、充分运用修志史料，拓宽新方志的研究领域。
我们这代人修志，不只是出一部志书，还应该出多种成果。一是研究武汉地区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开展专题研究；二是针对各行业、各系统的实际需要，开展专题研究，编写各种专题资料。1991年是辛亥首义8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这七八十年我们国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波澜壮阔的历史，创造了无数英雄业绩，经历了许多艰险曲折，有非常宝贵的经验，也有十分深刻的教训，为我们编史修志、研究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当然这是个大题目、大背景，但是作为修志，利用手头的资料，特别是比较深层次的史料，可以从某个角度、某个方面、某个侧面来反映辛亥首义8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年来武汉地区的历史演变过程，对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史实史料进一步深化，以提供更多的借鉴历史、服务现实的修志成果。
地方志就广义而言，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地方志的功能和价值，地方志事业的地位和作用，要从社会的广度，从历史的跨度来观察、来检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我们今天的制度是通过中华儿女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通过长时期建设和积累的成果。要发展这一成果，就要认识现实，开拓未来，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历史。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观察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我们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就要求重视历史，借鉴历史，而不是轻视历史，割断历史。地方志工作带有地域性、综合性、广泛性、连续性的特点，是研究历史、指导现实的基础性的工作。中国编修地方志形成这样悠久的历史传统，历代保留下来的几千种志书，为国内外图书馆珍藏。尽管旧志中有些封建糟粕，但它毕竟收存了大量的史料，留下了大笔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中华灿烂文化的瑰宝，成为炎黄子孙的精神财富。地方志带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因而能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并且经久不衰。人们从地方志的丰富史料中，不仅能了解很多历史知识，而且能够激发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的热情。
地方志的命运并不完全决定于某些个人的认识。作为一项事业来说，它是有生命力的。由于政治的、社会的种种原因，中国修志的传统曾一度中断，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忘记这个优良的文化传统。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注重国情调查，注重历史研究，要求对客观情况进行周密的细致的调查，避免主观主义。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又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学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以史为鉴，引以为戒。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百废待兴的紧张岁月里，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之中，就曾提出过整理旧志和系统搜集历史资料的问题。1957年，中央在制订哲学社会科学12年发展规划中，也曾经提出过编修地方志的任务。但后来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之下，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之下，难以正常的开展修志工作，也不可能公正地记述历史和评价历史。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适应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编修地方志的工作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开展起来。短短几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建立了修志机构，调集了大批有志之士，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地情调查，征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已经并将继续提供各种修志成果。80年代修志事业蓬勃兴起，90年代修志成果将大量问世，这绝不是某些个人的主观愿望，更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整个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可以这样说，新编地方志事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物，是探索研究国情地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迫切需要，是为实现党的新时期的总目标、总任务而服务的。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就为地方志这个古老的文化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赋予了它新的历史使命。
地方志是资料书，这是旧志和新志所共有的基本功能。但是作为社会主义新方志，它绝不只是一般的资料书。社会主义新方志之“新”，首先在于它有新的科学思想作指导，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洞察分析复杂的客观事物，研究记述复杂的社会现象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不掌握和运用这个理论武器，我们这一代修出的志书就缺乏支柱和灵魂，甚至会偏离政治方向。有人说修志就是客观记述，不必提指导思想；还有的说，无论什么学科，只要能为方志所用，都可作为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并且显然是有害的。
社会主义新方志之“新”，还在于有鲜明的修志目的与宗旨。这就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记述人民的劳动创造，记述人民的英勇斗争，记述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也记述前进中的失误和教训。它着眼于教育，着眼于社会需要，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
社会主义新方志之“新”，还在于它适应时代的新变化、新要求，在继承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力求用新的思想、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编修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方志。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新方志承担着新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呢？我认为：
l、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地方国情的载体。
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清醒地认识我们的基本国情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作为国情地情的载体的地方志，它应该成为一付“清醒剂”，为我们认识基本国情、基本地情提供准确的资料和科学的依据。当然，探索研究国情和地情是多渠道的、多种媒介和手段的，而地方志也应该说是这多种渠道、媒介和手段中的重要一种。因为国情、地情不是单一的概念，而是综合的概念，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民族精神等许多因素的综合反映。国情、地情也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自然条件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演变，内部环境、外部条件以及某些重要领袖人物的决策和活动等等，都会对国情、地情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一定的推动和阻碍作用。地方志正是一个地区地情的综合反映，正是一个地区历史的动态记述，内容含量大，时间跨度长，能容纳丰富的史料，反映兴衰起伏的历史进程，对全面认识和研究地情大有裨益。
地情是国情的具体化，认识地情不能离开国情这个整体，认识国情也不能忽视各地地情的差异和各地的特色。因此，编修地方志不仅有利于认识本地的地情，而且可以为探索认识基本国情提供重要的补充资料。
2、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国情教育的生动教材。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讲话中，从我们党的思想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出发，从提高全民国情意识、振奋民族精神的战略高度出发，特别提出加强国情教育的问题。这包括近百年中国历史的教育，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问题的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教育等等。这些方面的教育，是全党要严肃对待的大课题，我们地方志工作当然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应当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作出贡献。作为全面记述地方历史与现状的志书，应当是国情教育的重要教材。
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国情教育，不能靠空洞的说教，要用实际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史料史实来进行教育，这样才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武汉在历史上不仅是“九省通衢”的重镇，内地的经济中心，而且在政治上也产生过重大影响，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首义在武汉，北伐战争胜利后建立的中央“赤都”在武汉；抗日战争初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解放战争期间，为保卫城市安全，支援部队南下，进军大西南，武汉人民作过英勇的斗争。解放40多年来，武汉又走过了一段光辉而曲折的道路，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武汉人民的斗争史、苦难史、创业史、光荣史，就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乡土教材。利用地方志书和未入志的大量史料，深入持久地进行国情地情教育，是地方志工作者的本职，也是庄严的历史责任。
庆贺《汉阳县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