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中主要收录的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除了屈原，该书还搜集了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作品，但流传不多。《楚辞》中的屈、宋作品多涉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等，多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浓郁的抒情风格、富有地方色彩的方言词汇是楚辞的基本特征。《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现实主义诗歌一统文学史的地位，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后人将以“风”为代表的《诗经》与以“骚”为代表的《楚辞》并称“风骚”，成为我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的两大流派。
“三礼”
“三礼”包括《周礼》，《仪礼》，《礼记》，是有关中国古代礼法、礼制、礼教的典籍，包含着信仰、风俗、刑政等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几千年来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周礼》
《周礼》又名《周官》，是三礼之首。它是记录周朝各种制度的典籍，汉世初出，汉代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取舍汇编而成，西汉末列为经而属于礼，故有《周礼》之名。《周礼》全书六篇四十二卷，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系统地记载了周代的礼制体系，涉及到周王朝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用鼎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等。保存了不少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仪礼》
《仪礼》是记载周至战国时期儒家典礼仪节的第一部著作，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礼仪，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下17篇，分别是《士冠礼》、《昏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仪礼》是“三礼”中成书较早的一部，内容上只记载了各种礼仪的形式，没有相关的解释，文字艰涩难懂。
《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关于儒家礼制的资料汇编，在“三礼”中成书最晚，影响也最大。《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各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修齐治平的人生哲学，描述了儒家憧憬的大同社会，规范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总之，《礼记》内容包罗万象，集中而完备地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甘石星经》
战国时期，齐国天文学家甘德写了一本《天文星占》，魏国天文学家石申写了一本《天文》，后人将二人的著作合为一体，新书就是《甘石星经》，成为我国天文学史上最早的专业著作。《甘石星经》里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天文学成就。记载了有关当时人们对月亮和月食关系的认识，肯定了日食发生在每月初一或最后一天，记录了800多个恒星的名字，根据天象划分了星官，记载了五星运行情况，还提到木星具有卫星的事实。书中还保留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星表，该星表比欧洲最早的星表还早200多年。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国宰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该书保存了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补充了其他史书的不足。司马迁认为《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26卷，160篇，20余万字。其中十二纪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又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以十二月令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则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涉及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是诸子各家学说。全书语言简洁，又生动形象，如“刻舟求剑”等寓言脍炙人口，流传千古。
诸子散文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家为宣扬自己的观点，纷纷著书立言，由此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的繁荣。《论语》的语录体，《老子》的格言体，《墨子》的专论体，《庄子》的诡辩艺术，《荀子》的说理艺术等，都是散文佳作。诸子散文各具风采，其中又以《庄子》成就最高。
历史散文
历史散文是相对于诸子哲理散文而言的，一改诸子散文析理论辩、记人记事的风格，而以记述历史事件的演化过程为主，涉及诸侯国之间纠纷缠斗的政治、军事、外交诸多事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这种散文的代表，以《战国策》的文学成就最高。其中《尚书》收集了商、周时期王侯的誓、命、训、诰，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散文集。
经济科技
先秦经济
先秦时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夏朝时，人们的农业知识比原始社会有所提高，发明了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商朝时，农业生产开始使用金属工具，出土物铜铲等就是证明。西周时，土地归周天子所有，实行井田制；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春秋战国时期，土地逐渐私有化。商业和手工业兴起是在商代之后，东面沿海和新疆青海等地的玉已被当作贵重物品贩卖。西周时允许人们到远方贩卖货物，一部分人靠经商谋生，当时的商人可分享政权，诸侯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渐繁荣，官府商业和私人商业都得到了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战国时代，各种形式的货币出现。
恒产论
“恒产论”是孟子富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内容是要求国君或朝廷把耕地授与劳动人民永久经营的田制思想，实现人与土地相结合，建立起家庭生产方式。孟子从安定社会秩序出发，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也就是说，人们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财产，是维持人本善的必要条件，巩固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国家推行这种小农经济才能使人们致富，社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稳定。
农战论
农战论是商鞅主张国家富强的一种经济思想，《商君书？农战》中完整阐述了农战思想和政策主张。“农”指发展农业生产，“战”指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兼并战争。农战论就是重视农业和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主张力求“农”和“战”完美结合发展，以达到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发展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目的。农展论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上层建筑的经济思想，为建设中央集权制主义封建国家的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平籴论
平籴论是战国初期魏国相李悝提出的稳定粮价的措施。李悝为五口之家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得出农民生活异常困难的结论。李悝认为，粮价太贵或太贱都不利于巩固国家统治。为了减轻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只有保证粮价的稳定。而粮价的稳定又要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李悝提出“尽地力”的办法，即增加农业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通过平衡粮价，使农民生活得到保障，农民劳动的积极性提高，这样就发挥了土地的潜力，达到国富民足的境界。平籴论实际上是利用经济杠杆来推行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对后世影响很大。
本末论
本末论是古代以“本”和“末”来描述农业和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先秦时期表现为重本抑末论。当时的思想家多以农业为“本业”，以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为“末业”。尤其是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促使统治者为富国强兵而把农业发展放在经济活动首位。商鞅变法是重农抑商的典型事例。秦汉之后占支配地位的仍是重本抑末思想，“末业”的概念更为广泛，增添了商业和商贾，官营工商业出现。但已经出现反重本抑末思想，发展民间工商业的观点在不断扩大影响，元代通过重商来指导对外贸易。明清时期，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的观点，反映了新兴市民的呼声。鸦片战争后，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愈加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三才论
“三才者，天地人也”。三才论讲的就是天地人之间在农业生产中的关系，《易经？系辞下》、《吕氏春秋？审时》对三才论都有所论述。三才论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观点，被广泛用于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历代农学家都继承了在农业生产中强调人力作用这一思想，为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农业生产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同
“大同”是中国历史上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大同”一词最早出于战国末期的《礼记》，孔丘说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资其子，使老有所终，状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一句话，大同是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
官山海
“官山海”即“管山海”，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采取各种手段控制山林川泽的资源，属于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干涉主义。“官山海”理论是最早由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提出来的，《管子？海王》中有“唯官山海为可耳”的字样。西汉的《盐铁论》中也有“食湖池，管山海”的说法。在战国后期到西汉中期这段历史中，“官山海”的内容主要指盐、铁二者由国家专营。后来酒、茶也收罗在专营的范围内，随着经济的发展，至宋代，香料、药材等也归国家专营。到封建地主经济后期，官山海的经济政策严重阻碍了自由工商业的发展，这也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之一。
子母相权
公元前524年，周景王铸大钱，大臣单旗反对，首次提出子母相权论。它是一种有关货币本位与流通的理论，同时流通的两种货币，可以用一种为标准确定对另一种的交换率。子母相权论是我国货币史上第一个理论，对后世货币理论研究影响较大，《国语？周语下》中详细记录了单旗的货币思想。子母相权作为成语在今天又有新的含义，即经商取利或放债取息。
井田制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一种土地国有制度，兴盛于分封制式奴隶社会，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因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土地被分隔成方块，形状像汉字“井”，故称“井田”。西周时期，井田制达到鼎盛。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土地分封制，当时井田属周王所有，周王将土地分封给封建领主，规定封建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井田制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西周走向强盛。
西周中期，贵族之间开始土地交易活动，土地个人私有制出现。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普及，井田制逐渐瓦解。至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推行土地个人私有制，井田制彻底瓦解。
奢俭论
古代的“奢”、“俭”隶属经济思想范畴，“奢”与“俭”相对应而存在，先秦诸子一致崇俭黜奢。儒家为了维护消费等级制，把“礼”作为区别奢俭的标准。即人在消费过程中超出了周礼的规定为“奢”，低于周礼等级标准就为“俭”。墨家提倡“节用论”，社会各阶层在消费时应本着有用性的原则适度消费额。道家则宣扬“无欲”，反对和排斥对奢侈品的欲望，崇尚知足。先秦诸家的奢俭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大，是中国人以俭为美德思想观念的渊源。
民本论
民本论主要是先秦思想家对人民地位、性质及其作用的认识，著名代表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和荀子的君民舟水喻。主要内容包括民为邦本、立君为民、民主性思想几部分。“民为邦本”是民本论最基本的含义，即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是国家兴亡和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立君为民”是对君主提出的要求，君主要做到治国为民，从思想上重民、爱民，在经济政策上利民、富民，在政治生活上安民、济民，在文化上教民、育民。除了民本思想，民本论中还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成分，如“天下为公”、“主权在天”、“立法利民”、“恭行天罚”等。
义利论
“义”，指人们行动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利”，泛指各种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义利论就是中国历代思想家关于人们逐利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中国不同时代有各种义利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义利观各有不同，儒家思想的“义以生利”，先义后利，后来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经济思想。墨家主张“交相利”，即各阶级之间彼此尊重，利人利己。道家提倡“无为”，既反对仁义，也反对追求财利。法家重利轻义。汉代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法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贵义贱利成为正统的经济思想教条。虽多有反对之声，义利之辩也不时出现，贵义贱利却也一直作为正统经济思想流传。
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商鞅变法中的奖励耕战、汉文帝的重农措施、清初对经济的调整等，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最早由李悝在魏国的改革内容中有所体现，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大力实施。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治国的典范。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会破坏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这样一来国家赋役的来源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进而改变土地占有形式、突破社会固有的关系，届时一切封建秩序都陷于混乱。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时期对维护社会稳定、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而使得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加剧而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
货币拜物教思想
货币一产生便成为人们追求和崇拜的对象，中国古代的文字作品和社会生活中体现出很多货币崇拜现象。先秦时期曾流行一句民谚：“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表现出金钱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吕氏春秋？去宥》中通过一位求金欲者的故事讲述黄金在人们眼中的魅力，《史记？货殖列传》甚至指出“人富而仁义附焉”。西晋鲁褒的《钱神论》和元末高明的《乌宝传》更是货币拜物教思想这种文字资料的代表。反映货币拜物教的优秀作品多采取刺世文章的形式，主人公多为贵族、官僚、地主豪强、大贾富商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实际上也是金银崇拜在社会生活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赋税”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