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六七十年代，上海、北京、贵州、四川等地的地下诗歌（也即先锋诗歌）运动已暗中发展，如四川早在1963年11月，即由“陈墨、邓垦、徐坯、九九、白水、蔡楚、吴阿宁、吴鸿、殷明辉、野鸣等人在成都组成一个诗歌团体，他们编有刊物《野草》以及手书诗集《落叶集（1963—1967）》”，而后四川地下诗坛在文艺界最为严寒的70年代依然顽强的奔突运行，最终在八十年代横空出世，竖起了当代文学史回避不了的几杆大旗：“莽汉主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等。
北京的地下诗歌则是众所周知的“白洋淀诗群”，在70年代，这些朦胧诗的先驱们就已读到了很多当时被查禁的西方文学典籍，完成了最初的艺术积累，并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只等时机一到，即拔剑出鞘。如顾彬所说：“朦胧诗派这批人，他们都受到欧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朦胧诗派的影响。当时，中国朦胧诗派的外文水平是很高的，他们的诗歌是第一流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能够出这么多世界第一流的诗人，顾城、杨炼、北岛等等。”
所以，北京、四川、上海能傲视群雄，成为朦胧诗和第三代的发源地和重镇的原因，应更多地归因于其自身诗歌发展的脉络和艺术积累，是它们的诗人们普遍受过相对高层次教育，并和西方典籍保持了密切接触的结果，而绝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境遇所带来的抢先的，自创的艺术技巧上的更新。这一切在一个封闭的年代里几乎能形成垄断性的优势。事实上，也只有当这种内在的时代——个人境遇和体验跟外在的文化影响相结合，才能在中国重新诞生出真正的现代主义作品。80年代这些地区先锋诗坛的喧嚣只是其诗歌发展的地表部分，在这些繁茂的枝干下面，则掩藏着绵长而曲折的根系。源于这些地区的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可能不是简单的承前启后，“否定之否定”的关系，它们也拥有着共同的文化血脉和历史背景）运动在进入诗坛的公众视野之前，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艺术准备期，而后才能先行一步，占尽天时。
目前还没有相关资料表明，湖北先锋诗坛在六七十年代曾有过地下写作的线索（曾卓虽有过地下写作，但其人其作不能被划归先锋诗坛），其整体上也普遍缺乏现代派艺术作品的阅读经验和相关的体悟积累，所以到了80年代初期，朦胧诗大闹诗坛时，湖北先锋诗坛就整体情况而言却举步维艰，只能在思想资源和艺术技法上扮演模仿者和跟进者的角色。诗人的天赋和个性创造力虽然在诗歌创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可否认的是，艺术积累和写作传统也同样重要，它们在短时期内影响诗人们天赋和个性创造力的发挥。没有这一传统和艺术积累的历史，湖北诗人王家新在80年代初凭借自己的天才和勤奋也就捞到一个末流朦胧诗人的名分，而后才逐渐取得突破。
3.其他可能的原因
湖北先锋诗坛在80年代初的落后可以从文学考古学的角度来给予解释，但在一个资讯相对发达的年代，艺术的学习、模仿和波及都是容易的。80年代的文化环境逐渐放开，那些国外的文学经典渐渐的不再是稀缺与神秘之物，任何一个有诚心的人，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有意无意的接触到，文学典籍的学习不再构成北京、上海等地的优势。但湖北先锋诗坛在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都落后于人，那么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点以外，造成这种滞后的原因可能还有以下几点：
意识形态的控制，武汉是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控制的重地之一，进入新时期以后，这种政治控制造成的政治文化和思维惯性不会随着历史的断裂而马上消失。意识形态控制的强度一方面在当地政府中有所保持，另一方面，这种控制的强度甚至会转化为诗人们的自我思想和行为的控制，自省和检查自己的作品，以迎合这种控制的强度。
根据先锋诗人野牛和一些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诗人的讲述，在朦胧诗和第三代大潮席卷全国时，武汉先锋诗坛并不是回应寥寥，而是有着很多地下诗歌写作圈子和群体，如“野牛的圈子，野夫、方舟的圈子、《热血青年》的圈子（武汉最大的文学社团，前后达几百人之多），以及武汉地区各高校的圈子”，这些处于地下状态的诗人举办过众多的诗歌活动，出版过各种先锋诗歌刊物，并跟省外的先锋诗坛保持了密切接触。
1987年，由当时的《爱情婚姻家庭》杂志总编李德复牵头，三百多武汉诗人和湖北诗人到武昌江边的一条叫“江平”的轮船饭店上参加诗会，并在这里成立了地下诗社江平诗社，这一诗社在后来印刷出版了《江平》诗刊。
同年，武汉诗人南岸与沙市诗人高柳发起第三代诗诗人大展约稿，几乎所有的第三代诗人和诗歌流派社团都寄来了诗稿，在武昌司门口某印刷厂印刷，刊物尚未出厂，便被查封流产，第三代诗人大展的部分作品后来于1992年编入秘密出版的《汉诗》（铅印）推出。
在此间，武汉文化书院请来上海诗人郁郁，担当《第三代诗人诗歌总集》的编写。郁郁坚持时间的确定性，即以6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为选入第三代的一个条件，超过这个年代的人，不能选入第三代作品集。四川来汉的诗人则坚持要将周伦佑也划入第三代，但被郁郁否决了，原因是周伦佑为50年代生人。不过，最终这本第三代诗人的诗歌总集，在争吵不休和风雨飘摇中流产了。
1988年，以江平诗社成员为主的武汉地下诗人创办组织了一次大型民间诗歌节，于端午节在汉阳琴台举办，武汉及湖北各地近千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参加了诗歌朗诵会、诗歌展览、诗歌座谈等系列活动。
1988年诗歌节，武汉地下诗人出版了诗报《楚》，影响很大，但遭到了查封。
1988年，武汉地下诗人接待了不少外地诗人，如廖亦武、李亚伟、马松、杨黎、郁郁等。
1989年，武汉闵剑等诗人两次去上海和上海地下诗人进行交流。
1990年，武汉地下诗人决定7月1日在武昌湖北建筑展览馆举办第二届诗歌节，得到了河南《大河》诗刊主编杨晓杰等人的回应，但在筹备过程中被勒令停办。
1991年春节，一次小型的百人诗歌沙龙在湖北建筑馆低调地举办了。
1992年，武汉地下诗人为沟通国内和境外汉语诗坛的交流，创办了中国和世界诗史中第一份诗歌信息刊物《中国诗歌信息资料》，和《汉诗》一起在武昌某文教印刷厂印刷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同年，武汉地下诗人决定在各高校和中学组织系列诗歌活动，推广先锋诗歌的市场。一次在中南政法大学的千人诗歌朗诵会上，武汉地下诗人点燃了自己的诗稿并朗诵地下诗歌。
1993年，武汉地下诗人群编辑的《唐》诗刊出笼，在海内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后来《唐》这一名称被西北某些人用作诗歌刊物和网站及诗歌作品的名字。
如果以上讲述可信的话，那就意味着湖北先锋诗坛在上世纪的80年代曾经历过一个较为蓬勃的发展期，只是受制于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影响而处于地下状态，没有形成气候和形成足够的影响而已。在这些隐秘而又富有生气的地下写作者中，谁能保证没有天才和高手的藏匿呢？但历史不允许假设，文学史讲究证据和传播事实，没有在传播领域形成一定的广度和力度，构成众所周知的文学事实，便不能成为公众视野中的文学史，现在对其的挖掘缺乏足够的史料和作品，最终导致了这一部分文学史的缺失。当我们聆听这段历史亲历者的讲述时，不禁徒生了很多遗恨。
团体意识的稀薄也是牵制湖北先锋诗坛发展的原因之一，四川省较湖北省的地理位置更为偏远，但四川地区历来有袍哥习气，当地诗人善于抱团运作，运用高明的策略炒作自己，推出一拨又一拨的“主义”和口号，极尽“人和”之力，使他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大省，而习惯各自为战的贵州先锋诗坛和湖北先锋诗坛则在诗歌江湖上归于沉寂。湖北先锋诗坛的艺术创新意识和能力与北京、四川、上海等地的诗人相比，可能确有差距，但如能适当的运用策略，断不会有如此大的反差。湖北八十年代的先锋诗坛中，一些诗人的写作实力是很强的，比如南野和野夫，也是因为运作策略的原因，始终没有获得相应的承认。
此外，地域上的原因也不应被忽视，就如朦胧诗先驱——贵州诗人黄翔在当年所说：“在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惊雷！”北京文化中心的地位牢不可破，处于一种绝对优势。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新旧时代交织时，北京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朦胧诗所围绕的中心，反抗的意识形态都与北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朦胧诗因兴起于北京，便具有天然的优势，更容易在全国造成大的影响。而上海、南京等地则是经济文化的繁荣地段之一，具有开放的文化特征，文化的繁荣和相互的流通碰撞更容易造成艺术的变革。
湖北作为楚文化的正宗嫡传，向来有着惟楚有材的文化心理，使得它在对待外来文化时，表现出自傲和自闭的文化心态，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湖北保守落后的文化传统，这一保守主义的文化传统不仅在湖北钳制着先锋诗歌的发展，同样钳制着其他艺术形式的创造与革新。
最后，湖北省地处中原位置，交通往来异常便捷，这虽然有利于各种文化的沟通和碰撞，却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本省具有特色的文化。湖北先锋诗人又相对缺乏应有的文化意识，导致其诗坛面目的模糊，不利于先锋诗坛的出头。
探索期
（一）探索与发展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后，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开始出现松动，这导致了写作中对抗姿态的疲软，在第三代诗歌抒写中出现的平民意识和凡俗化内容不再是一种写作策略和个别写作者的心灵体验和想象，而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意识和客观事实。同时，那种十七年文学中“文学生活化，生活文学化”的浪漫主义余波至80年代末也走到了尽头，文学潮流纷纷淡出，文学继续被边缘化，在这种意识形态化或者说泛政治化的写作意识和方式趋于瓦解时，一些学者提出了“个人化写作”这一概念来归纳这一时期诗歌写作的总体特征。
从广义来讲，所有的文学写作都带有个人化的写作成分，没有个人化的体验和想象，文学将形销骨立，丧失自己的根基和灵魂，那么，众多学者何以在90年代要特意强调这一点呢？这可能基于两个原因的考虑：其一，虽然个人化写作的存在时间几乎跟写作存在的时间一样久远，但作为一种在对比的时间序列上变化的因素，它的意义在这种八九十年代的对比中得到放大和强调。90年代的外在大环境相对于80年代而言，更加凸显了个人化写作的重要性和意义，个人化写作是文学被边缘化后，作为对抗商品化、市场化的精神立场来表达的，在这种内与外，个体与社会的对比中，个体才取得更为深远的意义；其二，自90年代以来，那种对于政治的关注，谋和及对抗意识都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紧张关系后，思想精神的向内转和个体化发展获得了更大的可能性，对于个人化的心理抒写得到加强，诗人在更大程度上是以个体身份来介入到写作和生活中的。个体意识既意味着任何维度的艺术技巧的尝试和使用，也意味着精神立场高度的理性自觉和独立自由。一些学者对其作出了相应的界定：“‘个人化’不过是拒绝普遍性定义的写作实践，是相对于国家化、集体化、思潮化的更重视个体感受力和想象力的话语实践。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了对意识形态化的‘重大题材’和时代共同主题的疏离，突出了诗歌艺术的具体承担方式。”
可以看出，所谓的个人化写作不仅指写作学上的创作个体或者创作风格，同时更意味着一种精神立场，以个体的身份介入写作、生活和文化情境中，坚守与国家化、集体化、思潮化相对立的精神立场。它的特定对立面是国家化、集体化、思潮化。整体而言，90年代诗坛的个人化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个人与政治、国家、集体意识的结合变得松动甚至分离。
虽然个人化写作这一概念本身还存有一些问题，用其来归纳中国90年代诗坛的总体特色更是问题多多，但以此来总结湖北先锋诗坛在90年代的总体特征却是较为适合的。由于湖北先锋诗坛在80年代就远离了集体化和思潮化这一文学写作——运作模式，由于没有先前文化惯性的指使，所以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湖北先锋诗坛在八九十年代的断裂较其他的诗歌大省要小，延续性更大，进入个体探索期时显得更加从容和自然。
上世纪80年代的湖北先锋诗坛既没有形成有真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社团（只有一些写作圈子和诗歌小团体的存在），也没有形成集体作战的传统，连在第三代诗歌大展中出现的“野牛诗派”也是临时组合的。所以，集体化、社团的作战方式对于湖北先锋诗坛而言，一开始就不属于普遍的运作策略和写作方式。社团写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写作策略和政治化的运作模式，在诗坛中众声喧嚣，城头变幻大王旗时，其写作远不止跟文学有关，本身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就这点而言，团体意识的缺乏虽然在一方面是湖北先锋诗坛的弱项和不足，但从另一面来讲，各自为战的写作传统造成了湖北先锋诗坛与那些所谓的潮流和流派保持足够的距离，回避了策略型的写作，有利于剔除写作之外的因素，保持对诗艺本身的执着，使写作保持了更多的独立性，也使得这种对于艺术精神和技巧的探索更加内倾和更具个人性，成其幸运所在。
从国家意识形态这一点来讲，湖北先锋诗坛除王家新外，其他诗人作品中那种与其应和或对抗的东西是比较少的，且不说南野和野牛等人，就是被归纳为朦胧诗人中的陈应松、雪村和华姿，他们在更大程度上表达的也只是一种个人的体验和思考，如华姿和雪村在诗中表达的是温婉而细腻的个人情感，陈应松对于文化器物的古典想像与玄思等。在这些先锋诗人的作品中，国家或者社会责任的承担意识是相对缺乏的，他们的写作具有更多的个人性，相对于那些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繁荣的省份而言，他们与意识形态化写作的纠葛可能更少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湖北先锋诗坛既是温驯的，也是更接近于写作本身的。在个人化写作方式被强调的90年代，湖北先锋诗坛进入这一时段的方式更具历史的连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