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本应该是充满了诗意的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到工具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侵袭。一些敏感而富有人文情怀的学者对于这种后工业时代的流行病影响到文学研究的现象，感到了巨大的担忧。李建中及他的两个弟子吴中胜、褚燕在对中国漫长的诗学历史进行了一番考察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诗学中一直有一根诗性传统的线索，而这种富有诗意的言说方式，对当下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那种唯理性主义思维偏差无疑是一剂良药。他们认为21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不应该是以技术理性与科学主义为主宰性标准的言说。因为，那样将“导致文论话语的艰涩、干涸和板滞”，文学批评将越来越“远离文学作品，在一个丢失了上下文的虚空之中，毫无目标地抛掷新术语、新名词的炸弹。文学理论则是无视本民族的文化语境，热衷于为各种进口的‘主义’和‘流派’作似是而非的诠释；或者似懂非懂地盯着外来文论的‘蓝图’，随心所欲地搬动着本民族的文论‘部件’而建构着沙滩上的理论‘大厦’。”（李建中、吴中胜、褚燕：《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3页。）这样一种认识，体现了作者对当前学术界的浮躁之风的痛心疾首。应该说，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一个有着丰富诗性资源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精髓不加利用和开发，而一味地拾人牙慧，盲目崇尚那种被时代病所浸染的所谓时尚理论，这无疑是学术的悲哀。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回味和重继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才显得尤为可贵，也是势在必行。《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一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的。
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在20世纪初的话语切换中被隔断了，本民族的理论特色从那时起开始一点点地遗失，要想在新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可行路径之一就是清理、总结、承续这种诗性传统，并揭示这一传统的现代价值。那么，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是什么呢？作者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两个角度来考察了周秦诸子时代的典籍，认为中国传统文论是逻辑性与诗性的统一。“周秦诸子时代的思想家，他们所言说的，是关于人类、自然与社会的理性思考，而他们所选择的言说方式以及支撑这种选择的思维方式却是诗性的。”（李建中、吴中胜、褚燕：《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5页。）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书从考察民族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及文论的影响入手，探讨了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成因，揭示了古代文论诗性特征形成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进而揭示出诗性特征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指出，中国的诗性文化对古代文论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即“说什么”与“怎么说”，“说什么”与“怎么说”构成了全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先秦文论（如《周易》、《论语》、《庄子》等），是寄生性地说、随意地说；六朝文论（如《文赋》、《文心雕龙》等），是骈俪地说、意象地说；唐宋以后，文论言说采用了与文学完全相同的言说方式，即抒情地说（如《二十四诗品》）、叙事地说（如各种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等）。中国文论的“怎么说”，不仅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诗性特征，而且以言说的具象性、直觉性和整体性，揭示出了中国文论在思维方式上的诗性特征。
总之，在本书看来，那种科学至上、逻辑唯一的治学态度是应该摒弃的，尽管作者也强调了他们并不是一概反对文学理论中的科学与逻辑的思维方式。这种恪守传统的姿态、坚持以本民族的文化精髓来构建富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话语系统的立场，是21世纪中国文论学科体系建设最应坚持的基本理论原则。如果偏离这样一个原则，这样的文论研究必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而陷入僵死、枯竭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建中等人追问传统文论诗性意义的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
2.古代文论的心理学阐释
文艺与心理学的渊源可谓深矣。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诞生于1879年的欧洲，但文艺心理的产生其实是与文学同时同步的。因为文学的发生是受某种心理机制支配的，从个体上来看，不管是文艺的创作还是文艺的欣赏，都离不开创作主体或接收主体的心理作用的影响；从社会层面或历史层面来讲，一个时代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心理或者说集体无意识也无形中支配着文艺的动向与发展。不管是中国文论还是西方文论，从诞生之初，就或显或隐地论及到心理与文艺的关系，只是没有现代心理学那样的系统化、科学化而已。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特有的心理，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特有的心理，至于一个个体的人，其心理更是复杂的。现代心理学认为“心理（Mind）”是人在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大脑的技能，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情绪、情感、能力、性格等因素，与神经生理学密切相关。而所谓“艺术心理”则是指在人类的艺术活动中的一些心理现象、心理过程，主要包括艺术创作心理和艺术欣赏心理；而所谓的“文化心理”则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其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在文化的层面上反映出一个文化实体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与性格特点。
将心理学作为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维度，从文艺的心理学机制来探讨传统诗学的深层次结构，以心理学的视角构建古代文论的全新体系，并对一些相关的范畴、概念予以心理学的表述和论证，这成为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热点之一。王先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就是一部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的著作。该书涉及到中国古代主要历史时期的所有重要的艺术心理思想，并将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放置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广阔宏大的背景中来展开研究，以现代心理学理论作参照和导引，结合古代及现代的艺术活动实际，来诠释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各种艺术心理现象和过程。
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基本上是以时间线索来结构全书，但并未按较为流行的朝代更迭为序，而以较为传统的学术史理念演进为序，即由儒家、道家之学到玄学、佛学、理学；同时，《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在历时性的框架下将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纳入到研究视野中，给予分析论证。因此，从总体上看，王著对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的把握很好地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既不同于一般以“史”为名的著作，又区别于一般以“论”为名的著作，而是兼具了两者之长，是“论”与“史”的有机结合（余三定：《“论”与“史”的有机结合——评王先〈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在《绪论》中提出，考察中国艺术心理的民族特点，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中国文化思想体系自古以伦理为中心。在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受到伦理心理的强烈影响和制约。这在儒家的艺术心理思想中表现最为明显。第二，中国的非主流知识分子历代相承的对社会对人生的超脱心理，从另一方面给民族艺术心理打下了深深的印痕。他们企图在审美中忘掉是非，避离现世，他们追求的理想心理状态是无待、是逍遥，是忘伦理、忘政治，超伦理、超政治。他们从另一个方面，创建了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的又一种体系。第三，中国长期处于宗法社会，社会的组织形成与运作方式对不同艺术类型的生灭兴衰，对文体心理、形式美感，影响至深。第四，中国文学在很长时间里以抒情文学为主干、为正宗，普遍尊崇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因此中国艺术心理思想史中，讲艺术情感的内容特别丰富。第五，中国哲学方法论重内向认识、瞬间体悟，而较轻外向认识，缺乏精细持久的观察。这也必然影响到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王先霈：《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上述五点可以说抓住了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的本质特征，具有普遍的概括意义。正因为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有了这样一种宏观上的体认，在后文的具体论述中，作者就能透过形形色色的外在表象而直切其心理实质，从而使该书更富理论上的洞见。
中西相较，古今对比，互为参照，是《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在研究方法上的突出特点。该书《绪论》指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特别是有关艺术心理的思想，与西方迥别；而我们的叙述和议论却不能不以现代心理学的基础理论为参照和导引，这里显然存在思考和表述的双重困难”（王先霈：《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但该书在充分占有古代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力避以西裁中，而是立足现实，着力于研究传统，致力于有益现代。该书指出，西方“从冯特开始的现代心理学，是将人的心理分解为细小的单位、基本的元素，加以考察”（王先霈：《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这种研究趋向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不断得到强化，“现代心理学在生理学、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支持下迅猛发展，越来越技术化、计量化，有时似乎是把人当做一台机器、一台电脑，现代心理学距离艺术比它的前辈要远多了”（王先霈：《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而“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基本上属于心灵哲学范围，同实证有相当距离，这当然影响它的严密、精细，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更注意顾及艺术创造的特点，更切合审美心理研究的需要”（王先霈：《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从学术的整体布局来看，这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应该并存，相关参照和互补，《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由于当下的传统文论研究，其行文方式绝大多数有“西化”的倾向。于是，有人怀疑用西方现代“论文体”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阐释的合法性。因为西方现代学术受“唯科学主义”观念的影响有着过分理性化的倾向，在研究表述上表现为逻辑结构严谨的论文形式，而中国的传统文论的诗话体表述本身理性化色彩不强，而有太多直观、感性的领悟在里面，这就形成了思维特点与表述方式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不能被绝对化，它是可以调和的。在这方面，《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在表述上的一大特点是：在“论文体”表述中融入了感悟和灵动的特点。对于艺术心理研究来说，以理服人固然重要，以心会心或许更为重要。如果仅仅以冷冰冰的“唯科学主义”的眼光来研究艺术心理，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心理，就很难将蕴藉其中的那种“言不尽意”的心灵感悟纤毫毕现地阐发出来。因此可以说，该书以一种从容、灵动、富于诗性的笔调行文，在一定程度上了正体现了著者对古人那种微妙的艺术心理的某种契合。（方喜：《了解之同情——王先霈先生〈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略评》，中国文学网·论著评介（http：／／www。literature。org。cn）。
总的说来，《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一书比较成功地从艺术心理的理论视角对中国古代文论给予了体系上的重构和范畴上的梳理，这无疑是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一大创获。与王先霈不同，张杰不是从艺术心理而是从文化心理这样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展开对传统文论的思考的。这种从文化心理的层面切入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由于其覆盖的面太广，在言说上很难抓住繁杂现象背后的那种本质性特征，往往容易陷入空泛的弊端。因此，在方法论上，必须以一种具体的理论来作为研究的支撑，张杰的《心灵之约——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理阐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选择了以现代阐释学作为自己展开研究的理论支撑，从而建构了中国诗学独特的文化心理阐释体系。
《心灵之约——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理阐释》的一大特点是在深入了解西方原型理论和阐释学说的前提下，依据中国传统诗学的特点，从源头处为其寻觅本真，进行阐释体系的宏观建构，从而展示出中国文化的一种大格局和大气象。所谓“阐释学”，本书认为其根本问题是理解的先在性即先结构问题。“先结构”是指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生成的那种使其理解及解释活动得以进行的文化心理结构。它包括显意识和无意识这两个层面。其中无意识心理结构对人的理解和解释活动至关重要，而就人类的认识活动来说，形成于原始初民并积淀于后世民族心理结构中的集体无意识尤为关键。张著在充分吸取西方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将研究的重心放到对中华民族原初文化心理结构的探析上，并以此为突破口，探本溯源，披郤导窾，在严密的理性思维的导引下，致力于寻觅一个原型中的原型——元型，用以整合歧异，昭示本原，揭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风貌。
《心灵之约——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理阐释》指出，所谓“元型”，并不表示发生学意义上的起始之义，它不仅内含于所有文化原型之中，而且可以涵盖包容所有文化原型，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原型文化的阐释功能来观照中国文化。这种“元型”就是那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天地一气”意识和心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鲜明特点——无所不在的“天人合一”倾向，无所不用的阴阳变易方法，就植根于“气元型”之中。这种“气元型”散布于各种艺术门类尤其是传统诗学中，已构成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心灵之约”。破译、解析这一心灵之约，就可能获至文学阐释的终极要义。综观全书，这种对以“气”为核心的“心灵之约”的把握是一以贯之的，散则万殊，统则一线，有力地突出了论题和论旨，由此形成其理论建构中最有特色的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