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於可训先生的这部洋洋五十多万言的《王蒙传论》，不仅是“传”王蒙、“论”王蒙，更是“传”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於可训先生以一个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敏锐眼光，表达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深度思考。在《王蒙传论》引言中，於先生便提出了三个明确的“研究目标”：一是从王蒙的“革命者”的身份出发，从王蒙对革命的“坚守”和“付出”中探讨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所激起的复杂的精神回响。二是鉴于王蒙的创作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当代文学历史的紧密联系，从而追寻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性，进而透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三是王蒙创作的求新求变呈现出20世纪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碰撞，从而探讨其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色彩和隐含其中的现代性因素。无论是对“革命”的重新思考、对“现实主义传统”发展的反思，还是从文化视角和现代性视野探讨文学创作，都是当下文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这正是於可训先生深厚而犀利的文学史家眼光的独到所在。
首先，从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系来看，於可训先生攫取中国历史中“革命”这个核心概念，从其对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精神和创作上的影响入手，写就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文学审美史。王蒙作为一位当代中国极具典型性的作家，从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打成右派而自我放逐新疆十六载，再到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这正是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缩影”。於先生正是从他“革命者”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中，探讨“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影响。於先生先从革命内涵的转变论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革命“天命攸归”的必然联系，他以为“‘革Q命’与进化论思想的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革命’所固有的四时更替、天道轮回的观念，转而成了社会历史发展进化的杠杆和动力”（於可训：《王蒙传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正是这种向前而非循环的现代革命观把一批又一批的“少年”引进了革命的历史。再以革命发展的进程为经线，以王蒙在其间的社会活动和心理变化为纬线，於先生为我们编织了一幅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图，从革命初期的积极亢奋，到革命落潮期的怀疑挣扎，到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起伏际遇，再到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所去所从，於先生都以王蒙生平作为一个“参照物”，同则类之，异则存之，当代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心理图像便在其笔下缓缓展开。而近年来，“革命话语”无疑是一个热门话题，将现代性本身理解成一种现代革命，将共产党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理解为一种政党合法性的建立，或是对“后语境”下革命历史小说的重新阐释等许多的问题，其实都无法避开革命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因为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文学史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当代中国历史中一个核心概念就是“革命”，文学创作的主体绝大多数也正是知识分子，那么这样两个核心的碰撞必然是核心之核心的问题。於可训先生正是抓住了知识分子和革命必然而复杂的联系这条主线，把握住知识分子作为革命的先锋者、参与者、描绘者却又是罹难者的特殊性，写下了这部知识分子心灵和精神的发展史，这显然是一个十分独特而必要的角度。
其次，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尽管近年来的文学呈现出流派迭起、方法横溢的多元化局面，但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主流，於可训先生即试图以此为纲，以王蒙这个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创作为例，透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与王蒙的“少共情结”和其革命道路相对应的，他的文学创作也一直和主流的现实主义传统有不解之缘。20世纪50年代在“干预生活”的文学潮流中，他凭着尚不成熟却冲击了业已形成的现实主义信条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强化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的角度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的这次渊源复杂、影响深远的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於可训：《王蒙传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随后他也因此蒙受了长期的人生苦难，但他并未改变这一现实主义的文学轨道，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尤其是他复出后，在恢复和重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过程中，由于吸收了欧美（包括苏联）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的某些因素，使他对某些僵化的教条的主流现实主义传统有了自觉的“扬弃”和“反叛”。但这种反叛又不似某些先锋派和前卫主义般走上现代主义的路途，而仍是在现实主义的范畴内容纳一些异质因素的存在，所以说这种“反叛”其实是王蒙革新现实主义文学表现方法的一种大胆尝试。於先生正是试图从王蒙半个世纪以来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中，勾勒出现实主义发展到当代中国的内部变革和外部冲击后走向开放的趋势。从强调现实主义批判性而引起轩然大波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复出后种种的文学实验性作品：如《布礼》中采用的“心理活动的结构”、《夜的眼》中的“感受先行”并“通过联想不断地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对比”、《海的梦》主写“情绪和意境”注意“留白”、《蝴蝶》表现“外力的作用使人性丧失”这个中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常出现的“异化”和“回归”主题（柳鸣九主编：《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页。）等等，都是对传统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和主题的反思与革新。於先生把以王蒙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作家的这种反思视作对中国大跃进时期浮夸的现实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现实主义传统的断裂与伪现实主义的盛行的矫正，也是和世界范围内20世纪60年代主张容纳现代主义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主张适度开放的“开放的现实主义”的挑战的几次思潮的一脉相承。用於先生自己的话说，即抓住了“王蒙与现实主义传统和当代文学历史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和复杂联系”，“追寻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发展的规律性”，进而“透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曲折行进的历史轨迹”。（於可训：《王蒙传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再次，从文学创作和文化背景的关系来看，於可训先生还注意到了王蒙的中西大文化的视野和创作手法。王蒙不仅是一个有着中西文学背景的写作者，对西方的文学和文论发展十分熟悉，而且能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作出属于中国、属于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文学思维和话语。王蒙作为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从小便开始接触许多的苏联文学作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等作品更是直接影响他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汲取了苏联文学的许多养分，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注入了许多个人化的重新思考，如他在复出后就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部分内容看做是“尼古拉耶娃的小说的翻案文章”（王蒙：《撰余赘语——〈王蒙谈创作〉末篇》，《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00页。）。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又吸收了许多欧美文化和文学的思潮和技法，写作了大量极具语言实验色彩的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极具文化时尚的色彩。但笔者同时又指出，他也并未陷入所谓的先锋实验和前卫中不能自拔，而是很好地把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融入到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加以改造和利用，因此他尽管是所谓中国“意识流”创作的代表人物，但他对“意识流”的理解其实带有很强的观念和手法上的功利主义色彩，最终目的仍是为突破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中已日渐僵化的部分罢了。於先生正是把握到了王蒙这种深受西方文学影响却又能“中体西用”，并兼具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复杂的文化色彩的创作特质，从对王蒙创作的“本土”和“舶来”双重话语的剥离细析中，探讨半个世纪以来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这种大文化的文学史治史方法不仅是对当下“文化模式”的一个回应，也将其放到一个世界的、全球化的视野中加以考量，无疑是更为客观和准确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尝试。
通观《王蒙传论》，我们可以发现，於可训先生把王蒙放在知识分子与社会生活、创作传统的坚守与革新、中外文化碰撞等多个节点上来考察，从而从一个作家的个案研究出发，牵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全身”。同时，於可训先生还革新了传统文学史研究方法与理路，从而让近些年备受冷落的“作家、作品中心”的文学史传统写作模式，重新焕发出了夺目的光辉。
附录2——历史的祛魅与探源——论李遇春的文学批评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最显著的特征是通过具体作家作品的阐释来表现既定的理论、观念。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前三十年，文学批评主要是以革命现实主义作为理论尺度。进入新时期后，当代文学批评主要以西方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形式主义为基本理论来阐释文学。在一定的理论观照下，文学作品显示了某种观念的纯粹性，具体作家作品也常常被看做是特定抽象理念的具体化对象。随着当代文学批评学院化进程加快后，这种阐释型的文学批评更是占据了主流位置。理论阐释型的文学批评能充分显示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能彰显作家的精神特征。但是，也落下了缺乏历史感、缺乏实证的诟病。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走上了侧重实证的文学批评的道路。李遇春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从总体上看，李遇春的文学批评最显著的特点是“历史”批评。这里所讲的“历史”批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批评，即注重文学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必然”关系的批评观念。“历史”批评作为学院批评的一种新形态，有别于阐释型的文学批评，它注重实证研究，推崇史料，强调文学的历史连续性视野。“历史”批评，注重把文学还原到具体的、复杂的历史场景之中，注重文学作品之间、文学作品与社会文化之间复杂的历史性关联。
一
李遇春自1996年跟随於可训先生学习伊始，就踏入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屈指算来已有15年的历史。李遇春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具有鲜明的阐释性特征，他们都以某个（些）理论武器来阐释作家的文学创作。最初，李遇春痴迷于精神分析学，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苦难的象征——张贤亮小说创作的深层心理探析》即主要以精神分析学和神话原型批评的方法，研究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张贤亮，取得了张贤亮研究上的一些重要突破。随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於可训先生的指导下，李遇春扩展了研究对象，也拓深了研究方法。他开始在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上，融贯话语研究的方法，对上世纪40—70年代的文学展开总体研究，这一成果汇聚在他的专著《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这本书虽然正式出版于2007年，但具体的构思和写作却在1999—2002年间。
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常常被认为缺乏文学性，充斥了太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学术界一度对这个阶段的文学价值评价比较低，研究也很薄弱。《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大量借鉴了西方文学理论，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拉康的镜像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福柯的权力理论和话语分析。但是，李遇春在研究过程中，悬置了价值评判，致力于勾勒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李遇春的这本当代文学著作与流行的当代文学批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作者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目的并不是要以这些理论作为标尺来阐释、评价作家的文学创作，而是通过这些理论力求有效地显示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发展状况。他力求表现20世纪40—70年代中国各类作家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形态支配下，创作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的历史状况。为此，李遇春以中国作家心灵世界的深度揭示为媒介，发掘了194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复杂性。让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文学并非是对政治的简单回应，而是充满了作家主体人格的挣扎。以作家心灵、人格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纽带，《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还原”了194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这部著作实际上已经从注重阐释的学院批评，迈向了描述历史事实的“历史”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