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母亲主持一个大家庭，上下有三十多口，奶娘既以半主自居，又非常的爱护我母亲，便成了一般婢仆所憎畏的人。她常常拿着秤，到厨房里去称厨师父买的菜和肉，夜里拍我睡了以后，就出去巡视灯火，察看门户。母亲常常婉告她说：“你只看管荣官好了，这些事用不着你操心，何苦来叫人家讨厌你。”她起先也只笑笑，说多了就发急。记得有一次，她哭了，说：“这些还不是都为你！你是一位菩萨，连高声说话都没说过，眼看这一场家私都让人搬空了，我看不过，才来帮你一点忙，你还怪我。”她一边数落，一边擦眼泪。母亲反而笑了，不说什么。父亲忍着笑，正色说：“我们知道你是好心，不过你和太太说话，不必这样发急，‘你’呀‘我’的，没了规矩！”我只以为她是同我母亲拌嘴，便在后面使劲的她的腿，她回头看看，一把拉起我来，背着就走。
说也奇怪，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大约是在八九岁的时候，有一位堂哥哥带我出去逛街，看见一家日本的御料理，他说要请我吃“鸡素烧”，我欣然答应。
脱鞋进门，地板光滑，我们两人拉着手溜走，我已是很高兴。等到吃饭的时候，我和堂哥对跪在矮几的两边，上下首跪着两个日本侍女，擦着满脸满脖子的怪粉，梳着高高的髻，油香逼人。她们手忙脚乱，烧鸡调味，殷勤劝进，还不住的和我们说笑。吃完饭回来，我觉得印象很深，一进门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的奶娘。她素来是爱听我的游玩报告的，这次却睁大了眼睛，沉着脸，说：“你哥哥就不是好人，单拉你往那些地方跑！下次再去，我就告诉你的父亲打你！”我吓得不敢再说。过了许多日子，偶然同母亲提起，母亲倒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还向奶娘解释，说：“侄少爷不是一个荒唐人，他带荣官去的地方是日本饭馆子；日本的规矩，是侍女和客人坐在一起的。”奶娘扭过头去说：“这班不要脸的东西！太太，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哪里知道这些事呀！告诉您听吧，东洋人就没有一个好的：开馆子的、开洋行的、卖仁丹的，没有一个安着好心，连他们的领事都是他们一伙，而且就是贼头。他们的饭馆侍女，就是窑姐，客人去吃一次，下次还要去。洋行里卖胃药，一吃就上瘾。
卖仁丹的，就是眼线，往常到我们村里，一次、两次、三次，头一次画下了图，第二次再来察看，第三次就竖起了仁丹的大板牌子。他们画图的时候，有人在后面偷偷看过，那地方有树，那地方有井……都记得清清楚楚。您记着我的话，将来我们这里，要没有东洋人造反，您怎样罚我都行！”父亲在旁边听着，连连点头，说：“她这话有道理，我们将来一定还要吃日本人的亏。”奶娘因为父亲赞成她，更加高兴了，说：“是不是？老爷也知道，我们那几亩地，那一间杂货铺，还不是让日本人强占去的？到东洋领事那里打了一场官司，我们孩子的爸爸回来就气死了，临死还叫了一夜：‘打死日本人，打死东洋鬼。’您看，若不是……我还不至于……”，她兴奋得脸也红了，嘴唇哆嗦着，眼里也充满了泪光。母亲眼眶也红了。父亲站了起来，说：“荣官，你带奶娘回屋歇一歇吧。”我那时只觉得又愤激又抱愧，听见父亲的话，连忙拉她回到屋里。这一段话，从来没听见她说过，等她安静下来，我又问她一番。她叹口气抚摩着我说：“你看我的命多苦，只生了一个女儿，还长不大。只因我没有儿子，我的婆婆整天哭她的儿子，还诅咒我，说她儿子的仇，一辈子没人报了。我一赌气，便出来当奶娘。我想奶一个大人家的少爷，将来像薛仁贵似的跨海征东，堵了我婆婆的嘴，出了我那死鬼男人的气。你大了……”。我赶紧搂着她的脖子说：“你放心，我大了一定去跨海征东，打死日本人，打死东洋鬼！”眼泪滚下了她的笑脸，她也紧紧的搂着我，轻轻的摇晃着，说：“这才是我的好宝贝！”
从此我恨了日本人，每次奶娘带我到街上去，遇见日本人，或经过日本人的铺子，我们互搀着的手，都不由的捏紧了起来。我从来不肯买日本玩具，也不肯接受日货的礼物。朋友们送给我的日俄战争图画，我把上面的日本旗帜，都用小刀刺穿。稍大以后，我很用心的读日本地理，看东洋地图，因为我知道奶娘所厚望于我的，除了“作大官，挣大钱，娶个好媳妇”
以外，还有“跨海征东”这一件事。
我的奶娘，有气喘的病，不服北方的水上，所以我们搬到北平的时候，她没有跟去。不过从祖父的信里，常常听到她的消息，她常来看祖父，也有时在祖父那里做些短工。她自己也常常请人写信来，每信都问荣官功课如何，定婚了没有。也问北方的佣人勤谨否。又劝我母亲驭下要恩威并济，不要太容纵了他们。母亲常常对我笑说：“你奶娘到如今还管着我，比你祖父还仔细。”
母亲按月寄钱给她零用，到了我经济独立以后，便由我来供给她。我们在家里，常常要想到她，提到她，尤其是在国难期间，她的恨声和眼泪，总悬在我的眼前。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五四那年，学生游行示威的时候，同学们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却心里在喊“打死东洋鬼”。仿佛我的奶娘在牵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和我一同喊似的。
抗战的前两年，我有一个学生到故乡去做调查工作，我托他带一笔款子送给我的奶娘，并托他去访问，替她照一张相片。学生回来时，带来一封书信，一张相片，和一只九成金的戒指。相片上的奶娘是老得多了，那一双老眼却还是笑成两道缝。信上是些不满意于我的话，她觉得弟弟们都结婚了，而我将近四十岁还是单身，不是一个孝顺的长子。因此她寄来一只戒指，是预备送给我将来的太太的。这只戒指和一只母亲送给我的手表，是我仅有的贵重物品，我有时也带上它，希望可以做一个“娶媳妇”的灵感！
抗战后，死生流转，奶娘的消息便隔绝了。也许是已死去了吧，我辗转都得不到一点信息。我的故乡在两月以前沦陷了，听说焚杀得很惨，不知那许多牺牲者之中，有没有我那良善的奶娘？我倒希望她在故乡沦陷以前死去。否则她没有看得见她的荣官“跨海征东”，却赶上了“东洋人造反”，我不能想象我的亲爱的奶娘那种深悲狂怒的神情……安息吧，这良善的灵魂。抗战已进入了胜利阶段，能执干戈的中华民族的青年，都是你的儿子，跨海征东之期，不在远了！
（原载1941年9月15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34期）十五 张嫂
可怜，在“张嫂”上面，我竟不能冠以“我的”两个字，因为她不是我的任何人！她既不是我的邻居，也不算我的佣人，她更不承认她是我的朋友，她只是看祠堂的老张的媳妇儿。
我住在这祠堂的楼上，楼下住着李老先生夫妇，老张他们就住在大门边的一间小屋里。
祠堂的小主人，是我的学生，他很殷勤的带着我周视祠堂前后，说；“这里很静，×先生正好多写文章。山上不大方便，好在有老张他们在，重活叫他做。”老张听见说到他，便从门槛上站了起来，露着一口黄牙向我笑。他大约四十上下年纪，个子很矮，很老实的样子。我的学生问：“张嫂呢？”他说：“挑水去了。”那学生又陪我上了楼，一边说：“张嫂是个能干人，比她老板伶俐得多，力气也大，有话宁可同她讲。”
为着方便，我就把伙食包在李老太太那里，风雨时节，省得下山，而且村店里苍蝇太多，夏天尤其难受。李老夫妇是山西人，为人极其慈祥和蔼。老太太自己烹调，饭菜十分可口。我早晨起来，自己下厨房打水洗脸，收拾房间，不到饭时，也少和他们见面。这一对老人，早起早睡，白天也没有一点声音，院子里总是静悄悄的，同城内M家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我觉得十分舒适。
住到第三天，我便去找张嫂，请她替我洗衣服。张嫂从黑暗的小屋里，钻了出来，阳光下我看得清楚：稀疏焦黄的头发，高高的在脑后挽一个小髻，面色很黑，眉目间布满了风吹日晒的裂纹；嘴唇又大又薄，眼光很锐利；个子不高，身材也瘦，却有一种短小精悍之气。
她迎着我，笑嘻嘻的问：“你家有事吗？”我说：“烦你洗几件衣服，这是白的，请你仔细一点。”她说：“是了，你们的衣服是讲究的——给我一块洋碱！”
李老太太倚在门边看，招手叫我进去，悄悄地说：“有衣服宁可到山下找人洗，这个女人厉害得很，每洗一次衣服，必要一块胰皂，使剩的她都收起来卖——我们衣服都是自己洗。”我想了一想，笑说：“这次算了，下次再说吧。”
第二天清早，张嫂已把洗好的衣服被单，送了上来——洗的很洁白，叠的也很平整——一摞的都放在我的床上，说“×先生，衣服在这里，还有剩下的洋碱。”我谢了她，很觉得“喜出望外”，因此我对她的印象很好。
熟了以后，她常常上楼来扫地、送信、取衣服、倒纸篓。我的东西本来简单，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她都知道。我出去从不锁门，却不曾丢失过任何物件，如银钱、衣服、书籍等等。至于火柴、点心、毛巾、胰皂，我素来不知数目，虽然李老太太说过几次，叫我小心，我想谁耐烦看守那些东西呢？拿去也不值什么，张嫂收拾屋子，干净得使我喜欢，别的也无所谓了。
张嫂对我很好，对李家两老，就不大客气。比方说挑水，过了三天两天就要涨价，她并不明说，只以怠工方式处之。有一两天忽然看不见张嫂，水缸里空了，老太太就着急，问老张：“你家里呢？”他笑说：“田里帮工去了。”叫老张，“帮忙挑一下水吧。”他答应着总不动身。我从楼上下来，催促了几遍，他才慢腾腾的挑起桶儿出去。在楼栏边，我望见张嫂从田里上来，和老张在山脚下站着说了一会话。老张挑了两桶水，便躺了下去，说是肚子痛。第二天他就不出来。老先生气了，说：“他们真会拿捏人，他以为这里就没有人挑水了！我自己下山去找！”老先生在茶馆里坐了半天，同乡下人一说起来，听说是在山上，都摇头笑说：“山上呢，好大的坡儿，你家多出几个钱吧！”等他们一说出价钱，老先生又气得摇着头，走上山来，原来比张嫂的价目还大。
我悄悄的走下山去，在田里找到了张嫂，我说：“你回去挑桶水吧，喝的水都没有了。
”她笑说：“我没有空。”我也笑说：“你别胡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以后挑水工钱跟我要好了，反正我也要喝要用的。”她笑着背起筐子，就跟我上山——从此，就是她真农忙，我们也没有缺过水，——除了她生产那几天，是老张挑的。
我从不觉得张嫂有什么异样，她穿的衣服本来宽大，更显不出什么。只有一天，李老太太说：“张嫂的身子重了，关于挑水的事，您倒是早和老张说一声，省得他临时不干。”我也不知应当如何开口，刚才还看见张嫂背着一大筐的豆子上山，我想一时不见得会分娩，也就没提。
第二天早起，张嫂没有上来扫地。我们吃早饭的时候，看见老张提着一小篮鸡蛋逾门。
我问张嫂如何不见？他笑嘻嘻地说：“昨晚上养了一个娃儿！”我们连忙给他道贺，又问他是男是女。李老太太就说：“他们这些人真有本事，自己会拾孩子。这还是头一胎呢，不声不响的就生下来了，比下个蛋还容易！”我连忙上楼去，用红纸包了五十块钱的票子，交给老张，说：“给张嫂买点红糖吃。”李老太太也从屋里拿了一个红纸包出去，老张笑嘻嘻的都接了，嘴里说：“谢谢你家了——老太太去看看娃儿吗？”李老太太很高兴的就进到那间黑屋里去。
我同李老先生坐在堂屋里闲谈。老太太一边摇着头，一边笑着，进门就说：“好大的一个男孩子，傻大黑粗的！你们猜张嫂在那里做什么？她坐在床板上织渔网呢，今早五更天生的，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她又做起活来了。她也不乏不累，你说这女人是铁打的不是！”
因此就提到张嫂从十二岁，就到张家来做童养媳，十五岁圆的房。她婆婆在的时候，常常把她打的躲在山洞里去哭。去年婆婆死了，才同她良懦的丈夫，过了一年安静的日子，算起来，她今年才廿五岁。
这又是一件出乎我意外的事，我以为她已是三四十岁的人，“劳作”竟把她的青春，洗刷得不留一丝痕迹！但她永远不发问，不怀疑，不怨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挑水、砍柴、洗衣、种地，一天里风车儿似的，山上山下的跑——只要有光明照在她的身上，总是看见她在光影里做点什么。有月亮的夜里，她还打了一夜的豆子！
从那天起，一连下了五六天的雨。第七天，天晴了，我们又看见张嫂背着筐子，拿着镰刀出去。从此我们常常看见老张抱着孩子，哼哼唧唧的坐在门洞里。有时张嫂回来晚了，孩子饿得不住的哭，老张就急得在门口转磨。我们都笑说：“不如你下地去，叫她抱着孩子，多省事。她回来又得现做饭，奶孩子，不要累死人。”老张摇着头笑说：“她做得好，人家要她，我不中用！”老张倒很坦然的，我却常常觉得惭愧。每逢我拿着一本闲书，悠然的坐在楼前，看见张嫂匆匆的进来，忙忙的出去，背上、肩上、手里、腰里、总不空着，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着最实在，最艰巨的后方生产的工作。我呢，每逢给朋友写信，字里行间，总要流露出劳乏，流露出困穷，流露出萎靡，而实际的我，却悠然的坐在山光松影之间，无病而呻！看着张嫂高兴勤恳的，鞠躬尽瘁的样儿，我常常猛然的扔下书站了起来——那一天，我的学生和他一班宣传队的同学，来到祠堂门口贴些标语，上面有“前方努力杀敌，后方努力生产”等字样。张嫂站在人群后面，也在呆呆望着。回头看见我，便笑嘻嘻的问：“这上面说的是谁？”我说：“上半段说的是你们在前线打仗的老乡，下半段说的是你。”她惊讶地问：“×先生，你呢？”我不觉低下头去，惭愧地说：“我吗？这上面没有我的地位！”
写于1943年春
收入《关于女人》，天地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