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华
1.找上门来的老同学
这天下午，黄凯正在报社赶稿，值班记者说有他的电话。黄凯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嘈杂的声音，有个男人说：“是黄凯吗？我是刘若飞啊，你还记得我吗，老同学？”
黄凯想起来了，刘若飞是他在县里读高中时的同学。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联系，一晃有八年了。
“刘若飞，是你啊，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你现在在哪儿？”
“我就在你们楼下。”
黄凯下了楼，见到了刘若飞。他明显黑了，黑里透着蜡黄。这么热的天，他还穿一件厚衣服，走近就闻到一身馊味。黄凯要把他引到办公室说话，刘若飞说：“不了，还有人。”他说的是不远处的一对母子。女人一看就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怀里抱着个五六岁的小孩，好像睡着了。
黄凯把他们请进了路边的冷饮店。坐定后，刘若飞指指女人和小孩，告诉黄凯这是他老婆和孩子。黄凯问刘若飞现在在干什么？刘若飞苦笑了一下，说：“我现在在六盘乡当老师，代课老师。六盘乡，你知道的，苦。”
黄凯没有再继续问下去。他知道，刘若飞一定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要不然不会带着老婆小孩大老远跑来找他。果然，刘若飞指了指孩子说：“我小孩，叫豆豆，得了白血病。”黄凯吃了一惊，脱口道：“那还不快送医院。”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刘若飞如果有办法，还来找自己干吗？
“昨天我们就来了，省医院说只有化疗才有救，但至少要12万。”刘若飞一边说，一边掏出一本病历递给黄凯，这本病历已经被磨得起毛发黑。刘若飞说：“你能不能在报纸上报道一下，呼吁社会帮帮我。我一个代课老师，老婆是个种地的，哪里找那么多钱。”
黄凯没想到刘若飞会冒出这样一个想法。现在报纸上老是呼吁公众发善心，今天救助这个，明天救助那个，读者都看烦了。何况现在白血病患儿到处都有，如果没有特别的缘由，报纸都不爱作这样的报道。黄凯只好告诉他：“这恐怕很难有效果。”刘若飞说：“怎么没有效果呢？郑州有一个白血病患儿，报纸上一登，有一个老板慷慨解囊送了20万。还有吉林一个换肾的，也是报纸一登，就找到捐肾的人了。”
这时候，刘若飞的老婆突然叫了一声：“他爸，孩子又流血了。”
豆豆的鼻子里有鲜红的血汩汩流出来。刘若飞的老婆连忙用手去堵，但血又顺着手指缝溢出来，打湿了豆豆的衣领，有几滴落在了地板上。刘若飞连忙一手托住豆豆的后颈，把他的脸仰起来，然后用餐巾纸把他的鼻子堵上，渐渐地血止住了。
刘若飞说：“白血病就这样，时不时出血。”
面对此情此景，黄凯觉得再作任何推托都是无情的，他站起来说：“我试试吧。你们在这儿等我。”
编辑部牛主任给了黄凯三分钟，听他说完后马上摇头：“黄凯，怎么这样的题材你也捡起来做？”黄凯说：“主要是他们可怜，值得同情。”
牛主任看着他说：“不要用同情、可怜这样的字眼。现在值得同情和可怜的人和事太多了。白血病儿无钱救治这样的事到哪里都能捉到一堆，我们报纸不要再轻易调动社会资源了，这样会适得其反，使我们失去读者。何况，我们能轻易调动得了社会资源吗？你自己想想吧，如果你是个正常的读者，你看了这种报道会跑到报社来捐款吗？会吗？”
黄凯想争辩一下，但他知道自己争辩也是无用的。报纸要生存，要看市场的脸色，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都是很讲究的。
黄凯只好回到楼下，对刘若飞说了领导的决定，失望像墨水一样浸透了刘若飞的脸。黄凯问他：“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刘若飞说：“我自己有5000块钱，先给小孩办住院。走一步看一步吧。”
黄凯掏出皮夹子，把里面仅有的三百块钱掏出来，递给刘若飞。刘若飞像受惊的兔子般跳开了，黄凯只好转身把钱塞到了豆豆的衣服里。
2.请伸出你的手
黄凯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过了两天，刘若飞又来了电话，说他就在楼下。黄凯不知道刘若飞为何去而复返。说实话，自己有点儿怕见他。
刘若飞递给黄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刘若飞一家三口。豆豆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看着镜头，刘若飞举着一张白纸，白纸上是一行大字“请伸出你的手”，底下是密密麻麻的黑字，大意是小儿患白血病无力救治，请好心人伸手帮帮。
黄凯问这是怎么回事。刘若飞说：“这两天我们举着这张纸上街，结果遇到了一个记者，他说他是都市报的，会报道我们的事。他还带我们去医院办了住院手续。这张照片就是他拍的。我跟他提到了你，他让我也拿张照片给你，说如果两家报纸联合作这个报道，效果可能会更好。”
黄凯送走刘若飞，拿着照片就去找牛主任。都市报是这个城市最老牌的报纸，一直是黄凯他们追赶的强大对手。
牛主任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很久，说：“这不会是作秀吧。或者他们根本是骗钱的。”
“绝对错不了，我和他是老乡，老同学，而且人我也见过，小孩病得不轻。”
牛主任又看了一会儿，说：“这报道要你写，会不会输给都市报？”黄凯说：“不会。我对刘若飞知根知底，好写。”
牛主任拍了板：“好，既然都市报做，我们也要做。你下点力气，让他们知道我们也不弱。”
黄凯没想到事情来了个大逆转。报道第二天顺利见报，放在头版中间最显眼的位置。照片中三个人的神情呆滞、无助，那是死神笼罩头顶后的神情，确实给人很大的冲击力。报道的题目干脆就用了刘若飞白纸上那个标题“请伸出你的手”。
黄凯找来都市报，但是翻遍了所有版面也没找到相关的报道。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用不用记者的稿，不是由记者说了算，一定是那记者采写回去的稿被枪毙了。黄凯有点遗憾，没有都市报的联合报道，这件事的影响力就小多了。这个报道如果没有什么下文，肯定就会不了了之，现在只能看有没有人来捐款了。直到下午上班，一个捐款的人也没来，热线那里倒是接到了两个读者的电话。一个读者对报道中的主人公表示了同情，但又说白血病太难治，花十几万还不见得能治好，报社没必要为此事大动干戈；一个读者对这个报道表示了怀疑，认为这家人有骗取公众同情赚取利益的嫌疑。这个读者提醒记者保持警惕，深入调查。消息反馈到黄凯那里，他气得把笔摔了，报道没有什么反响也就算了，竟然还有人说这样的怪话。黄凯不想再在报社呆下去，起身去了医院。
大病房里，几个小孩呆呆地坐在床上。刘若飞看见黄凯，连忙站了起来，他手上拿着今天的报纸。
刘若飞等黄凯坐定后问：“有什么好消息吗？”黄凯摇了摇头。刘若飞沉默了一下，反过来安慰他：“今天才见报，读者要有什么反应也没那么快。”
黄凯心说但愿如此吧。他转过头去看豆豆，问：“豆豆，你现在最想做什么？”豆豆说：“回家。”
孩子的愿望竟然是那样简单。他一定是感受到了盘踞在周围的巨大哀伤。
和刘若飞说了一会儿话，黄凯出来，找到了豆豆的主治医师。医生对黄凯说：“豆豆得的是急性白血病，治疗手段主要是化疗，前期至少要四万块钱。但是豆豆的家属只交了几千块。”
黄凯问：“豆豆的病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有希望治愈吗？”医生说：“豆豆的病不轻，如果不能及时救治会危及生命。当然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进行骨髓移植，但至少要花50万。”
黄凯没有再进病房，而是找到了院长。他表明身分，把豆豆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说：“院长，能不能这样，你们先给这个孩子进行第一期的化疗，我一边进行报道一边筹钱。”
院长说：“记者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第一期化疗做了，后面的治疗如果因为没有钱而中断，也是功亏一篑。”
黄凯说：“你给我时间，我相信会筹到钱的。”院长摇了摇头：“其实我们医院也很困难。住院大楼要盖，先进设备要买，还要养一大帮医生护士。如果个个都要我们减免，我们医院就只能关门大吉了。我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希望记者同志你要理解。”
就像在医院里不幸感染上了重病一样，回到报社后，黄凯提不起一点儿精神。他几次提笔，才把这天的采访写完，交到编辑部。
3.有人来献爱心了
早上起来，黄凯到楼下吃早餐时买了当天的报纸，发现牛主任没有把他昨天写的稿发出来。黄凯突然沮丧到了极点——无论是院长的顾左右而言他，还是牛主任对这个报道的冷处理，都委婉而明确地表明了一种态度。黄凯突然不想去上班了，又回到床上蒙头睡觉。不到半个钟头，他的电话响了，是报社打来的，告诉他有读者来捐款。
来捐款的是个小伙子，面色黝黑，踏着一双边角已经磨烂了的鞋。黄凯心里多少有了些安慰。照例，他是要采访捐款者的。
小伙子说他叫马军，是进城打工的农民。黄凯问他一个月挣多少钱。马军说：“说不准，有时候五六百、有时候八百，也不是每个月都有，没有活儿干就没有收入。”
黄凯问：“你这次捐多少？”马军答道：“捐两百。”黄凯有点儿佩服了：“你的收入并不高，而且干活挣钱很不容易，怎么想到要捐钱？”
小伙子低着头抠自己的指甲盖儿，说：“我是个打工仔，最知道受苦的人在困难的时候想要什么。这次我帮助别人了，以后我有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帮助我吧。”
这也许是一种最朴实和善良的想法，它还存在于一些最普通的人身上，多少让黄凯有点儿欣慰。
下午，又来了一名捐款人。这回是一个女士，她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只说自己是个保险业务员，要捐三百。黄凯知道当保险业务员非常辛苦，这位女士不到三十岁，但眼角已经起皱，一脸疲倦。
黄凯问她为什么想到要捐钱。女士拧着坤包的带子说：“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我知道三百块钱对他们来说没多大用，但是我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捐款，这样小孩子就有希望了。”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虽然只有两个人捐款，总共也就捐了五百块钱，但总比报道没有一点儿反响好。牛主任也露出了少有的喜色，说：“好嘛，证明我们的报纸在读者心目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号召力。黄凯，你把今天的情况写一写，看看这两天还有没有人来捐款。”
但是，两个捐款人出现后一切又风平浪静，预想中捐款人络绎不绝的场面没有出现。报纸上每一天都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新闻，不到几天，白血病儿的报道便被湮没了。
这天上班的时候，牛主任对黄凯说：“把读者捐的款拿去医院吧。我给你派个摄影记者，回来再写篇稿，这个报道就算完了。”
黄凯领出捐款后，坐在办公室里出神。牛主任见了，问他怎么还不去？黄凯说：“五百块钱太少了，我送不出手。”
“太少也不能怪我们。那是读者捐的，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黄凯说：“我看我们报社也应该捐点儿才对。”牛主任一拍脑袋说：“对！我们报纸号召读者捐款，自己却不掏一分，形象上过不去。”牛主任马上去找社长，回来后说：“社长同意捐五百块，你赶紧去财务室领。路上记得买束花，记得拿发票回来报。”
当一束鲜花和一个信封递到刘若飞手里的时候，他握着黄凯的手激动地流下了泪水。黄凯感觉到摄影记者的镜头对准了他们，职业性地把刘若飞往前带了带，让他的脸完全暴露在镜头下。闪光灯“咔嚓咔嚓”响着，黄凯突然觉得心里有愧。那个薄薄的信封里只有一千块钱，根本不能帮豆豆治病。
黄凯偷偷把主治医师拉到一旁，询问豆豆的病情。医生摇摇头，说：“如果不及早化疗，估计撑不过一个月了。”
回到报社，黄凯马上写当天的报道。在结尾他特别写上了豆豆的病情还在恶化，但因为无法筹到足够的经费进行化疗，危在旦夕。可第二天报道见报的时候，这一句被删掉了。报纸登出了摄影记者拍回来的照片，照片上的刘若飞怀报鲜花，手捏信封，脸上淌着泪。黄凯知道，按照行内的标准，这个摄影记者抓拍到了一张经典的新闻图片，而他这个报道有始有终，活干得也相当漂亮。但黄凯觉得，他作了一个失败的报道，就像最后一篇报道里被删掉的文字，他无法向读者传递事件真实的面貌，无法传递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无法传递他内心不可名状的痛楚和无奈。
一个星期后，黄凯把电话打到病房，被告知豆豆已经出院，回老家去了。
4.心酸的隐情
又过了两天，一对母女来报社找到了黄凯。女人说：“我们家小甜甜看到了报纸，一定要把买玩具的100块钱捐给那个小孩治病。”小女孩眨着可爱的双眼问黄凯：“那个小弟弟病好了吗？”
黄凯说：“小弟弟他已经出院回家了。”小女孩继续问：“出院回家了就是好了吧？”
女人抱起了女儿，夸她：“甜甜真是聪明，小弟弟肯定是病好了。甜甜，弟弟已经出院回家了，你的钱还要捐吗？”小女孩想了一下：“要捐的。小弟弟治病肯定花了不少钱。让记者叔叔帮我们寄回去给他，让他买书吧。”
黄凯让女人带小女孩到办公室去登记捐款，办公室问他这100块钱怎么处理，黄凯说寄给刘若飞吧。
过了一个星期，黄凯突然接到了刘若飞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寒暄了几句，他忍不住问豆豆怎样了。
刘若飞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了。”这是黄凯早预料到的结果，但是真的得到这个消息，他还是觉得心口一紧。
刘若飞接着问：“那100块钱是谁捐的？”黄凯告诉他：“是一个小女孩。”刘若飞说：“哦，终究还是有一个人捐了。”
黄凯说：“若飞，我没有帮上你，很是过意不去。虽然捐钱的人不多，但还是有人捐了，不只这个女孩子，前面不是也有两个人捐了吗？报社也捐了五百块呢。”
刘若飞在电话里沉默了良久后说：“黄凯啊，我和你说实话吧。前面那两个人，是我请的在城里打工的老乡，那些钱是我给他们的。报道出来后，没有一个人捐钱，我知道你难过，我更难过。如果没有人捐钱，你的报道就进行不下去了，会很难堪。如果我找人捐了钱，你就可以连续报道，可能还真能带动一些人来捐钱，我是真需要钱的。另外关于那个都市报的记者也是假的。我们在街上走了两天，根本没有人愿意帮我们，后来我们碰到了一个照相的，就请他帮忙照了一张，直接去找你了。也许我这样做很不对，有点儿卑劣，但是为了小孩，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会做。”
黄凯感到震惊，他没想到刘若飞竟然导演了这样一出报道。黄凯突然又有了一丝悲凉，刘若飞的举动更像一个试验，在检测人们同情心的底线。
刘若飞说：“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一切的，但是突然冒出的这100块钱让我打了这个电话。我要感谢这个小女孩。她使我感觉到人间其实还是有温暖的，我祝愿她健康成长，一生平安！”
刘若飞挂断电话后，黄凯有一刻还缓不过神来，任由电话在耳边“嘟嘟嘟”地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