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对冯至的生命体验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一点我们不须怀疑。但是我们一进入里尔克的《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就能深切感受到，诗歌中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氛围和神秘色彩。诗人旨在探索如何让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寻求到灵魂回归的途径，渴望在对孤独、死亡、痛苦的歌咏中探寻生命的最终归依。这部十四行组诗所抒写的内容是人们在传说中奥尔弗斯这个神奇的音乐家的引导下，在艺术启迪中获得神灵的启示，让生命探寻到走出沉沦的可能，也即“以我们的本性，以我们的动向我们仍从属于持久不变为神所用的力量”。通观整个诗集，其审美张力是建立在灵魂和肉体、物质和精神、此岸和彼岸的对立和分裂之上。这与我们读《十四行集》的审美感受完全不同。我们读《十四行集》，可以发现，两者在诗歌思维上的文化意蕴迥然有别。冯至既避开了基督教中上帝观念启示的外在超越，也避开了个体身心解脱的神秘体验，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在平凡生命的种种处境中去体验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诗歌艺术张力的营构上也并不依赖于一个彼岸世界作为现在的召唤，也没有将神作为内在心灵的最终归宿，更不存在灵与欲的分裂，精神与物质的紧张及天堂与地狱的对立，一切呈现出来的是和谐与安详、宁静与优美。也就是说，冯至在寻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在感性生命和日常生活中找到了意义与价值本身，在种种平凡的处境和现实的生存中寻求着一种内在生命与灵魂的归依和寄寓，这与以里尔克、艾略特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诗人相去甚远。
人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如何让生命获取意义与价值，无疑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生命是有限的存在，如何在这种有限的存在中获取意义，也就成为生命主体首先所要面临的问题。在《我们准备着》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以昆虫为喻，将个体有限的生命在群体伦理的值域中获得提升的启示，自己的行为就让自己找寻并确证了自己的价值所在。在《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中，诗人以秋日的树木作譬，在对自然万物的蜕变轮回的理解体验中走向生命的沉静和成熟。自然与生命相互参证，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真谛都在具体的经验生活与感性的日常事物中获得再现与把握。在《看这一队队驮马》中，诗人将生命作为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来认同与接受。驮马驮来远方的货物，水从“不知名的远处”“冲来一些泥沙”，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就是这种不断的追求和努力中“随时占有”与“随时又放弃”的统一。获得与失去、追求和放弃并无绝对的界限，二者辩证统一，彼此消长起伏，一切悄然而来，悄然而逝，自由自在，了然无碍。如鸟儿“管领太空”而又“随时感到一无所有”。没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分裂，没有歌德式的无限追求，也不是里尔克的彼岸神灵启示，而就在日常的平凡生活中，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就获得了一种圆满的实现。可以说在整个《十四行集》中，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与获得的历程并不艰辛，二者间的距离也并不遥远，就在这样的一种日常的体验中，在这样的一种有限的存在中，无限与永恒，超越与本体都获得了。简单地说，就是在日常的生存体验中，获得对生命价值的追求。这在其内在致思路径上无疑是中国传统的“不舍弃，不离开伦常日用的人际有生和经验生活去追求超越、先验、无限和本体”ix，也就是所谓的“体用不二”，“平常心即道”。
与这种“体用不二”的哲学本体论相应的是，人们在寻求道体过程中的认识方式，往往是虚静去欲的静虑和体悟。老子的“涤除玄鉴”，“虚静而一”，庄子的“心斋”“坐忘”都有此种倾向，禅宗融合道、佛，更是如此，无论是南宗“顿悟”还是北派“渐修”，都强调以空灵心境来对待外物，用一种涤荡情怀、空诸一切的意趣来感悟宇宙人生。《十四行集》中，诗歌主体在面对自然万物、永恒时间、亘古宇宙时，如佛家面对所谓无量无边的三千大世界，胸虚灵廓，心无挂碍。也就在一种心不动念、万事具如的境界中把人引入到一种“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境界之中。诗人也曾在称述里尔克的“诗歌需要的是经验”的观念时说，诗歌的经验，就“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x，于是在这样一种近似于禅的感悟中，“一生有几回春几回冬我们只感受时序的轮替感受不到人间的年龄”（《我们招一招手》）。“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我们常常度过一个亲密的夜》）刹那即永恒，瞬间就是终古。在一种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境界中，自我得以空如，化为世间万物，如《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中所写的：“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体验到“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在我们梦里是这般真切不管是亲密的还是陌生：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分裂”。（《有多少面容》）小狗在往昔“领受的光和暖”“会融入将来的吠声”“在深夜吠出光明”（《几只初生的小狗》），生命的幼稚与成熟、既往与将来，平淡与灿烂之间的相辅相成、丝丝关联，这一切都有着传统审美智慧的种种内在联系，特别是一种“妙悟”的诗性精神。同时，在诗歌中主体对于万事万物的“领会”并非是主客分化之后、对立之后而形成的片面的知识范畴与理性认识，而是主客的同一状态，它超越时空与主客界限，是一种澄明朗照之境。这样，也就让我们在直觉到传统诗学的“妙悟”的同时，能会心到海德格尔“此在”的那种内在精神的相通之处。
《十四行集》中那些自然隽永的诗行，葆有着生命的内在律动，有着一种现世的充实，也有着一种平和的超越，更能给人一种“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寂”之感。对于生命和时间的种种领悟不是逻辑的推演而是直接感受的，不是神秘的启示而是感性经验的。我与人、人与物合为一体、不弃不离，个体达到无限，瞬间感受永恒，一切又都是从具体的空间与时间出发，一切皆不脱离现实的感性世界，“不落因果”而又“不昧因果”。超越不离感性，对象世界虽然依然存在，但是不被当作实在也不被当作虚空，于是就获得了一种脱去物欲执着，少却因明逻辑的自由和快乐。可以说，这样的一种诗意化的愉悦与自由，与抽象思辨带来的认知愉悦颇不相同，更不是在概念与逻辑推演中的理性自娱，也不仅仅是一种东方式的感情抒发与情愫倾诉，而是一种源自主体感悟中的审美体验和生命情怀，是一种诗性的智慧。这在《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有着突出的表现。面对如何把握无限、抽象、永恒的矛盾与困境，诗人并未生发焦虑与分裂，而是通过椭圆的水瓶、草木的荣谢、风中的旗帜等等具体的事物来获得审美的超越与自由，所体现的是独特的审美神韵，“对时间、人生、生命、存在有很大的执着与肯定，不在来世或天堂去追求不朽，不朽（永恒）即在此变易不居的人世中。”xi同时，他的这种追求又在不停的“蜕变”与“追求”中，“奔向无穷”。可以说在冯至那“狭窄的心”中，有一个文化与生命的“大的宇宙”，中国传统的审美体验方式让他摆脱了存在主义哲学思辩的玄奥与抽象，而存在主义的冷静与哲思让他脱离了浅层的情感缠绕而走向了生命的深度。
从《十四行集》的诗性思维和体验方式上来看，他一方面超越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抒写情感的表现方式，有着“智慧的诗”的风度与探求精微哲理的理性；另一方面又依然有着东方神韵的底子，有着“体用不二”的哲学根底和禅悟的思维方式。这两者不是简单的调和，也不是一般所谓的取长补短，而是在诗歌主体充分理解与领会两者基础上的一种创造与超越，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才可以创造出这样一种“诗性的智慧”。
三
中国现代作家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上，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一点众所周知，不过，在意识的不同层面上，受西方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现代作家们在文本中往往有意识地反省甚至否定传统，而在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实则也为价值领域之一方面］的层面上，虽也有着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却更深地潜隐着传统的根脉，除了胡风、路翎、穆旦等少数人，确实相当程度地西化以外，几乎都深深地熏习着中国的传统，即使早年立意反叛，最后也总是某种程度地回归。他们在融合中西传统的审美创造中，往往呈现着与西方作家明显不同的风骨和神韵，这或许部分地根源于汉语本身所固有的特征，部分地根源于现代作家们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熏染，从鲁迅、周作人，到沈从文、卞之琳，再到钱钟书、张爱玲，虽或有程度之异，却无不有着真正属于中国文化的独特审美趣味和风韵。冯至虽然属于在审美倾向上，也较大地受西方诗人影响的作家，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十四行集》与传统审美风韵相似或相通的地方，尤其和冯至当时所致力的杜诗风格有明显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