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良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1982年2月初，我从冰天雪地的东辽河畔，来到满目青翠的珞珈山。细柔的雨丝轻拂着面庞，让人感受到南国的春意。
第一次见到陆先生，是在中文系导师与研究生集体见面会上，哪位领导主持，印象已经淡漠，但陆先生的几句话让我记忆犹新：“研究生年轻敏感，上学期间某个方面可能会超过老师，但要整体上超越，还需要几年积累、磨砺。”年轻人好不容易闯过了考试关，进入名校，很容易沾沾自喜，先生当年的提醒，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今天的年轻学子也同样适用。
我本科是七七级，即文革结束以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那一届的优势在于社会阅历丰富，压抑多年的上学愿望得以实现，学习异常刻苦。但是，一则中学阶段闹文革，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二则思想解放刚刚起步，教材、图书的开放尚有种种局限，自己的知识积累与学术训练多有不足。研究生考试中有一道题——“如何评价老舍早期三部长篇小说”，我那时尚未读过老舍《骆驼祥子》之前的作品，连《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与《二马》的篇名也记不完全，这道15分的大题一字未答，一分未得，知识水平可见一斑。考试在老舍这里马失前蹄，入学以后，我便从老舍早期小说读起，写的第一篇“论文”，是探讨老舍早期小说人物的结局，题目是《你往哪里逃？》。我只是注意到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就此提出问题，而缺少深入的分析。先生看后自然不会满意，但也没有批评，只是表示，要加强写作训练。我顺嘴说在本科时上过写作课，先生回应说，只上写作课怕是学不会写论文。
从1974年起，我在省报等媒体发表过二人转、散文、报道、通讯、理论文章等，总共有几十篇，但学术论文怎么写，本科阶段还懵懵懂懂，有了明确的论文意识是从珞珈山开始的。我和马俊山兄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招收的第一届现代文学硕士生。当时合署招生的是毕奂午先生与陆耀东先生，关于现代文学史问题的讨论课在毕先生家里上，20年代诗歌流派课在陆先生家里上，平常的学习与毕业论文的指导则全由陆先生负责。从如何查阅第一手资料，到怎样锤炼思路、形成论文，直至语汇的选择、标点的斟酌，陆先生真说得上把手指教。几经修改，我终于写出了一篇算得上论文的论文——《浅谈老舍〈离婚〉的喜剧特色》，经陆先生推荐，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欣喜之情难以言表。接到两本刊物，我自己留下一本，呈给先生一本，用了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典，题字“喜托龙门之念”，用以表达我的感恩之心。第二篇论文《论茅盾五四时期的文艺思想特色》，论题是陆先生拟订的，我写出之后，先生的批语是“还可以”，推荐发表于《茅盾研究》第2辑。
陆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轻易不表扬，最高评价是“还可以”。先生对我的内向、木讷大概有些不以为然，入学不久，先生说那么多考生都迫不及待地写信打听录取消息，你是最后一个来信的。有一次，先生看着我与俊山说，你们俩若是加在一块就好了。说完，先生笑了，我们也惭愧地笑了。等到毕业时，研究生院评选先进，我与俊山都发表了两篇论文，不相上下，不好定哪一个优秀，最后，现代文学专业被评为优秀专业。一天晚上，我从学校展示研究生培养成果的橱窗前路过，灯光下，看见我与俊山的论文名列其中，橱窗的一角还有两只小壁虎顽皮地眨动着亮晶晶的眼睛，当时我特别希望陆先生也从那里经过，想象着若是看到同样的场景，先生也许要会心一笑吧。
先生对学生付出多少心血，言语岂能道尽！等到后来我自己也指导学生时，才有了深切的体味。先生总是那么忙碌，为学科建设，为学术研究，也为了培养学生。每次去先生家里，他总是在工作状态之中起身。1984年春，先生为了给《中国文学家传略》写传去北京访问冯至先生，我们一路同行，看到即使在列车行进中，先生也在紧张地校对一份校样。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总是那么忙碌，连走路都像一阵风。只有如此辛勤忙碌，才会有鲁迅研究、《徐志摩评传》、《冯至传》、《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新诗史》等丰硕的成果吧。
毕业以后，虽然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总是能够感受到先生的关心。1986年，在北京出席鲁迅研讨会，正好赶上出版社售书，我看见有陆先生的《徐志摩评传》，赶紧买了一本，不巧被先生发现，非得从钱包里掏出书款给我，然后在书的扉页题字见赠。1998年太原年会，我被安排大会发言。休息时，先生婉转地批评我发言不看正面。我着实惭愧，第一次在百余人的学术会议上发言，有点紧张，再则陆先生就在会场中央坐着，我下意识地回避先生的眼光。2006年大连年会，看了我在会上的表现，陆先生笑着对我说：“现在放得开了，成熟了。”会议期间，在老虎滩散步时，先生借用归有光《文章指南》的“先放后收”，希望我适当集中精力，收缩战线。先生早年从鲁迅研究起步，同时也做新诗研究，后来在新诗研究方面取得了更多的重要成果。在校时，先生对我们说，研究要有一个点，但面不能太窄，太窄了将来转型有难度。我想，这是先生的经验之谈。现在，先生大概看我放得太宽了，又希望我适当地收一收，这的确是中肯的建议。90年代初，我在北京完成博士学业，又去日本留学一年，归国后为了有一间宿舍安身，便找了一份行政工作，白天上班，晚上才能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学术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有几年接了一些合作项目，或是率性而为，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这样一来，面铺得很宽，除了先前做过的老舍研究、杂文研究之外，又涉猎过弗洛伊德、日本文学、比较文学、现代文学图志与小说研究等，还写了不少文化评论、散文随笔。这种状况，到了90年代末进文学所之后已经有所改观。但先生一定是对我前几年的“摊大饼”印象很深，所以才会提醒我要适当地“收”。转瞬间，我已经到了当年陆先生送我们毕业时的年龄，人生苦短，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做好一两件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的确应该集中精力做一点有个性的深度研究了，否则，在现代文学学术长廊上，哪里有我的一席之地？
陆先生对弟子学术上要求严格，但生活上却十分体贴。记得入学之初，陆先生在家里款待我们，谢韵梅老师亲自下厨，那是我第一次吃腊肉。可是，我是多么的不懂事，当师母问我是否吃得惯南方饮食时，我没有说腊肉多么好吃，反而说湖北的大米不如东北的大米可口。我后来想，先生与师母心里一定会哂笑我这个不省事的学生吧。毕业前夕，先生在家中设宴送别，我想到三年来先生的细心指教，心中充满了感激，不胜酒力的我竟然喝出了轻功了得的感觉。
我在珞珈山的怀抱里度过了三年愉快的时光。三月里陶醉于老斋舍前樱花的烂漫，八月间饱享着窗前的桂花浓香，盛夏时自有满山的高大乔木遮荫，冬日里到户外享受着温煦的阳光。春雨潇潇中报到，冬雪飘飘中辞行，无论走到哪里，我的心中都永远矗立着郁郁葱葱的珞珈山，满山青翠中透射出陆先生严厉而慈祥的目光。
2009年3月4日起笔，3月26日改定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