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陆耀东先生王桂妹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正规”的陆门弟子中，我要算一个“特例”。我既没做过陆先生的本科生，也不是他的硕士生，更不是他的博士生，我是在2004年博士后导师龙泉明先生英年早逝之后转入陆门的，成了已过七旬的陆耀东先生门下唯一一个博士后。大概陆先生自己也没料到，自己在执教岗位上的工作是以一个忽然在中国大地渐成流行的新事物——“博士后”作为收稍的。或许正因为没有经过一番刻意的“考试——答辩——毕业”这样一个“人为”的选择过程，在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中本来没有“师生”缘份的一老一少反倒成了师生，更显出造化的神秘安排，令人感喟，大概这才真叫“缘份”！
人们总是在事过境迁之后才恍悟命运其实早已经草蛇灰线般地留下了它的标记，只不过我们生活得任意而匆忙，来不及捕捉它的信号而已、聆听它的耳语，只能在事后回望嗟叹。我与陆耀东先生相识于十年前，据陆老师说那也是一次阴错阳差：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吉林大学文学院邀请来开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会，因为腿脚不便，没有随同与会代表去长白山观光。我那时已经完成了在吉林大学文学院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投身到山东大学孔范今先生的门下问学，正值暑假在家，晚上突然接到院里领导通知，让我陪同武汉大学来的陆耀东老师在市内小游一番。那是第一次认识陆老师，此后弹指一挥几年，当我再次见到陆老师的时候，恰好开始了我人生第三个阶段的学习研究历程，并有幸成了他的学生。
其实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生，还是作为一个为学尚浅的晚辈，我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评价陆先生这代学人的为学与为人，除了奉上我的钦敬！
为师的严与慈“严师出高徒”这一古训的生命力是由从古至今一代代导师们亲自灌注的，这既是对学术尊严的维护，也是中国式的父爱。这句话在陆氏门下绝非虚言。而且陆老师的严格经由他的学生们娓娓道来更是传神，我想他们一定不是由“师叔”降辈为“师兄”而故意吓唬我，陆师待学生之严在学界早有传闻，而弟子们的成就斐然似乎更是一个反向的印证。但一位笑眯眯的老人使我能联想到的极致也无非是“吃戒尺”、“打手板”一类“可爱”的惩罚，果不其然，那种师兄们亲历的“不近人情”的严厉对于我而言，恰恰近乎于传说。那位个子不高、白发稀疏、交替着普通话和湖南邵阳方言的老人，是如此的和蔼可亲，从我入师门的那天起，一直到现在，我所看到的始终是笑容可掬。大概是出于对隔代学生的别样关爱，而我又是在他的弟子龙泉明先生逝世后转投到门下，使陆师在体会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怆之余更增添了对于“青年学者”的怜惜。总之，我从陆老师这里得到的是一成不变的温情与关爱，我不像是他的学生，更像是他的女儿。有一次陪陆老师去广州开会，遇到吴福辉先生，他指着陆老师身边的我说，“陆老师的女儿吧，长得真像！”我和陆老师相视而笑，顺便做了个鬼脸。
武汉大学是一个孕育诗情的校园，有屹立在武大樱园的闻一多铜像和东湖畔的屈原石像作证，有八十年代著名的浪淘石文学社、珞珈诗社和孕育出的第三代诗人们为证，而在这个越来越散文化的时代，武汉大学一年一度的“樱花诗会”伴随着樱花的盛开依旧承传着这份流风余韵。是的，氤氲于武汉大学的浓郁诗情不是由它的自然景色催生的，而是由未被岁月磨损的诗情积淀的，尤其是耕耘在诗歌研究领域，把自己的青春和热忱都倾注其间的学人们，是他们精心培育了这份孕育诗情的热土。陆耀东先生便以他的诗歌研究著称于学界，他的弟子们也纷纷继承老师的衣钵，在诗歌创作和研究领域各逞其美。而在来武汉大学之前，诗歌是我不敢涉足的一个领域，我担心自己因为缺乏一种诗性思维而辱没了那些来自人间与天外的美品。如果说优秀的诗人是上天贬谪到人间的仙品，那么能读懂他们也需要一份神思，而我只是个肉体凡胎。好在陆老师对我的博士后课题不做刻意要求，任凭我继续我的五四研究，我心存感激也心存一丝遗憾。“诗”本是人类最为浓缩的情感和审美样式，没有做诗的天赋倒也罢了，倘若不懂得诗美，没有体悟诗美的能力，那岂不是一个最大的为学、为人的缺憾么！何况身边有深谙诗歌堂奥的导师？但是“诗歌”对我还是一扇没有开启的圣殿之门。有一次，陆老师建议我写一篇关于闻一多诗歌的论文，我颇犯难，对陆老师讲出了压在心头的顾虑，陆老师只是微笑着说：“没关系，大胆写。”那是我进入学界以来第一次写关于诗歌的论文，那种蹩脚连自己想起来都赧然，虽然陆老师看后说“很好”，但我知道那只是一份鼓励而已。此后武汉大学关于闻一多的纪念活动和研讨会，陆老师总是鼓励我写一篇小文，我对新诗读解的兴致渐浓，时常不知不觉徜徉在新诗的园林里。陆老师私下里总是谈及自己心仪的新诗创作，而往往又和正统的文学史不同，我经常找来这些带着陆先生喜好的新诗来品读，并回味陆老师所谈到的美。闻一多的《奇迹》便是其中一首，终于有一天夜里，我忽然被诗一般的情绪鼓荡着，一气呵成写成了《谈〈奇迹〉的感情抒泻方式》，仿佛“奇迹”一般。我自以为开了窍，已经走进新诗的门径，第二天上午，兴冲冲地跑到陆老师那里，带着昨晚残余的激情告诉陆老师：“我会读诗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写的关于诗歌的最好的一篇论文。”我等待着和以往一样的评语——“好！”陆老师没有看文章，笑眯眯但是语气很分明地说：“在我这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放松了心态，会心而笑。陆老师就是这样，从不劈头盖脸地教训批评，而是及时点播，让你自己去体悟回味。是的，诗歌是一个无法穷尽其美的深海，学术同样是一个无法穷尽的海洋，在这里，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陆老师用他的方式带我走近诗歌，当我拿着一份拙劣的解读心怀不安与恐惧的时候，陆老师说“很好”！而当我被激发了兴趣，偶尔窥见了诗神的神采，自鸣得意地时候，陆老师说“没有最好”。陆老师悄无声息地把我带进了对于诗美的理解，虽然我依旧是个局外人，但是因为捕捉过她的灵光，使我的生命增添了最令我感动的一抹色彩。
为学的细与深
陆老师因为年事已高，不再为学生课堂授课，因此我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听陆老师传道授业，我和陆老师更多的是随便闲谈，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也许是一个最佳的求学方式，在散步、喝茶、坐在马路边休息的任何一次随意闲聊当中，学问退去了它堂皇高深的严肃面目，以最亲切的方式把它的温润生动之处展露出来，这样的细雨点洒也许还要胜过老师在课堂上成体系的灌注，在日常中所得到的往往是不可言传的部分，让人感到润物无声，但也往往令人豁然开朗。我曾经向陆老师问起学术创新的问题，出乎我的意料，陆老师没有鼓励我在“求新”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而是告诉我：“一篇学术论文要做到“全新”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写文章能做到“三点”就很不容易了——深一点，新一点，细一点。”这是一个在学术界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在新诗研究领域有着深厚造诣的学人，对于学术谦恭而严肃的态度，没有任何虚矫。由此，我也联想到在一些论文答辩会上或者在一些学者著述的前言后记中，往往声称自己的研究乃是“全新”甚至是“填补空白”，那该是一种多么单纯乃至大胆的说法！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浸淫了一辈子，尤其在新诗研究领域做出了独到贡献的陆耀东先生并没有那样的说辞，这大概就是学问的境界。
或许是年龄的缘故，陆老师有时经常忘记一些事，但是后来我发现陆老师的忘记是有“选择性”的，或者说他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他也许忘了你要的《冯至传》是否已经送你，想起来再送一本，但是倘若你说错了一首新诗的出处，记错了一本诗集的版本，便马上会得到他的纠正，顺口告诉你正确答案。这有时让我既惊讶又惭愧，且有着深深的感动，原来，陆老师是把他全部记忆功能的精华都投注在了他的学术上，甚至说，陆老师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和那些诗歌们熔铸成了一体，那些无聊琐事在他的记忆中没占任何空间。以陆先生的新诗史写作而言，借用陆老师自己的话来说是家中三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术同仁，除一人只花了近十年时间外，二人集二十五年之功，搜集有关资料，所用岁月，远远超过撰著的时间。这份持续了一生的执著也使得陆老师在新诗研究上始终是以扎实的史料而著称，没有一句虚妄的话。我也曾有缘亲见陆老师打开书房的柜子，指给我看哪一部分是哪个年代的诗集，哪一部分当年自己的手抄本……我无法估量出那些东西的真正价格，但我知道，这是一位学者积累了一生的心血。为学之道，不正是在于这份精神与毅力？它需要一个人一生的执着、信仰与热爱。而今很多以“思想”的新异而著称的学人们，与其说已经不屑于老一辈学人下苦功夫坐冷板凳、亲手抄录的治学方式，不如说已经丧失了这份体力、耐力与功力。
也曾看到陆老师的不快乃至气恼。他在撰写《冯至传》的过程中曾经花了一个星期的时期查阅资料，写成了200字，但是却被一位编辑在不通告的情况下全部删掉了。那次我亲眼见到了陆老师的遗憾和不快。但是陆老师是非常容易“忘却”的，一转身陆老师脸上又挂上了天真的笑靥，我懂得这是一份宽容，是一种经历了人生的风雨，经历了时代的风浪之后的一种内在的宁静与宽容。中国的诗歌历来以“真”为贵，这种“真”源自于真性情，长期浸淫在中国诗歌中的人往往是以心写诗，以心解诗，诗性之真与心灵之真构成了一种互塑的过程。在陆老师这里，这种“真诚”和“天真”到处流布着，和这个骄嚣时代不断上演的“笔墨官司”和“口水战”相比，这是一座把执着与热忱转向自我心灵和精神建构的明镜之台，屏蔽了外界的喧嚣，过滤了内心的焦虑，只有静静流淌着的诗歌一般的韵律。
为人的诚与真
正如中国近八十年非凡的历史进程一样，陆老师那代人也在血与火、爱与恨、痛与悔中经受着洗礼与锻造，形成了他们看待世界、看待自我、对待他人的方式。但是作为“五四”的后裔，尤其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非人化的心灵剧痛之后，越发能从灵魂深处体认五四精神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出人格上的诚与真。陆耀东先生在《回眸五十年——学术研究答问录》中这样总结自己的为学之路：“新时期以前22年，我的文字，正确错误参半，教训多经验少。新时期以来，基本上不作违心之论。”“在学术领域，人人平等，谁也没有横蛮的特权，这里不许霸道横行。”这样一份自我学术总结需要道德勇气和责任意识。
岁月的流逝所磨损的也许只是自然的躯体，而品格上的诚与真反倒在岁月的风雨中愈见精纯。湖南一家报纸采访了陆老师，记者回去写了一篇题为《邵阳出了个陆耀东》的文章，对于这些一惊一乍的吹捧，陆老师总是一笑了之，看做笑谈。经历过时代的惊涛骇浪最终保持了淡定人生，这一代学者早已经宠辱不惊，物我两忘。陆老师愿意充满了骄傲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母亲白天还在田里割稻，晚上便生下了我。”陆老师一直为自己勤劳的母亲感到自豪，也珍视母亲赠与的生命。陆老师偶尔也谈文革期间被关在仓库的水泥地上受审，白天和农民们一起下水田插秧进行劳动改造，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为了显示自己和农民心连心，为了显示对于劳动阶级的热爱，也和农民一样赤脚下田，坚持不穿高筒靴子，而当时的血吸虫病正肆虐，很多知识分子因此染上血吸虫病甚至丧了命，陆老师对这样的“亡命改造”很不以为然，对于知识分子当时这种不尊重知识、也不爱惜生命的做法更不赞同，自己每次都坚持穿着高筒靴下稻田，尽管每每都遭到嘲笑甚至批判，但依旧我行我素！尊重科学，不做无谓的牺牲，大概是陆先生早年研究鲁迅的心得。陆老师爱惜生命但并不是简单的“惜命”。陆老师讲自己虽然生长在南方，但是并不会水，在文革劳改期间，有一次和一位同伴撑船去执行任务，不料翻船落水，陆老师在水下挣扎拼命，急切中一下子抱住了一个人，但是旋即又松了手。我急切地问“为什么？”陆老师说：“我那时还有点理智，心想一个人死了算了，如果紧紧把同伴抱住，他也没命了。”我无比惊异，在一个人求生的本能中，抓在手里的救命稻草竟然还能松手，这是怎样的一种意志和理智呢？最终那个会泅水的同伴把他救了上来。陆老师说有了这次险些被淹死的经历之后，很怕在水里撑船。我能感知，那经历了生生死死的一代人，会把生命看得很重，也会把生命看得很轻。这，也铸就了一份认真与淡泊。陆老师在他近八十岁的高龄每天还以高强度的工作来撰写《中国新诗史》便是一个明证。
在武汉大学两年半的时候，一共陪陆老师看了三次樱花，在一个樱花初放的时节走进武大，又在一个落英缤纷的时节离开武大，仿佛新诗中复沓的诗行。记忆中，那该是人生中颇为惬意的一段时光，我伴着陆老师和师母漫步在樱花大道上，谈学论道，谈天说地。樱花如云似雪，飘飘洒洒，那是诗的精魂。
谁说诗歌是青年人的艺术？懂得诗美的人永远年轻！
祝愿陆老师：诗情不老，青春常在！
2009年1月于长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