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也先挟持着上皇（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入，进窥京师。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于谦不同意，认为这是向敌人示弱。他立即调遣诸将带领22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抵挡也先。于谦亲自督战，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行退却的，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们都誓死决战。
也先部队起初以为很快就可以攻下京城，等看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不觉动摇了。也先于是改变策略，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接着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滢等出城谈判。景帝皆不准许。也先没有办法，只好率众袭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设下埋伏，先派几个骑兵引诱敌军，等到敌人骑兵逼近时，副总兵范广急发火药，伏兵一齐迎击，结果也先的弟弟被炮打死。也先又把部队转移到西直门，又遭到都督孙镗的抵御，石亨也派了部分兵力来相助，也先只好暂时撤退。双方相持了五天，也先的邀请没人理会，作战又失利，又听说各地勤王的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他的归路，于是只好拥着上皇西去。于谦下令一直追到居庸关，这样京师总算安定了。
到了八月，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也先见要挟无用，派使者要明朝接回已经被遥尊为太上皇的朱祁镇。景帝便先后派遣李实、杨善前往迎接上皇，英宗终于结束了一年的“北狩”，回到了北京，以太上皇的身份被送入南宫。然而就在于谦主张接回英宗的8年后，爆发了夺门之变，英宗重登皇位，废掉景帝，于谦成了阶下囚，被杀于西市。
景帝在位期间，特别信任、重用于谦，一切政务均由于谦主持。皇帝对于谦的充分信任、爱护，引起朝中石亨、徐有贞等大臣的嫉妒，使石、徐感到只要是景帝当政，于便不可能失势，自己便不可能出人头地。除非易立天子，才能达到目的。景泰八年（1458年）正月，石亨、徐有贞等大臣密谋：“与其复太子，不如直接让英宗复辟。”达到一报私仇，二可以加官晋爵的一箭双雕的目的。就这样，文臣武将、内宫外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倒谦势力。一番密谋之后，终于付诸行动。徐有贞等是行动的策划者，石亨、曹吉祥等则是行动的执行者，他们趁景帝病重之际，猝然发动宫廷政变，夺门成功。正月十七日，徐、石挟英宗复辟后，以“逢迎景泰篡位易储”、“紊乱朝政擅夺兵权”、“谋迎外藩襄王子为帝”等罪名，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当时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出师无名。”于是，一代功臣就这样被处斩，家人惨遭流发。
土木之变导致明代政治格局的变动，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也是明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八、戚继光抗倭
倭寇对中国沿海的骚扰始于元末明初。14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明初曾在沿海筑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取得了一些成效。至嘉靖时期，倭寇又猖獗起来，并与中国海盗相勾结，对闽、浙沿海地区侵扰如故。与此同时，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派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人。朱纨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富豪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纨擅杀，结果朱纨被迫自杀。至此，倭寇更加猖獗起来。由于倭患严重，明朝政府倾全力平定，戚家军就是崛起于此时。
链接：海禁
中国古代政府为了整顿沿海治安，清理走私，保障社会安定起见，采取的一种禁阻民间人士非经过官方许可，私自出洋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又称洋禁。蒙元时代，海禁是贯穿整个元朝的始终的，是朝廷垄断贸易与禁止商舶入海之令。明代海禁始于明初，终于隆庆，时张时弛，主要目的都是遏制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在海禁时期，海洋贸易体系主要通过朝贡和官办的方式进行。清朝出于防汉制夷的政治考量，同时为了打击毁灭反清复明实力，配套施行了闭关锁国政策，甚至实行了残酷的沿海迁界，抑制了中国的海洋贸易，抑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
戚继光（1528—1587年），字元敬，号南塘，山东登州（今蓬莱）人，出身于将门，为人倜傥有抱负，早年师从儒生梁玠，受过传统的儒学教育，不喜欢死抠章句，但通晓经书大义。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他承袭祖先封职，出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曾赋诗称“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表明效命疆场的决心。二十八年（1549年），他参加山东武举乡试，得中武举人。二十九年（1550年），他赴京城参加武举会试，恰逢蒙古俺答进犯北京，当即条陈御虏方略，被诏令督防京城九门，由此显露军事才能。三十二年（1553年），他被擢升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备倭事宜。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奉诏赴浙江，担任浙江都司佥事。三十五年（1556年），他被擢为宁绍台参将，负责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军务。根据抗倭战争的要求，他提出训练新军的建议，得到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支持，正式开始了练兵活动。鉴于卫所军有不习战阵的弱点，召募金华、义乌剽悍壮丁，组织训练一支新军。并且在编制、武器、战术、军法等等方面均有彻底的革新。戚继光注意到倭寇的倭刀、长枪、重矢等武器的特点，创造了新的阵法鸳鸯阵，使长短兵器相互配合，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在抗倭战斗中，戚继光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严格要求士兵，不准扰害百姓，做到兵民相体；在战略战术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进攻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防御重积极主动而不是机械地死守，在防御中伺机反攻。戚家军机动、灵活、严密的作战方式，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屡建奇功，使戚家军名闻天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平定浙东倭患后，戚继光又率军进入福建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又乘胜攻下牛田，捣毁倭寇巢穴。倭寇逃向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连夜作战，连克六十营，斩首无数，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几乎被全部消灭。戚继光返回浙江后，倭寇又大肆劫掠福建沿海。四十一年（1562年）底倭寇攻陷兴化府城，在城中烧杀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盘踞两个多月才弃空城退出，经岐头攻陷平海卫（今莆田县平海），以此为巢，四出骚扰。福建再次面临倭患的威胁。明朝调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先期援闽的广东总兵刘显与戚继光一道抗击闽倭。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再援福建，升总兵官，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卫（兴化城东）。次年春，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福建倭患遂平。四十四年（1565年）又与俞大猷会师，歼灭广东的倭寇。东南沿海“倭患”完全解除。
倭寇的侵掠骚扰，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平定倭患，使人们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明朝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海禁”既不能限制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防止倭寇，反而驱使沿海居民走上武装走私的道路，与倭寇内外勾结，为害颇大。嘉靖末年，比较有远见的官僚，纷纷建议政府解除海禁，发展海上贸易。到明穆宗隆庆时，明政府开始取消“海禁”，准许对外通商，倭患问题也就烟消云散，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和商品经济也得以正常发展。
九、大礼议事件
明武宗因一生荒唐放荡，在29岁时，也就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即英年病逝，并且未留下任何子嗣。当时明政府实际工作由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主持，他与内阁大学士们迅速商议，按明代兄终弟及的祖训，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位。兴献王为明宪宗的第二子，孝宗的亲弟弟，被分封在安陆（今湖北钟祥），其子朱厚熜为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位后六日，就下令群臣商议崇祀父亲兴献王的典礼及尊号。礼部尚书毛澄请示首辅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六十余名官员上疏说，因为世宗为入继之君，应该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这令群臣大伤脑筋，按照家族惯例，合法继承皇位的人应是皇帝的儿子。新即位的世宗与已故的孝宗皇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应该称孝宗为伯父？还是称孝宗为父亲？如果称孝宗为父亲，那么世宗又该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围绕这个问题，群臣展开了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辨别“统”（王朝世系的合法继承）和“嗣”（家族惯例的血统继承或过继继承）。世宗看后大怒，说：“父母难道还能变吗？你们再商议！”毛澄等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杨廷和也亲自上疏要世宗服从礼部的意见。世宗坚决不从。
世宗和廷臣各持己见，久议不决，陷入僵局，由此引起了一场长达4年之久的大礼议之争，牵动着整个嘉靖初年的政局。明史专家孟森对于世宗一朝的政治，也是用“议礼”二字概括，从此世宗一朝的政治格局都跟此密不可分。
对朱厚熜来说，“议大礼”一事不仅是要争取自己皇权的合法性，而且也是要逐步在群臣中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从正德十六年（1521年）至嘉靖三年（1524年），朱厚熜依靠一部分臣僚的支持，在议礼问题上与大部分朝臣整整对峙了4年，在这一过程中，朱厚熜一步步走向强硬和专制。
因此张璁等议礼新贵主张应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在京城建皇考庙，以尽孝道。这时，观政进士张璁呈上《大礼疏》，提出“继统不继嗣”的观点，世宗看了很高兴，马上把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其父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仍然不肯让步，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应被视为奸佞之徒，当诛。到了十月间，杨廷和无法让世宗改变观点，便起草敕令给礼部，同意称世宗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世宗之母为兴献后。
至此矛盾更趋尖锐，围绕着议礼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新贵，主张尊奉兴献王为皇考；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主张尊奉孝宗为皇考。
兴献王及王妃的封号虽然改称为“帝”、“后”，但还不是“皇帝”、“皇后”；虽然得以称父、称母，在其前还得冠以“本生”，而又需称伯父孝宗为“皇考”，仍是死去之父。再经过一番斗争，世宗又亲下手敕，追尊其父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实现了加“皇”，称“考”的目的。但“本生”犹在，在“本生皇考”之外还有一位“孝宗皇考”，形成了“两考”、“两父”并尊的局面，世宗还是不能如愿。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又上疏，提出，应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这项提议对世宗来说正中下怀，但世宗还假惺惺地说，这关系到天理纲常，仍然要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可否。结果，有250余名官员不同意改称名号，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桂萼的提议。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与世宗意见不合的首辅杨廷和提出辞呈，世宗表示同意。随后，世宗调张璁、桂萼等赴京主持集议之事。200多名朝官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不肯退让。世宗非常恼怒，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称号应该马上改，你们眼中没有我这个君，难道还让我没有父亲吗？毛纪等人听后惶惧而退。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已升为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另一刑部主事桂萼、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等，再一次上疏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母为兴国太后，定称圣母。此疏使大礼议之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张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礼议的又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一次，是议礼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数越来越多，逐渐占据了上风。据说张璁、桂萼一入京，官员们竟然纷纷请求辞职，以表示不愿与张璁、桂萼二人同事的决心。礼部尚书汪俊辞官，世宗切责罢之。御史段续、陈相等人也相继被治罪。接着，首辅大学士蒋冕请求辞官，世宗便不再慰留，任其致仕。一不做，二不休，随后升席书为礼部尚书，特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这样一来，两派势力此消彼长，矛盾进一步激化。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世宗召见群臣于左顺门，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这完全更改了嘉靖元年（1522年）的诏谕，群臣惊诧异常，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尊崇亲生父亲的哭门事件。七月十二日，皇帝命礼部照旨更改尊号，使得朝臣群情激昂。七月十五日，借百官散朝之机，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等号召群臣伏阙请愿。朝臣200多人齐刷刷跪伏在左顺门下，并且一齐哭号，声震阙廷。嘉靖皇帝痛下决心，命令锦衣卫将参加请愿的官员姓名全部登记造册，然后按名册进行大逮捕。先将为首的8人下狱，又将134名五品以下官员下狱。其他待罪遣散。几天以后，作出判处：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180余人廷杖，其中编修王相等17人惨死杖下。这就是有名的“左顺门事件”。此后，又围绕祭祀典礼及将兴献皇帝按昭穆序列祭入太庙，加庙号为睿宗等问题又进行了近10年的争论，在礼部尚书夏言和严嵩的主持下，世宗终于如愿以偿。世宗对父亲的追尊已是无以复加，自己的皇权也已登峰造极。
世宗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九月，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并上册宝，将兴献皇帝主位自安陆迎至宫中，奉谒奉先、奉慈二殿。左顺门跪伏事件，以世宗的考生父不考孝宗而结束。至此，最终解决了“尊谁为父亲”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