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行驶在全中国最笔直、最宽阔、最敞亮、最明朗、最现代的北京长安街上，感觉万万千千豹子一般奔跳的汽车“哇啦！哇啦！”从身旁腾起，越过，心里忽然很乱。2004年底，又有占首都出租车总量三分之一的两万辆夏利车被淘汰出京城，取代它们的是更为豪华一级的北京现代。有公开报道通知大家，仅存的万把辆夏利也很快都要换完，是为了确保首都的光彩形象。毋须说，车价也随之提高了33%，有众多老百姓提了意见。可是意气洋洋的主管处长局长们不接受，驳难说：
“本来出租车也不是给老百姓坐的。一般老百姓去坐大公共。”
哎哟，那谁是“老百姓”（平民）呢？谁又是“非老百姓”（贵族）呢？现代的消费观念啊，真是动感时尚，出其不意，摇曳多姿，千媚百态！
我真的是越来越困惑了，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夏利或者是北京现代。我是不明白：我们中国不是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吗？不是还有七千万贫困人口吃饭都成问题吗？我国的自然资源不是已经严重不足了吗？全国数以亿计的失业大军不是到处都在流浪都在嗷嗷待哺吗？……
单是我亲身接触到的，一天用三个馒头果腹的贫困女大学生，就像决了堤似的，救了一大批，又涌来更多的一大批……
然而，也有人以可惜了的口吻批评我说，韩小蕙你这种思维方式早发霉了，应该用北京深圳大上海的灿烂阳光，好好地晒上一晒。
我真是落伍了？
（一）去人民大会堂的最佳方式
我家的地理位置有点特殊：它是坐落在北京的心脏地带——东单银街上的一个欧罗巴式大院落，距长安街有一站地，距天安门广场三站地，我自己形容为“一箭之遥”。
要完成这“一箭之遥”的行进，共有四种方式可选择：（1）步行，需40分钟。（2）骑自行车，需15分钟。（3）乘公交车，包括步行到车站、等车、塞车等因素，大约需30～40分钟。（4）打的，如果不塞车的话，一去15～20分钟；但回来可就困难了，因为第一打不到车，长安街上不允许出租车空驶，更不允许随便停车。第二，东单路口不允许左转弯，必须前行到两公里以外的建国门绕二环路口回来，中间需耐心等待东单、北京站两个大红绿灯，这么一去一来，时间就没谱了，一小时开外也是题中之意。
聪明的读者早一眼就看出来了，我抵达人民大会堂的最佳方式，肯定是骑自行车了。而且多年来，骑车一直是我上班的交通方式，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我刚参加工作时，就天天骑车20里地上下班，一来一去两个小时，风雨无阻地骑了八年，于是我的身体就很棒。现在我家离就职的光明日报社仅“半箭之遥”，骑自行车10分钟就到，而若开小车，单是过崇文门路口就得20分钟，所以我也没买私家车，非不能也，实不需也。
就这么着，当记者20多年来，无数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每次我都是骑车去，一直很自在。可是近三四年来，我发现出问题了——社会财富使社会的精神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至，它对我竟产生了一种几乎是不可抗拒的挤压！
用建筑界的话说，北京这张“城市大饼”越摊越大，居住在城里的人逐渐都迁到城外三环、四环、五环乃至六环，私家车当然就顺理成章地越来越普及。加上国家经济腾飞的大好形势，公家车也变得越来越多越豪华，与六万辆出租车汇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北京大街小巷上极为壮观的汽车长龙。
世上凡事，有因就有果。于是理所当然的，北京人也就变得更懒了（“北京大爷”一向就有“懒”的恶名），能坐车就绝不走路，能坐小车就绝不坐大公共。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各色人等，包括我们这越来越庞大的记者群，也渐渐地都变成了先富起来的小车阶级。有一次，我又骑车到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发现竟只有我一辆自行车了，警卫因此拉长了脸，竟不让我把车放在以往一直放自行车的小树林内。我心里不服，一直等着不进去，想看看是不是就我一个人还骑自行车。结果真是大出意外，果然是“孤家寡人”了，于是我感叹自己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此时再一留心，才发现我一向是太粗心大意了，还只蒙着眼睛活在自己的主观内心里，全没看到金利来、银利来、钻石利来、超级财富利来……所裹挟而至的时尚消费主义大潮，早就使社会思潮的风向扭转，更使周围人们的心态发生了核裂变。同事们、同仁们、朋友们见我骑着车来，往往都是冲口而出：“怎么还骑车呐？你！”
我就笑笑。只好笑笑。因为此时，即使我自己再在我的蚕茧小窝里活得主观幸福，我也听出了“大雪满弓刀”的弦外之音。这里面的潜台词颇多，有“你该买辆小车了”，有“至少也应该打辆车”，还有“掉价儿”、“离谱儿”、“穷酸儿”、“抠门儿”等等，等等。以前我听了全不往心里去，笑答一句，也就抛在脑后了。可现在，一次两次八次十次二十次……我意识到坏了，自己简直成了新闻界的贫下中农了，因而渐渐的，竟也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说实在的，我这人虽然外表文弱，但却是个主观意志很坚强的女性，认准了的道理，敢于坚持，一般不是轻易就妥协的。比如我从小就被打下了坚实基础的一些优秀传统观念——节俭、本色、不贪钱财、不慕虚荣、实事求是、平民立场，等等，多年来我一直理想主义地坚持着。作为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知识女性，我最看不起蒙起一层华丽外皮的、虚荣又虚假的男子女子（此处女子比较多），哪怕他或她蒙的是一张金子做的皮呢。
可是现在，我自己竟也虚荣起来了！车一骑到人民大会堂附近，就会下意识地左右看看，是在看有没有熟人？最好是没有。我就迅速闪身到小树林中间，把自行车放好。然后，长出一口气，将胳膊在阳光下画出一个潇洒的圆圈，“哗”地掏出大红烫金请柬，就昂起头，“哐当，哐当”往里走。唉，平心而论，我是热爱我的自行车的，而且从身体到心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都觉得舒服——尤其是在清风、白云、红日、蓝天、鸽哨、鲜花之下，更尤其是在宽敞整洁、大气磅礴的天安门广场。可是，我也真的越来越惧怕熟人的目光了，它们闪闪烁烁，犹如一把把利剑，不是暖暖的垂怜就是冷冷的鄙夷，都让我浑身长刺。终于，有一天，我的一位好友结结巴巴对我说：“下次，你从单位，要个车吧！你们光明日报，不至于穷到，这——份上吧！”
哎哟，麻烦了，我的骑车已经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关系到我们光明日报社的形象和声誉了！这真是鸡年出门得戴顶红帽子，最好，再在翅膀上插几根华贵的孔雀毛！
（二）和女儿一代的金钱冲突
由此我想到，这么小的一件事，就能颠覆了我这个够坚强的知识女性对社会的成熟认知，那么可想而知，当下光怪陆离的、滚滚滔滔的社会时尚社会风气社会思潮，对孩子们一代产生了多么强大的挤压！
我的密友W的女儿，今年是大三计算机专业优等生，肯吃苦发奋读书，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孩。但她在生活的滚滚逝水中可一点也不“传统”，专拣名牌往身上武装，否则就宁死不出门。W像一位心理学家一样严肃地看着我，拧着眉头对我说，我只能满足她，要不她在同学中就抬不起头来，影响她的自信心，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心理问题。我像弱智者似的望着空洞的虚无，疑惑地反问：“能有这么严重？现在的孩子竟然是这样的！”W的眉疙瘩忽然“哗——”地散开了，兴奋地、颤颤悠悠地提高声音道：“韩小蕙你不知道，现在，这就是最好的孩子了！”
我知道。我知道。吾家也有女，亭亭已玉立。前些年，女儿十四五岁时，还未长成，懵懵懂懂，我曾连哄带蒙，从她嘴里挖出了他们少男少女的一些细节，总结出了女儿和她同学的十大怪。有其一曰“穷者的富人气度”，是说这些孩子明明没钱，却个个都要争创“多花钱少办事”的业绩，比如同样的东西非要到多费钞票的大商场去买，打的非要坐收费高的车（可惜那时还没有北京现代），跟小商贩买东西非要多给他们两块钱什么的，他们管这叫“感觉好”。现在，女儿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且成为留学英伦的大学生，又且自己还能打工挣钱，当然花起“曼妮”（Money）来，就已经完全是个有主见的“成年人”了。
第一年暑假女儿回国时，流行在我舌间的口头语是“看着你花钱我都眼晕！”说来我也一直在京城长大，自小家庭环境也不错，至少不是老土吧。可是女儿一回到家，就法官似的裁定我“土”。她拎出了个亮闪闪的小皮包，有书本那么大，很精致，我认不出是哪国货什么名品牌？女儿嘴一撇，眼珠往下一转，张嘴朗诵了一句外文，我猜就是那品牌的名字了。然后，还没等我把那几个字母拼出来，女儿就宣布了它的价格——合人民币四千多元！我就惊呼起来。而女儿不慌不忙，心闲气定，又从里面掏出个同样风格的小钱包，大将风度地说别忙，还包括这个钱包呢。我还是呼叫，那也贵得太邪乎了，这根本不应该是你用的东西，你的任务是好好学习，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学习上要向高标准看齐，你怎么没把社会主义的好作风保持好，倒沾染上了资本主义的奢靡……女儿就恼了，说你可真土！又说，这是我自己打工挣的钱。我也恼了，疾言厉色说：“我也不是没有这份钱，但我绝不会花得这么奢侈，我更愿意把钱花在有意义的地方……”
自此以后，我和女儿冲突不断，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最让我受不了的还有一次，她非要买晚礼服，说是在英国参加Party，英国和别的国家的学生都穿得很正式，只有中国大陆的孩子们什么衣服都穿着就去了，她觉得让人很看不起。对此我执不同意见，说我怎么不相信呀？你不是学生吗？学生的关键不是功课吗？只要学习成绩好，谁敢小看你？要是成绩不好，穿得再高级又怎么样？……女儿又恼了，去向姥姥姥爷申述。于是，我的“隔代亲”的父母一边摩挲着女儿的头顶，一边连“原则”也不坚持了，反过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督我陪女儿前往王府井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