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戈再次询问我家的门禁密码。他们已经在家里翻箱倒柜，把我家洗劫一空了，天知道他们还干了什么，他为什么还要问密码呢？他跟我说他想搬走一些我的东西，包括家具，要托船公司运到哥伦比亚，所以想知道门禁密码。这太可笑了，他真的相信我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吗？就凭他那骗三岁小孩儿的幌子，就能让我乖乖听话？很明显，他低估了我的智商。大概他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也说不定呢。这是个变幻莫测的人物，至少可以说，他的情绪起伏让人害怕。有时看上去他仿佛是有同情心的，可是下一分钟立刻表现出恶魔附体的鬼样子。
卢戈看出来我的心思没在他身上，他留在屋里，播放起我车里的唱片来。他说他不认同我对音乐的品味，我没搭理他，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他是否认同我的音乐品味，不过这很有可能会激怒他。他像个孩子似的在寻求关注，开始把唱片朝墙上扔，边扔边嚷“垃圾，垃圾”！可怜的卢戈需要被关注，他开始大发脾气，认为这样我就会理他或者害怕他了。可惜没奏效，我继续忽视他，他没得到想要的回应，终于受够了。
离开之前，他郑重其事地说：“我犯过很多罪，或许是个做尽坏事的人，但我不是杀人犯。”
他对自己的评价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于我而言，那意味着是他那群哥们儿决定杀我灭口，但是他受良心谴责不愿那么做。他有良心？不管怎样，他们现在正慎重考虑最终如何处置我，他的大发雷霆和这件事有关，他不想自己手上沾血。从他的自我评价上看，显然他的良心被多数票否决了。
我明显感觉到他们产生了分歧，组织更加涣散了。关于如何处理我的问题，他们之间出现了异议。先是夜间看守的态度有所改变，现在轮到卢戈发了一通小脾气，一切都暗示着事情到了紧要关头，马上就要有解决方案了，或好或坏，赶早不赶晚。看起来那些想让我死的人现在占了上风。
周四，FBI先生问我，早餐还想不想吃鸡蛋和香肠，和之前那次一样的。我毫不犹豫说想。那一周我几乎都没吃过什么东西，光想想有鸡蛋和咖啡就已经让我流口水了。转天早上，他们拿来我的早餐，至少我认为是。卢戈的同伙站到箱子里，叉开双腿伫立在我正上方。他弯下腰递给我盘子，我一把就接了过来。盘子似乎很轻，如果是鸡蛋的话又没这么沉。我用手摸了一圈盘子：没有鸡蛋，没有香肠，咖啡也没有，有了，是的一个西红柿，还有半片咬过的土司。显然，有人在我之前动过我的早餐。
他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能感觉到有一帮人聚集过来看笑话。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实验室里的小动物被观察着，为自己被羞辱感到很愤怒，怨自己沦落到如此境地。对于这样的捉弄，我也毫不知情，未做防备，心情更是不爽。我什么都没说，也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倒是期待我能做出点儿反应来。我只是把它记在心里，只不过又是一个他们拿我找乐、羞辱我的游戏罢了。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那个奇怪的第三周，谜底慢慢揭开。周末，当我坐在属于我自己的已经日久生情的箱子里的时候，开始听到响亮的撞击声，直觉告诉我是从我车子那里传过来的。那声音响极了，听上去好像是他们在不停地朝着某个重金属物件射击，那声音大到淹没了我旁边收音机的声音。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我猜想应该和我的车子有关。撞击声持续了大约两小时，都快把我逼疯了。当噪声终于停止时，事情变得更古怪了。我听到了几声枪响，就是从撞击声那个方向传来的。我猜他们是不是在进行射击练习，这样一来，等到朝活靶子开火的时候，譬如说我，他们就胸有成竹了。
这一切让我毛骨悚然，精神高度紧张。我好奇这些歹徒制造了如此大的噪音，居然没引来任何风吹草动，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这个仓库一定是位于一个极为偏僻的区域，几乎或者根本没有车辆往来。有那么一会儿，那噪声听上去像是一场激烈交火的枪战。我心想他们有可能在自相残杀，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不过想想也觉得高兴。
那周另一个奇怪的变化发生在他们带我上洗手间这件事上。通常情况下，他们不管什么时候带我上洗手间，负责的那个歹徒都会让我站起来，或者把我的手举起来好打开锁在金属栏杆上的手铐。但是在那一整周，无论谁带我上洗手间，都一言不发。很明显，某个人的声音是我认识的。我敢肯定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乔治·德尔加多。
早上醒来之后我很少去回忆前天晚上做的梦，然而，那周我做了一个梦，太真实了，以至于我醒来后完全茫然了。我梦见我当时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个梦，梦见事实上我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只不过做了个噩梦而已。当我醒来时，我确信我会坐在自己的床上，在自己的家里，一切都是老样子。然而真正的现实却带给我巨大的失望，当我真的醒过来，试图揉揉惺忪的睡眼时，却发现自己做不到，因为铁链锁着我，睁开眼睛却发现世界是黑暗的。我坐在那儿，惊魂未定，拒绝接受那只是个梦境，但是真实的我仍在仓库里，被锁在墙上。
就这样又一周过去了，我的处境仍旧没有变化。随着又一个周末离去，我的决心和希望都打了折扣，要保持乐观和稳定的情绪越来越难了。我的能量等级越来越低，而且更难专心和清晰地思考可行的对策，以及分析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
尽管形势看起来像是一场无望的硬仗，但我仍然倔犟地不轻言放弃。我不断提醒自己，我必须要深入向内挖掘，发现自身潜能和我从未探知过、也没想过会用到的意志力。有那么几次，我绝望透顶，真希望他们赶快杀了我，结束这场折磨。但是那样的念头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意识到，但凡有生还的可能，也要靠我自己，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那些不好的。我好奇那些常年处于囚禁状态的人们是如何忍受过来的，自己在这儿只待了三个礼拜就快疯了。或许当你没了回头路，没了任何希望，只剩下自己时，你便会停止反抗，忘却身处的环境。我还没到达那种境界。
苦难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从未想过三周后还会待在同样的地方。我真的认为他们一拿到钱和我家里的其它所有财产便会放了我，认为他们最多也就扣留我一个礼拜。然而我还在这儿，马上就要迎来第四个星期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终点临近。夜间看守再也没提过马上放了我的事，我能感觉到他们关于我最终命运的计划有所改变。会不会是我一直以来太悲观了，但我知道他们的选择也实在有限。
他们不会甘心就那么放了我的，那样我会直接奔向警局。但是杀了我又会加重他们的罪行，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根本不在乎。我相信在他们之间有相当大的分歧，有人想杀了我，有人不想出人命。于是我只能坐等，看哪一边会赢。
然后那个周末，我给妻子打了个电话。时间很仓促，他们只是想让我告诉妻子一切都好，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他们还让我告诉她我不在市里，大概是为了不让妻子往家里打电话。这一次，他们杜撰的故事依旧不足以让人信服。按照他们的说法，我在达拉斯，正商议变卖熟食店的事宜。他们大概是想弄清妻子的精神状态，以防她会想办法找到我。如果她在电话那端表示马上就要过来，那他们就能知道要采取什么措施先发制人。但是妻子什么表示都没有，因此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已经厌倦了这些装模作样的游戏，每次打电话撒谎都愈加困难。
周一清晨的到来使我意识到，从这个疯狂的梦魇开始到现在已经快整整一个月了。卢戈和他的同伙进了屋，故意制造出许多噪音。
“熟食店值多少钱？”卢戈问。
我再一次被他们的贪婪和愚蠢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哪种情况更糟。不过这意味着我能暂时过得舒服点儿，哪也不用去，因为变卖熟食店需要一阵子了。
“这要看情况。”我回答，一边闪烁其词，一边表现出很诚恳的样子。
“如果你想快点儿把它卖掉呢？”他补充道。他认为买卖是件容易事，事实上，这是要花时间的。
“我猜大概十五万。”我答道。
“如果你想卖掉它该给谁打电话？”我能觉出他又嗅到了钱臭味儿。
“鲍勃·科尔，他是斯乐斯基餐饮在迈阿密的区域销售代表。”我说。我已经不在乎了。
“卖掉它要多久？”他想即刻美梦成真。
“大概需要一段时间。首先你要找到一个买家，然后你要得到斯乐斯基的批准。”我这样告诉他，同时感觉到他不太满意我的回答。
“那究竟需要多长时间？”他迫切地想知道。
“整个过程下来大概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我回答。卢戈不相信我，我的话并没能阻止他。
“我要打电话给这个叫科尔的家伙，告诉他我是你的堂兄，吉姆·席勒，看看他能否把熟食店赶快卖掉。”他傲慢地说。祝你好运，我心想，但不得不承认他的确很有创意。
“我认为不会那么快的。”我告诉他，试图给他泼盆冷水。
“啊，看在你的份上，我希望能行。我们想得到卖熟食店的钱，如果要花上一段时间的话，那这段日子你就要一直做我们的客人了。”他边说边笑。
这是对我的致命一击，我脑海中浮现出几个月的囚禁生活，这副身体能坚持那么久吗？我真的非常鄙视客人这个称呼，因为我根本没有人身自由，无权决定自己是去是留。
卢戈的同伙递给我一支烟作为奖励，然后他们离开了房间。我坐在那儿，抱着怀疑的态度思量着他们的无所顾忌和贪得无厌。这意味着我的囚禁生活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挺过这一关。再熬上两三个月的话，事情似乎就难以预测了，身体这方面就成问题，食物也非常有限，我已经瘦了很多。我周围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也没有地方能让我舒服舒服。再者，无力反击的事实让我异常沮丧。如果我开始给他们制造麻烦怎么样？他们会杀了我吗？话说回来，等他们把我的钱财掠夺个精光之后照样是会杀了我的。我把这些想法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又一遍，现在该做什么是我思考的核心焦点。没有明显的制胜策略，我只需把伤害降到最低。
我太无聊了，而且还要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同样的几首歌曲，简直快要疯掉。最糟糕的歌就是席尔唱的那首《为垂死者祈祷》，这首歌太合时宜了，我觉得就是唱给我听的，麦当娜的《说晚安》也是那一类的。我把谢里尔·克罗的歌名《我所想做的就是寻些乐子》，改成了《我所想做的就是回家》。一天二十四小时无法视物，会对你的思绪产生奇妙的作用。卢戈待在仓库里时经常播放一些非常稀奇古怪的音乐，我猜想那些音乐一定和他的性格完美契合，令他很享受，却令我作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