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普遍认为总统选举仅能赢得40%的民众选票。11月的投票选举主要有五个政党参选。1月2日，汤姆·威克写道：“其中的两大主要政党分别是华莱士所在的独立党及由类似尤金·麦卡锡的中间或左派人物——甚至当前以本杰明·斯波克博士为首的极左势力——组成的独立党。”较为严肃的斯科蒂·莱斯顿是威克尔的同事，他预言：“五天后将只有四个政党参与竞选。由于各式竞选活动席卷全国，1972年总统选举的赢家仅能得到超过1/4的选票……而这种罕见的总统竞选，其后果是难以预知的。”1960年，600万选民宣称他们不会效忠于两大政党的任一方。而当下持此看法的人已超过那时的四倍。当前的政治基调在不断变化。
总统获得了49%的支持率。1月17日的哈里斯民调显示总统仅领先于埃德蒙·穆斯基一个百分点（华莱士获得11%的选票）。哈里斯民调后第二天出现了百老汇音乐版的《出卖总统》，乔·麦金尼斯细述了烟雾、镜子及湿粉饼如何帮助尼克松在1968年的白宫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纽约时报》社论报道：“作为一个已失去大多数平台的少数党领导，他只能依靠赢得广泛的公众信心来稳固他的领导地位……尽管去年通过新方案取得了些许成就，却不能代表尼克松总统已获得了必要的公众信心。”
公众对任何事情都不抱太大信心。新上映的电影刻画了日趋瓦解的体制：在电影《医院》中，医院的患者都死于官僚障碍；帕索里尼的《十日谈》里，天主教教堂被淹没于强大的非道德洪流中；《第五号屠宰场》揭露了“正义的战争”中的陆军航空兵是德莱斯顿无辜百姓的屠杀者。《法国贩毒网》展现了法律和规章制度在控制海洛因在纽约泛滥问题上的软弱无能。《辣手神探夺命枪》揭示圣弗朗
西斯科的警察不能有效阻止丧心病狂的嬉皮士狙击手……
20世纪60年代，国内外都发生了诸多事件并对各机构产生了不良影响，总统选举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杰斐逊和杰克逊所在政党的参与竞选人数最多，民主党人都极欲取代此时势力并不稳固的尼克松，托普斯公司甚至发行了一套印有这些民主党人士图片的交易卡。至少华莱士曾说他将会作为一个民会主党人执政。然而，民主党人士却不认为他会这样，因为在筹备将于7月在迈阿密海滩举行的大会期间，为了确定酒店工作人员名单，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抽签，他却故意缺席了。
早在1968年，汉弗莱就可免去初选而轻易获得提名。然而，好在麦戈文委员会行动纲领规定1972年60%的代表都将在公开初选上产生，其余代表将在党政会议上产生，会议宣布所有老套的诡计为非法：秘密会议，老板委任代表，贿赂选举官员及“联合法则”（若某个候选人的所有选票均来自同一个代表团的大多数，则取消整个代表团的选票）。
谁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赢得选举；大多数人不确定这1000万18到21岁的新合格选民将会使选举产生什么变化。“唯一可肯定的是：1973年1月20日，一位民主党人站在总统就职典礼位置上的几率不是较大，而是极大。”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1月17日于华盛顿记者俱乐部里所做的一场备受关注的演讲中如是说。
关于泰德·肯尼迪是否参与竞选的猜测已成为每四年一次的传统。1月11日，加州民主党宣布肯尼迪将是洛杉矶会议中心举行的集会主角，当然，这必有所指。第二天，肯尼迪发表书面声明，表明他将不会参与本季在佛罗里达州的第二次初选。相比在新罕布什尔的初选，本次竞选被给予更密切的关注。17日，森林般稠密的摄像头在华盛顿记者俱乐部记录了肯尼迪的再次否认，激起了又一轮“肯尼迪学”的热议：若他着实不打算参加竞选，为何又要援引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话，呼唤美国人民拥戴一位“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的领导呢？
在次日的《华盛顿邮报》上，肯尼迪的讲话被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旁边是《君子》二月刊的广告，刊物封面是肯尼迪的脸，一旁写着：“他将是美国38任总统吗？”五天后，肯尼迪的朋友迈克·曼斯菲尔德宣布他将支持对肯尼迪进行“特工保护”——虽然他“个人相信议员肯尼迪说的他不是一名候选人”。
然而，他们像派发糖果一样普遍地提供特工保护。那些因参加了几次初选而在政治广播节目中被提到的魁梧男士们获得了夏威夷的帕齐·明克的青睐，尽管这些人中不包括22岁的贫穷工人爱德华·科尔。即使科尔因太小不能就职，他还是参加了新罕布什尔的竞选，而科尔也确实在电视辩论的讲台上获得了一席之地。他充分利用了短短15分钟并因此而名声大噪。在摄像机前，他提着一只塑料老鼠大声呼唤：“除非我们能对付这只老鼠，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洛杉矶市长萨姆·约蒂乘着“约蒂汽车”在新罕布什尔州兜风，其资助者是《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发行人，即右翼人士威廉·洛布，此人把竞争领先者称为“莫斯科·穆斯基”。威尔伯·米尔斯是权力在握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即便在民调中仅得到1%的支持率，这位腹大腰圆的议员仍参与竞选。谣传他只是为泰德做掩护。参议员万斯·哈特克在最后一刻参与竞选；威斯康星州的威廉·蒲克斯迈尔也跟另一位印第安纳州参议员伯奇·贝耶一样，对于竞选仅浅尝辄止。
还有两个共和党人。一个是海军陆战队退伍士兵皮特·麦克洛斯基，他表明只要尼克松从越南撤军，他将很乐意退出选举。另一人是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约翰·阿什布鲁克——保守派人士的代言人，他们对于尼克松对中国的开放的政策及异端的经济政策感到非常失望。阿什布鲁克的标语是“禁止左转”。为了收买阿什布鲁克的支持者，尼克松转而进行一些保守调整：他停止了1964年《经济机会法》修正案的实施，增加了儿童保育的救助款项，同时还创设了一家全国性的法律服务公司，将其誉为“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一次真正大飞跃”。尼克松的这些举措的确奏效了：《国家评论》支持尼克松。但赫伯特·克莱因却不抱太大期望：他预言3月7日在新罕布什尔州尼克松会得到70%的支持率——比总统1968年的支持率低8点。
有人认为某位民主党竞选人看起来像一个共和党人。华盛顿参议员亨利·斯库普·杰克逊称自己是个“养家糊口”的民主党人，他提议增加50万个公共部门工作岗位，但他公式化的巡回演说重点强调的是苏联导弹系统的威胁。尼克松曾两度力邀他入阁。
另一位民主党竞选者已转变成共和党人——约翰·林赛。他仍是媒体的宠儿，强尼·卡森主持的“今夜秀”的常客。媒体对他的个人魅力感叹不已却似乎并未注意到他所管辖的纽约正成为美国一切令人厌烦的事物的标志。在1971年末的总统竞选中林赛更换了政党，他宣布参与总统竞选的当月是“愚人村”（纽约市的别名）特别的一个月。戒毒康复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1/6的哈莱姆居民染上了海洛因。一条赫然醒目的标题是“城市厕所或被挤爆”（因厕所为瘾君子提供了方便）；大标题下是“69岁寡妇惨死皇后项目”。似乎是为了让这座城市还留有一丝理智，《每日新闻》登载了一篇标题“纽约之美”的新闻报道。
同时，为了遵守住宅与城市发展部的规划，纽约市需建更多的低收入者分散居住区和公共住房。林赛选择把部分低收入者居住区建在福里斯特希尔斯和皇后地区。二战后，布鲁克林和下东区的犹太人从拥挤的贫民住宅搬来，这两个地区是他们进入较高社会阶层的第一步。林赛认为这些犹太人不会反对穷困黑人的到来；他们是宽容大度的。然而，不得不将一切抵押完的犹太人们并却不欢迎这些罪恶缠身的贫困黑人来到该街区。
林赛忽视了福里斯特希尔斯地区学校内现存的紧张的种族问题。将于每周五晚举行的会议将阐明以下问题：大多数公共住房的新居民将成为老年人、家庭将得到怎样的细心呵护以及发展将带来崭新的社会服务设施。来自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年老难民是这个社区中最为惊恐和脆弱的人，他们在每周五晚去犹太教堂。在福里斯特希尔斯的犹太社区中心，杰克·纽菲尔德在一次安全会议上听到他们“在律法的影子下用乡下人的名字称呼林赛”。他的同事保罗·考恩也曾耳闻一个反林赛的纠察员吹嘘：“若林赛当选总统，我将杀了他，就像奥斯瓦尔德刺杀约翰·肯尼迪一样。”他的同伴应声道：“你没机会那样做，林赛马上就会在纽约被枪杀。”
林赛的总统竞选策略是竭尽全力说服迈阿密州庞大的民众群。考虑到他们曾是自由派的纽约犹太居民，林赛向他们承诺“与以犹太人为敌的右翼极端主义展开不朽的斗争”。他发誓要“举全国之力挽救我们的城市。”南佛罗里达的犹太人逃离了他们的城市，因相同原因，他们更贫穷的同胞也从下东区搬到博爱城（费城）。“这个混蛋，”某人在商场愤怒地说，“他连纽约都管理不好，现在竟妄想治理国家。”
老练的政治家汉弗莱也在尽力争取阳光州(佛罗里达州)。他希望得到黑人选票，也极力想赢得里佐的支持。弗兰克·里佐是费城第120任市长。1月3日，他在3000民众面前宣誓：“我将绝不容许街头的帮派统治和混乱状态。”汉弗莱承诺，若他能得到里佐的支持，他将取消他费城的大选。而当美国民权委员会调查费城警署虐待行为，要求汉弗莱停止对调查的干扰时，他却不予理会。里佐支持了另一个候选人。在三个固定与白宫高级助理会面的政治家中，里佐是其中一个（另两个是罗纳德·里根和纳尔逊·洛克菲勒）。1月24日，即越南演说前一天，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他。里佐支持者的领袖已向总统许诺将倾力确保总统连任。
尼克松和汉弗莱同时向里佐示好，林赛反对举行抗议犹太人屠杀的运动，斯库普·杰克逊在乡村选区的拉票活动。乔治·斯马特斯曾称克劳德·佩伯为“60岁的老翁”，由此克劳德·佩伯获得乡村选区的一个参议员席位；这些都是对雄心勃勃的民主党人的默哀。
汤姆·特尼普西德一直忙于为华莱士组织在50个州的拉票活动，华莱士将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选。但其上司却漫不经心地说：“我对第三党那些狂人们的事情感到厌烦。这是疯了。我现在正考虑回归民主党。”1月，华莱士在塔拉哈西宣布他已进入初选。在佛罗里达州，他演说的对象已调整为向上层阶级靠近的专家，这些人为了给孩子更美好安全的生活而从城市搬到郊区；他不再只拉乡下人的选票了。很快，华莱士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领先了。陪在他身边的是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他认为，黑人也有权利像其他人一样自力更生，买漂亮房子，购一两辆车，送小孩到美丽的郊区学校上学。问题在于强制性的废除种族隔离，人们争先恐后地抱怨：“我多年前就说过，若我们继续让联邦掌管学校，校车上将是一片混乱。”显然，40%以上的佛罗里达民主党选民都同意这种看法。“谨慎”的竞争者都停止策划大型户外公众集会，因为能得到的支持是华莱士的1/4，他们为此感到尴尬。
同时，最后一批角逐者认为美国人已做好充分准备来吸引他们更美好的天使。
雪莉·奇泽姆是在国会获得一席位的首位黑人妇女，她在布鲁克林的康科德浸信会教堂发表候选人演说：
“我不是美国黑人候选人，虽然我是黑人并引以为荣。
“我不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候选人，尽管我是一名妇女并同样以此为傲。
“我是美国人民的候选人……我们的团结能使我们在1972年创造一个全新的美国。那儿，国内外没有暴力和战争，没有贫穷和骑士……确保每个人都得到医疗保健、工作及体面的房子。”
雪莉·奇泽姆的演说是所有长篇演说中最长的一篇，但很多新政治候选人也都作出了几乎同样的描述：美国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人民不信任政府，而在于政府是如此地不相信人民”。这种说法不逊色于肯尼迪在华盛顿记者俱乐部前的讲话。
民主党人的新政治逻辑可归纳为一系列的二律背反。美国人民对尼克松的保密行动很是恼火，并在民调中与他翻脸；因而能在12月份打败尼克松的人应是最可信的坦率之人。尼克松处处都表现出愤世嫉俗，因而击败尼克松的候选人必须显示出理想主义。尼克松虚情假意，反尼克松者必须是个真诚的反传统政治的政治家。尼克松吸引了格格不入的老一辈人，反尼克松者必须获得热衷寻求真理的年轻人的青睐。尼克松是体制的傀儡，其征服者必须来自基层。尼克松没有原则，不受欢迎，民主党提名人必须原则坚定，倍受爱戴。尼克松要求国民做观众，反对他的政治家必须以民主参与为基础。
最重要的是，尼克松正深陷一场不受欢迎而骇人听闻的邪恶战争中。想击败他的候选人必须许诺尽快结束战争。比如麦戈文曾在1971年8月接受采访时描述美莱村惨案是“‘严重脓肿表面上的细小粉刺’。整场战争就是对无辜百姓的残杀，我们都因此而有罪。约100万无辜百姓在美军的炸弹或炮火中丧生或受伤。四五百人被驱逐出家园，不得不躲进条件恶劣的难民集中营”。
弗里德·杜顿等理论家在《变化的权力资源》中表明，对这则消息产生共鸣的人是美国日益壮大的政治联盟：新获得选举权的学生，高学历专家，无依无靠的少数群体，有女权意识的妇女。甚至华莱士也对此理论大发感触：其拥护者都是不合群的美国人亚种，这些人因进不了当权派而愤怒。
野心勃勃的总统竞选者队伍颇为庞大：林赛，奇泽姆，麦卡锡，爱荷华州的哈罗德·休斯和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弗里德·哈里斯。虽然自1972年夏以来，众多草原民粹党人一直在齐心协力组织总统选举活动，休斯和哈里斯最终还是放弃了。他只需要在来年的盖洛普民调中展示他3%的支持率。然而，他引起了总统的注意。麦戈文与共产主义敌人进行了直接接触，这使他成为理查德·尼克松关注的焦点。
麦戈文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相信友善可以改变世界。在西北研究生院的一次夜谈中，一个同学问他：“乔治，是什么让你这样做？”这位南达科他人想到了他的父亲，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乡村牧师。于是他引用了《马太福音》的一句名言：“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必得到生命。”
他把这句话贴在他的参议员办公室的墙壁上。
麦戈文是学校出色的辩手。他在寻找对方辩论中的逻辑谬误中找到乐趣。教练教导他攻击对方的其他弱点或用动作和手势使自己的辩论更富声色。但教练的努力只是徒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