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总统而言，恢复名誉的代价无疑是昂贵的。总统意在建立新的全球和平框架的谈判到了关键阶段。
1966年，尼克松曾告诉竞选资助人爱尔默·博斯特，他的最大梦想是将中国纳入世界体系。这个想法有点激进。尼克松的外交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因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拒绝和周恩来总理握手而制造了一起具有国际影响的事件。事实上，在肯尼迪总统任职期间就有人提出让中国在联合国获得一个席位，但尼克松说那会不可避免地削弱亚洲其他国家，艾森豪威尔也警告说一旦有任何与中国亲近的举动，他会复出并推翻它。
国务卿拉斯克不无恐吓地警告说：“十到二十年内，中国大陆就会有十亿人，武装着核武器，而且他们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态度还不甚明确。”
1966年的一项哈里斯民调显示，58%的美国人会投票反对任何主张给中国联合国席位的总统候选人。“中国”是尼克松用来恐吓听众的词语，正如1966年10月28日他在爱达荷州首府博伊西所说的：假如约翰逊不能打赢越南，“我们将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而那时中国刚完成核武器试验。
任何觉得尼克松会改变主意的想法似乎都很荒谬。基辛格在1969年2月对他的同事说：“我们的领导者有点不切实际，他认为已经到了和共产主义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时候。他还命我利用此次行程将这一想法变为现实……中国！”
然而基辛格还是很尽职地工作：若任务顺利完成，他的荣耀会进一步提升。当年夏天，基辛格会见了潜在的中间人：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将军和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尼克松最喜欢的共产主义者。那年8月，尼克松在旧金山私下会见了南韩总统朴正熙，向他解释了这项战略决策的依据：“我不想让中国的8亿人
民觉得，他们除了和苏联合作外别无选择。”
1970年秋齐奥塞斯库访问美国，总统先生为他祝酒，赞美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苏联保持良好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着良好关系”。尼克松发出了一个只有外交专家才能嗅到的微妙信号：之前，美国总统只会把坐落在北京的政府称作“中国大陆”或“共产主义中国”。
1970年11月，叶海亚会见周恩来。周总理告诉他，实际是说给美国听的：“尼克松的特使会在北京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1971年4月7日，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乒赛的美国队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们已受邀去中国参加周末的表演赛。这是继1954年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之后美国首次访问中国。
美国队员蒂姆·博甘在《纽约时报》中报道说，在中国，每个人都面带微笑，且有九道菜的豪华盛宴、“被松林包围的绿油油的稻田”、“比麦迪逊广场公园还要大”的运动场，“大约有200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在这里踢足球、打篮球或进行其他运动”。热情无法阻挡，博甘写道，一名队员的妻子感动得哭起来。他引用了一位嬉皮士队友的话：“我真的相信生活很简单，是某些人将它复杂化了。”这位举止随意外向的小伙成了大洋彼岸摄影师和记者的最爱。
这是尼克松梦寐以求的。“你知道的，年轻人喜欢民间交流，他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他满意地对霍尔德曼说，“当然，他们的理想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善良单纯的，这就是为何中国的事情总是让该死的自由派困惑不已，简直把他们弄疯了！中国的事情，一定把他们弄疯了。还得我出马，是吧？”
《纽约时报》发表社论，“乒乓小球打破外交坚冰”，但并非完全如此。斯科蒂·莱斯顿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是美国人将欣赏到京剧。但副总统对即将到来的惊奇之事没任何想法。他曾在林肯日发表演讲，批判进步的布道者，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护佛罗里达的短吻鳄。
4月底，最新的消息传来：“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京直接晤谈。”
中国只是尼克松外交活动的一个方面。三周后，5月18日，尼克松正与霍尔德曼和科尔森商讨如何随时跟踪穆斯基和肯尼迪，基辛格突然闯进来：“那件事没问题了！”“事情”是指同苏联在反弹道导弹的秘密谈判上达成一致——这预示着，正如公开声明所说的：“它将为进一步限制所有关于战略武器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条件。”
5月31日，基辛格得到消息，中国“对上一份信息作了鼓舞人心的积极回复”：“会见级别将遵循你的建议”。换句话说，即便尼克松打算去中国，世界上也不会有什么人知道。
次日晚召开了1971年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尼克松原指望他取得的进展会有吸引力，但他被问到的都是些琐事，如五月在华盛顿逮捕的示威者。他的琐事已够多了，他不再需要他们。
5月，尼克松参加了白宫记者联谊会的晚宴：“每一位与会者都因为恶意攻击政府而收到一份奖赏。”他抱怨道，“他们实际上是民主党候选人的第三种支持势力。”6月8日，科尔森会见了NBC总裁朱利安·古德曼。白宫像黑手党组织一样，“建议”他对特里西娅·尼克松6月12日的婚礼作特别报道，尽管三大电视网会现场直播。“他没有爽快地答应我们，”科尔森汇报说，“古德曼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尼克松对媒体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唯一尊重的是武力。就让他们去苦苦挣扎，直到他需要他们——公布中国之行时。
外交是个矛盾的事物，它是易怒善变的尼克松和冷静理智的尼克松、河船赌客和棋手以及新旧尼克松之间复杂转换的产物。他正使用最让人发疯的方式从越南撤兵：一点一点地撤出美国军队，同时又担心美国被视为“可怜无助的巨人”而实施轰炸。但他的幕后策略却是建立在很实际的想法上，只有少数智者可以揣摩到：美国不再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角色。
1971年7月6日版的《高楼视野》提到，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假日酒店里以一种奇怪但有预警作用的方式向各大媒体机构描述了这一事实。冷战已结束，他解释道，20世纪的最后30年将会以谈判代替冲突。真正的军备竞赛取决于贸易和市场。“经济实力将成为其他实力的关键。”世界格局不再单一，将会朝着多极化发展：“考虑到经济实力和潜力，当今世界存在五大权利中心”：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其中西欧和日本是最具潜力的对手。
如果他们知道这背后的深意，或许媒体会给予尼克松的演讲更大关注。但是他的外交政策太隐蔽，很难看到其演讲的深远意义：向苏联和中国倾斜能平衡同欧洲和日本的偏离。他在堪萨斯城假日酒店的演讲在世界外交史上的意义几年后才被意识到。他的听众都知道，基辛格正式访问巴基斯坦的第二天就从外交记者团的视线中消失了，正如其助手宣称的，他胃疼。事实上，基辛格已抵达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总统访华达成了协议。
严守秘密付出了极大代价。与此同时，白宫遭遇了共和党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泄露事件，人们因此看到了尼克松最不理智的一面。1971年夏天，水门事件的大门将被敲开。
6月13日，周日，为取悦总统，《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特里西娅婚礼当天的照片：总统手挽着身穿白礼服的女儿走在红地毯上。
右边的专栏却是坏消息。标题是“越南档案：五角大楼探查30年来美国越陷越深的线索”。文章开头写道：“大规模地研究美国如何进入印度支那战争那段历史的文件收集整理工作，是由五角大楼在3年前开始的，显示4任政府日益成熟地介入非共产主义的越南，有预谋有准备地打击北方保护南方，以及这一努力所带来的最终麻烦——一个远大于所能知晓的巨大包袱。”
它礼貌地讲出了美国人被骗25年的事实。
谎言得追溯到哈里·杜鲁门，文章解释说。对法国的军事援助使美国直接卷入维持欧洲殖民地的努力中；艾森豪威尔政府直接导致了日内瓦会议关于越南解决办法的垮台及原定于1956年的自由选举的取消。（尼克松一直说兑现日内瓦的诺言是我们必须继续战争的原因。）用五角大楼研究的话说，肯尼迪将他所继承的“有限风险的赌博”变成了“巨大的承诺”。林登·约翰逊早在1964年春就制定好了成熟的战争计划——在同巴里·戈德华特竞争时，他提到“我们不会扩大战争”。
3000页的历史记录和4000页的政府文件成了广为人知的五角大楼文件，除了冷酷的反战分子，所有人都震惊了。《时代周刊》总结道，真正的战争开始了，“尽管政府情报部门断定这些举措并不能阻止河内支持越共在南部的暴动……轰炸在几个月内也不会在军事上起到作用。”
第二天的《时代周刊》披露，白宫一致认同轰炸北越开始于约翰逊参加总统竞选的那一天，文件还引用了一条备忘录，“需要采取任何行动来赢得公众和国会的支持”——换句话说，就是要撒谎。第三天披露了最确凿的证据——主管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麦克诺顿所写的备忘录摧毁了我们为何坚守越南的想法，用麦克纳马拉最爱的统计学术语来表示：
70%——避免美国不体面地失败……
20%——防止越南北部（及邻近区域）落入中国之手。
10%——保证越南北部人民享有更好更自由的生活。
同时——摆脱危机，不受所用方法的不好影响。
不是——“帮助朋友。”
这是约翰逊总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解释“为何我们的子民今晚将在越南丛林中奋战”的前两个星期所写的。因此，自1971年6月以后，任何道义上有所觉悟的美国人都不再相信政府告诉他们的关于越南的任何事情了。
6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大字标题“米歇尔望停载越南文件，遭本报拒”。然而次日它没刊登连载。在原有位置上，刊登了：司法部调查泄露者身份；区域法官默里·格法因裁定暂时禁止《时报》继续刊登，同时准予政府“以间谍活动指控《时报》和尚未查明的人物”。
接着《华盛顿邮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据《邮报》报道，“政府昨日泄露，倍受争议的五角大楼文件有15个副本，大规模搜查已展开，以确定《纽约时报》获得的是哪一个”——此时，政府还没提到《华盛顿邮报》。
起初，总统对这种推理游戏漠不关心。他认为泄露者是莱斯利·盖尔布，他曾在约翰逊时期担任过国防部政策计划办公室副主任，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员；也是一个“该死的犹太鬼”——可他不想为一个在他就职前就已完成且内容只涉及到1968年的文件而烦心。
历史学家可能会争论总统随后改变主意的原因，他们承认基辛格在此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有人推测基辛格是害怕调查会败坏他的名声，因为盖尔布曾是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亦或者泄密者是基辛格曾经的手下，但在美国入侵柬埔寨后就辞职了。也有人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是担心有人会接触到统一攻击目标计划。
其实尼克松惊慌的原因没那么复杂。尼克松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使得保证对洽谈伙伴的谨慎成为第一位的，甚至是神圣的，要优先考虑。基辛格提醒总统：“它会毁灭我们指导外交政策的能力。其他大国将会认为我们无法控制国内的泄密行为，他们将不会同意秘密谈判。”他还说了一句具有基辛格色彩且总统永远都不会觉得没说服力的话：“它显示了你的软弱，总统先生。”于是惊慌感爆发了。
6月16日，尼克松安排10分钟会见25岁的前海军军官约翰·奥尼尔，他是科尔森建立的前沿组织的发言人。
总统和奥尼尔谈了半个小时，还感觉意犹未尽。奥尼尔离开时承诺会将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为尼克松宣传——对总统而言这是次愉快的喘息机会，几乎每隔一次，会议都会以激烈争论谁设法通过五角大楼文件来毁灭他而结束。
到第二天，他们只有了一个怀疑对象——一个知道得太多的人。他的名字对公众而言很陌生，因为它仅在《纽约时报》上出现过5次。一次是因为1950年他迎娶一位将军的女儿：“埃尔斯伯格先生……就读于哈佛大学，是《哈佛呼声》的主席、《哈佛红》编辑部成员和王玺社成员。”1970年，公布他第二次婚姻（尼克松特别提到，新娘是一位百万富翁的女儿）时，履历中提到更多光鲜的东西：“新郎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哈佛毕业，在那里，他加入了学者协会，并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任海军陆战队上校，在加州圣莫尼卡同兰德公司一起从事策略分析。”在这之间，《时代周刊》曾在1969年有关越南的文选中提到他的观点，他认为战争非常恐怖。紧接着，《时代周刊》于1969年10月9日报道“六名专家支持撤军；一年内单方面撤出越南”，他就是其中之一。1970年11月，麻省理工学院教师向《纽约时报》写联名信，控告尼克松“极大地扩大了这场不道德、不合法且违宪的战争……导致国家道德败坏”。埃尔斯伯格是其主要签署人。
这描述了他不断变化的身份：从最优秀最聪明的维护政府者变成最卖力的批评家。
1967年6月，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被委任编撰五角大楼文件，埃尔斯伯格一直是其主要编撰人的不二人选。他的书本知识、政策经验以及在越南的经历使得他很特别：1965年，他自愿去越南服役，为战争设计师之一的埃德温·兰斯代尔将军工作了两年。司令称赞作为战斗军官的他是“我遇到的最棒的排长”。麦克纳马拉聘请了很多不出名的专家，看中的就是他们的专业知识，而不管他们对战争持什么态度。当时埃尔斯伯格就开始批评越战，只是比较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