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生活》首次就美国大兵的抗议进行报道：基地外的反战咖啡馆；地下报纸；袭击指挥官的恐怖活动。学生动员委员会开始将成捆的反战时事通讯寄给300名现役支持者，不少文章为愿意反抗的士兵提供了法律条款。1969年8月27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斯科蒂·莱斯顿写道，尼克松“一直担心支持越南反对战争的选民会造反，但现在他还得考虑那些奉他命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的人反叛的可能，而这场战争他已决定结束”。
一位陆军中士代表其步兵连写道：“停战行动得到了广泛支持。事实上，它是个信念支柱。士兵很聪明，他们意识到和平示威是为了他们……很多人为10月15日的停战行动戴上了黑臂纱，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不准表达对战争的情绪的。”
破坏行动蔓延开来。讲越南话的官员改写宣传单，谴责西贡政府。航空母舰上的机务人员将飞机停飞。大麻被用来交换香烟，比率是精确的一比一。军队开始采取严厉措施，然而在海特阿希伯里，士兵们转吸海洛因，当它和香烟一起点燃时就无嗅无味了。一名士兵说：“我可以一边向军官敬礼，一边吸海洛因。”
9号公路旁的叛变发生前一周，国内的士兵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布雷格堡外初次上演了反鲍勃·霍普的杂耍表演FTA，FTA这个名字源自部队的一张征兵海报，上面承诺了“趣味（Fun）、旅行（Travel）和奇遇（Adventure）”，并表示可以“解放部队”——但剧团唱主题曲时，却用长时间的停顿来代替“解放”一词。《华盛顿邮报》说，“冷不防跑出来看演出的士兵大声欢呼以示回应，这是本能的反应。”
《华盛顿邮报》引述了一位观众的话：“如果我必须重来一遍，我会去加拿大。”他是一名越南回国军人。每天都有更多的人从越南回国；尼克松的越南化政策保证了这一点。他们成为反战运动中人数增长最快的部分。
1970年这一部分已发展成熟。在公开审理中，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VAW）的成员证实了美莱屠杀之类的罪行，他们亲眼见过或参加过。他们行军86英里，从莫里斯敦、新泽西到福吉谷，同华盛顿1777年率领的军队一样。7月4日，当他们抵达福吉谷时，那里的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二战成员问道：
“你们为何不去河内？”
“我们赢得了战争，他们没有，而且看上去也不可能赢。”
一名越南老兵拄着拐杖蹒跚而行。一位老人很好奇他是“注射过大麻还是在战场上被射伤了”。
1971年1月，“冬日战士”听证会在底特律召开，105名士兵提供了证词。媒体拒绝相信这些人是老兵。《纽约时报》在第17页的狭小地方一笔带过。《华盛顿邮报》对此只字不提。但《时代周刊》完整报道了随后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召开的听证会，“今天，一小群立法者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五六个参加越战的年轻士兵挨个默默地讲述他们的‘战争罪行’。退伍士兵，VVAW的成员，在国会山的凉亭里讲述了他们‘试图让人们接近战争的恐怖’的故事。”
休海夫纳在1971年2月的《花花公子》上整版报道了VVAW。它引进了10000多名新成员。3月16日，约翰·克里佩戴着银星勋章和紫心勋星开始了记者招待会，勋章在摄像机前闪闪发光。他说士兵得到的只是“一次为虚无至极之事而亡的机会”。退休陆军准将休·海斯特的一篇声明被读到，他指控尼克松发起了“一场灭绝种族之战”，他动用凝固汽油、白磷和集束弹，其邪恶程度不亚于希特勒的焚尸炉。
白宫录音带显示，他们不停商讨策略以消除“所谓的老兵”带来的政治威胁。这些反战者是昔日的战争勇士，他们反对沉默主流的观点。他们不是被宠坏的孩子：他们是那些没能延期上大学的人、不能用文件资料证明自己可以免于服役的人、因为家人需要服役奖金而再度服兵役者。他们是事实上的目击者，毫无浪漫色彩可言。他们也是昔日的军官，为战斗而训练，他们在战场上的所见比任何无能官员抛给他们的任何事情都还要糟糕。
所以他们必须被毁灭。
总统很高兴有件转移政治注意力的事。3月29日，美国史上最长的一次战争罪审判结束，美莱屠杀的指挥官威廉·卡利中尉被判谋杀罪，陪审员是他的军事同僚。
1969年6月，卡利首次被召回华盛顿，他原以为是领取勋章。得知是要接受军事审判时，他惊呆了：“这似乎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话。谋杀？”这将预示一场全国混乱。他的辩护律师说：“他是制度的产物，这一制度将他连根拔起、让他远离家乡、教他杀戮、送他上战场、给他机械武器、软磨硬逼地命他大开杀戒。”律师认为让卡利当替罪羊的决定完全是在巩固指挥系统——定一个替罪中尉的罪肯定好过裁定整个宣扬“安抚”和“无火区”的制造暴行的系统。辩护律师想让国防部长莱尔德作证，但被法官驳回。
服刑（罚做苦役）期间，卡利啜泣着谈到了他的牺牲：“昨日，你们夺走了我所有的荣耀。希望通过你们今天的行动，不要再夺走未来士兵的荣耀。”但你没必要理解成卡利是个被人利用的无辜者，因而下结论说有些事情不公正。“卡利被判，谁还有罪？”《新闻周刊》头版写道。“谁应分担罪行？”《时代周刊》诘问。
约翰·克里给出了答案：“允许战争继续是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罪行。我们不能因为某个叫卡利的人做了将军、总统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鼓励他去做的事而审判他。若要审判他，就得同时审判所有将军、总统和士兵，因为他们也负有部分责任。事实上你就得审判整个国家。”这是自由派的共识。因此，卡利成了保守派的英雄。
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全国指挥官说道：“每场战争都会发生美莱这样的事。但现在我们却第一次审判一个执行任务的士兵。”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乔治亚州哥伦布市（卡利就关押在这里的本宁堡牢房内）张贴海报，发誓要筹集100000美元为他上诉，“不成功便成仁”：“真正的凶手是华盛顿的示威者，他们扰乱交通、破坏公共财物、损毁美国国旗。卡利中尉是英雄……我们应尊他为圣人。”在哥伦布足球场的布道会上，迈克尔·罗德牧师说道：“2000年前，一个名叫耶稣的男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没必要再这样对待一个叫卡利的人。”
“释放卡利”的贴纸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车的保险杠上。纳什维尔的一位唱片制作人录制了一张语调庄重的朗诵，仿佛是威廉·卡利的声音在朗诵，其背景乐配乐则是“共和国战歌”。“我们在丛林作战时，他们却在街头游行，”它断言，“我们直面越共子弹时，他们却鸣金收兵。”解说人还声称，在那个只有妇女儿童没有武器的村子里，要“倾其所有来应对他们的枪声”。
无线电台不停地循环播送这首歌，只有在呼吁人们为卡利的辩护捐助时才会中断。《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个年轻人折磨手无寸铁的囚犯、将他们扔进沟渠并实施枪决，对他定罪是合理的。难道这个国家真要宽恕这种行为，将其视为超级爱国者的奇怪联盟？《华盛顿明星报》说道，“当这个国家公开宣称手无寸铁的平民、妇女和儿童，不论种族，都是蓄意谋杀的靶子时，它就没任何资格称自己是世界的精神领袖了。”斯科蒂·莱斯顿在想，是否“有人会建议授予卡利中尉国会荣誉奖章”。
骚乱之下，尼克松窥视着共同点。超级爱国者和反战分子都视卡利为殉道者。白宫进行了投票：78%的人不同意对卡拉的裁决；51%的人希望彻底宣判他无罪。一天内白宫就收到了100000个电报、电话和信件，支持释放卡利的比例是100∶1。与此同时，对总统处理越南的支持率陷入了林登·约翰逊当年的困境：41%。白宫通知媒体，总统将于4月7日在电视上宣布更大范围的撤军。接着官员们就开始工作，准备利用卡利。
尼克松将法律问题交给约翰·迪安办公室处理，它说对卡拉的定罪是照章办事，总统干预的权力非常有限，白宫的任何干涉都会引起多米诺效应，从而削弱整个军事司法体制的良好秩序。
军事司法真该死。尼克松抱怨“律师的论点没给我们提供任何政治利益”。科尔森提出解决办法：总统可以立即下令将卡利从监狱释放，直到他的上诉有了判决。听到这一消息，众议院中不约而同地爆发出掌声。有名男子被军官同事判处屠杀22名平民的罪行，自付保证金后获释。如1970年的《君子》的特别报道所写的，他用辩护基金的收入租了一间不错的单身公寓，有加垫酒吧、美丽图画和漂亮女友。
在4月3日的通报会上，齐格勒说，在执行任何判决之前，总统将“亲自过问卡利案，并最终给出决定”。埃利希曼走上讲台说，在案件“涉及美国人民利益”、“单靠军事法典所提供的技术和法律审查”不够的情况下，这种“超法律的要素”是合理的。
政治评论很显著。被称为“参议员良心”的缅因州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发表讲话：“我认为总统扮演了明智而有益的角色……明显看出，他使得很多美国人停止错误判断、获得正确认识并用理智取代情感。”白宫进行的秘密民测显示，他的举措得到了75%的支持。反对率只有17%。
但法律评论可没这么理想。国防部长莱尔德私下抱怨说：“干涉卡利案件是对军事司法体系的否认。”卡利案的检察官陆军上尉奥布里·丹尼尔给总统写了一封4页纸的信：“处决无辜的平民是违法的，如果政治无视这一基本的道德准则，还拿它做政治妥协的交易，那将是最大的悲剧。”
迪安再次向总统证明了他的价值，他为白宫摆出了论点：对还在审理中的法律案件，“白宫官员发表任何评论或观点都是不正确且不合时宜的”。
尼克松很幸运，报纸并未大肆渲染。4月5日，参议员哈特菲尔德在国会议事录中读到了冬日战士听证会的证词：美国兵接受训练，相信越南人“低人一等”；暴行源自军事指挥官采取的政策；拥挤的渔船被用来打靶。目击者讲述了一名妇女因要水喝，结果双乳被刺惨遭蹂躏的故事。《时代周刊》和《邮报》并未报道哈特菲尔德的演讲。但《时代周刊》却就尼克松4月7日的演讲刊登了一条伤感的消息：“尼克松向小男孩致敬/演讲末尼克松回忆英雄之子。”
看完基辛格手写的纸条，尼克松兴奋地走上了电视：在你今晚演讲之前，我想借这张纸条让你知道——不论结果如何——所有自由人都将永远感激你。是你的处乱不惊和坚韧不拔预防了公众的不冷静情绪。
演讲还是老一套：宣布新的撤军计划；乐观评估未来；肯定美国行为的真诚（“历史上没有比这更无私的动机：不是为了征服或荣誉，只是为了维护遥远地方的人选择其想要的政府的权力”）；悲叹面对美国的慷慨提议敌军却负隅顽抗，这是前进的唯一障碍；批判确定撤军日期是疯狂的愚昧行为。恶意攻击了反对者后，他大肆煽情，这是其拿手好戏：
“我们听到和看到了很多支离破碎的残忍行为，但关于成千上万个美国兵的消息，我们听到的却不够……他们建学校、公路、医院和诊所，他们通过无数的慷慨热心行为，试图帮助南越人民。我们可以也应该为这些人感到自豪。他们不应被鄙视，而应得到我们的钦佩和最深的感激……
“每当和战俘的勇敢妻子交谈时，每当写信给遇难战士的母亲时，我就更想结束这场战争，以一种能建立持久和平的方式结束。
“总统必须要做的最艰难的事情是将荣誉勋章，国家的最高荣誉，颁发给已经失去生命的那些人的父母或遗孀，”他几乎都说不下去了，“他们挽救了其他人的生命……”
“几周之前，我们在白宫东厅举行了颁奖典礼。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名领奖者，卡尔·泰勒的夫人。她的丈夫单枪匹马地冲向敌军的机关枪，将其推倒。他牺牲了。但他拯救了很多在机关枪射程内的受伤士兵。
“将勋章给她后，我同他们的两个孩子握了手。一个是8岁的小卡尔，一个是4岁的凯文。我正准备走向下一个领奖者时，凯文突然立正敬礼。”
他的声音低沉下来。
“美国同胞们，我希望这场战争的结束方式对得起卡尔·泰勒的牺牲。”
他放慢语速。
“我认为，他希望战争的结束方式可以让凯文、卡尔以及全世界所有和他们一样的孩子在一个不必因战争而亡的世界中成长的几率增大；也让美国实现本世纪所没有的全面和平的几率增大。”
事后回顾时，总统说道：“我们做得非常好，亨利……演讲正中他们下怀……所有人都深知我是对的，他们知道我对极了！”
尼克松漫无边际地变换话题，像吸了毒的人一样兴奋。参议员贝耶曾咆哮说“尼克松用敏感话题来打政治足球”，他指出，被控谋杀越南平民的59名军人现在也可以要求总统进行干预。尼克松奚落贝耶在搞政治机会主义。“我知道怎么回事。你是对的，鸽派人物确实很担心卡利。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国家内有种动物本能呼之欲出，而且大多数人并不关心！”
“对”，基辛格表示赞同；总统说：“我根本不会，不会，不会抨击军事司法！我要捍卫它！”
总统在这种谈话中喜欢干的事是：探究减轻内疚的新方法。
基辛格没再奉承，他改变话题，讲起他在乔治亚交谈过的一个共和党人的故事。“他提到总统让他是多么的感动和自豪，他说你的基本问题是‘美国人希望赢得这场战争。一场他们赢不了的战争会让他们发疯’，但是他说，‘至少我们发现总统是希望赢的。也许那些混蛋不会让他如愿。’”
这是很有用的政治情报，它意味着尼克松自1966年以来一直推销的错误观点已深入人心：我们会“赢”。
“我们不会‘赢’了，”尼克松咆哮了，“你知道，若按我们希望的方式退出，我们才算赢！若共产党输了，我们才算赢！……我们得找个合适的时间讲出来，但现在还不能说，因为不会得到鸽派人物支持。”
尼克松开始谈到他最不喜欢的话题——新闻界：“我不会向那些混蛋退让寸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