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总统尼克松的信任在第101天出现了动摇。当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他重复了1966年说过的话：“该宣告胜利，回家来了。”佛蒙特的乔治·艾肯宣称，“就南越问题，从常识看，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并提议“有序撤离”。5月9日的信任危机或许更大些：整整6天《纽约时报》头版都未出现有关战争的只言片语，之后，被洛克菲勒州长的艺术收藏特别报道压在右下角的一则小新闻透露说，对柬埔寨的轰炸还在继续。
但这一危机并不严峻。总统5月14日的电视讲话宣布：“南越即将接管美国现在控制的几处前线阵地”，主张美国与北越实现双边撤军。（1966年他说“共党的胜利将会是双边撤军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上他相当健忘。）专栏作家争先恐后地预测撤军人数：5万，甚至20万。盖洛普民调中尼克松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64%。或许迷茫不解的公众下了结论——柬埔寨轰炸只是牵马入圈的一种手段。
基辛格没有手足无措。只是在第109日清晨，比斯坎酒店的走廊传来他一阵德语的尖叫。
“无礼！无礼！……我们要毁掉这些人！我们要毁掉他们！”
他指的是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他怀疑他们把“行动菜单”泄露了。他打电话给莱尔德，把他从高尔夫课上叫了出来：“你这婊子养的！”不然，消息就是白宫基层的国家安委会走漏的。想到有工作人员逃逸，他开始发怒——不仅因为外交关系，还因为那些满眼都是安全问题的人，会围着尼克松抱怨委员会头重脚轻，里面全是哈佛毕业生和肯尼迪的老兵。他们这一泄露，可是捅了大篓子。
柬埔寨的文章根本不是谩骂，而是逢迎。“无人抗议的柬埔寨美军飞机”写的是柬埔寨政府多么合作，以及“将地面战争拓展向柬埔寨或老挝之时，便不再牵涉政府利益”。
这不是重点。基辛格和尼克松担心白宫的秘密会被出卖，这才是重点。
基辛格打给埃德加·胡佛，告诉他该推进之前讨论的计划了：窃听莱尔德、莱尔德的高级军事助理和三名国家安委会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莫顿·霍尔伯林。FBI通过这种手段得知了霍尔伯林夫人在担心纽约一个动了手术的亲戚，他家的男孩喜欢哪个玩伴——还有，当记者要霍尔伯林透漏基辛格的声明时，他坚决拒绝了。对莱尔德的监听效果更好；基辛格据此掌握了他憎恨的官场对手的所有行动，但没发现泄露人。因此他扩大了窃听范围，又加了两个委员会工作人员。
下一个监听对象是名记者。但这次不是基辛格和FBI合作，而是总统要监视基辛格。于是埃利希曼打给了考尔菲尔德，他是白宫新入成员，纽约红色小组中一名前警探，1960年保护竞选车时他就认识尼克松了。他又打给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在1968年竞选期间为尼克松下榻的旅馆施行反窃听。他们一起探察了目标在乔治敦的住宅，告诉埃利希曼任务可能比较艰巨。埃利希曼依然坚持试一下，因为国家安全正在危急关头。于是他们凑了几张电话公司证书，用细杆将窃听器装在了这位记者的电话线上。这个记者就是约瑟夫·卡夫，他曾向同行的媒体专业人士呼吁，不要继续宠着自由派。但他同时是基辛格最好的记者朋友，而尼克松需要知道他外交上的左右手在做什么。这够公平，因为基辛格也已着手开了一个完全分离的频道，搜集尼克松可能背着他做的秘密行动。
控制的狂潮蔓延之时，政府宣扬的美国式安静中蕴藏的神话也在一个个被戳穿。
康奈尔大学的父母参观日开始于4月18日。清晨5点30，一个校监与三个梳非洲蓬蓬头的学生狭路相逢，他们带着电线、锁链、道具和简易刺刀走向威勒史维特大厅的学生活动中心。中心入口拉着欢迎家长的标语，后部的学生要求前来工作的雇员放下钥匙，离开建筑，还打了其中一个的脸。接着他们在门窗处设障，第三队人从阳台进入，第四队占领了校园广播。
在来宾室休息的家长被戴着贝雷帽的黑豹党员喊了起来：
“你们有生命危险，最好快点走！”
一个父亲叫了保安。他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侵入者“是白人还是黑人”。他说全是黑人，被告知“照他们说的做。如果他们要你们出去，就出去。不要和他们理论。”
康奈尔大学在常青藤院校中属于伯克利式的“综合大学”，校长詹姆斯·珀金斯与伯克利的克拉克·科尔在理念上有许多共同点，都热爱枯燥的程序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说理谈判”奉若圭臬。因此，当事情变得不合理时，就难办了。比如1965年，康奈尔学生用声潮淹没了埃夫里尔·哈里曼，大骂他是“帝国主义特务”。再比如1967年，130个学生围堵了海军招募员，而本科司法委员会4比3投票决定不处罚他们。
珀金斯以自己的民权思想自得。1963年，康奈尔招了8个黑人学生。在1968~1969学年中，他招了250个。他还派文员与学校的美国黑人团体谈判，希望成立些黑人研究项目。《纽约时报》赞扬了这一举动：“在黑人的意识觉醒中，许多高校面临着开设黑人文化历史项目的压力，但康奈尔行动最快，走得最远。”
但对美国黑人群体来说，这远远不够。1968年初，一位经济学访问教授说，贫民窟“毫无乐趣，只有低俗到不能再低俗的品位”。激进者占领了经济学院，要求辞退这位教授。同日，马丁·路德·金遇刺。在康奈尔大学为这位被害的非暴力英雄举办的纪念活动上，美国黑人社会成员排成一列，互相煽动：“或许是时候保卫家庭和亲人不受白佬恶意侵扰了。”一个人吼道，“白佬再和今晚一样开车经过你家附近，开枪射你的房子和兄弟姐妹时，你开枪射回去，杀了他们！”
黑人激进分子开始恫吓不够激进（比如和白人同住一室）的黑人。争夺美国黑人社会领导权的两个派系在学校建筑边拿着锁链和刀子彼此追击。1968年的万圣节，黑人学生绑架了一个自由派白人，将他带进树林，辱骂他的白皮肤，用刀子威胁他。校方打消了这个白人的控诉念头。正如汤姆·海登谈到自由派大学校方时说的，“要服从他们，就跟被热海绵抽死一样绝不可能。”
理事会许诺下个学期会划好教学楼区，开设黑人研究项目。美国黑人社会立刻占据了他们提到的建筑，拒绝学校其他所有团体入内。就黑人研究项目，他们要求享有特权，禁止白人教员、工作人员或学生参与，项目委员会要学生来控制，学位要求也要他们来定；他们提出25万美元预算，包括5万美元的“应急基金”，“无论何时”都能投入使用；黑人学生的学费直接进入新实体之中；同时，“完全控制黑人学生入学的许可权和财政资助的分配权”。因此，珀金斯认为自己表明态度时相当坚决，坚称州法律禁止他颁发对白人的禁令，或许他认为这条法律同样合理。
珀金斯觉得他在谈判，没意识到对手玩的是和他完全不同的游戏。
激进分子接受的是革命的辩证法。把要求抬高到不可能接受的地步，以此达到激进派“促进黑人觉醒的目标”，而此成效符合他们的“另一目标，即摧毁学校——即便不能完全摧毁，也要它四分五裂”。
2月28日，在一个有关南非问题的研讨会上，一名学生冲上讲台，揪着领子把珀金斯校长扯了起来。另一个在皮带里别了木棒，站在一旁严阵以待。珀金斯觉得难以置信，他一直以为黑人学生是他的朋友。4月中旬，校董会批准成立美国黑人研究中心，但同时宣布处罚12月骚乱行动中的3名学生。占领开始了。暴动分子声称这是对校方处罚的报复——尽管暴动的开始时间在判决下达的15分钟前。
激进分子打算占领威勒史维特大厅几小时，好让学校在早晨就看看他们退场的壮观场面。校方情愿等事态平息，放任他们出出进进。致命升级出现在入侵之时，25个“运动员兄弟会”德尔塔·阿普西隆成员从无人把守的窗户进了大楼。他们也有自己的理念和信仰：以公正为先。此后，一名成员解释说：“我们觉得自己和黑人一样有权进入建筑；这栋楼是给康奈尔大学的学生的……作为运动员和竞赛者，我们与法律秩序准则紧密相连，绝不让窃取史维特大厅的人逃走。”
这是尼克松之国：一方从他人的解放中看到了末日，而另一方从他人的末日中看到了解放。
黑人学生用台球杆和灭火器袭击白人学生，叫嚣着威吓“给白人灌铅”；这是他们一直抢先实践的***式攻击。白人请求谈判，黑人说：“太晚了，我们的姐妹已经受了伤害。”流言风传全校：250个白人席卷了威勒史维特大厅；美国黑人社会准备烧掉大楼；另外一栋楼安置了定时炸弹；德尔塔·阿普西隆兄弟会房子底下也安了一个……
周日清晨，一份声明发布：“康奈尔大学安全保卫处证实，昨晚，即4月19日10：35，一架带有望远镜头的步枪、两三个枪盒和一些短柄斧头被搬入了威勒史维特大厅，学生会已被黑人学生控制。”据贫民窟的传闻，黑人学生认定政府正为激进分子准备集中营，便从2月开始囤积武器。
凌晨1：30，兄弟会起了火，当时一位黑人主席出现在现场。兄弟会两名成员冲进了校园警察总部：“我的兄弟会着火了！他们切断了电话线！”结果证实是一场完全无关的电路火灾。接着，一位记者认为自己在康奈尔钟楼看到了聚光灯和步枪，枪口直指着威勒史维特大厅。结果只是门卫在巡查。一个激进分子在校园广播里宣布：“在结束之前，詹姆斯·珀金斯、艾伦·辛德勒和克林顿·罗西特会死在下水道里。”
一位副主席称，校方咄咄逼人地进行了交涉：“要拯救生命，我们不会牺牲任何原则。”周日下午，双方达成妥协：用特赦换占领。珀金斯认为谈判很成功：使命完成，和解实现。
美联社电报发送了一张照片，之后赢得了普利策奖：一名美国黑人社会学生昂首阔步地在大楼外前行，高举着步枪，大量的子弹弹夹绕在他的腰部和肩上。另外两人持枪在侧翼掩护。两个穿西服的白人低着头，一个黑人校警眼望别处，像是感到有些丢脸。全世界的报纸纷纷以头版刊载了这张照片。
伦敦的新政治家周刊宣称：“美国正处在种族革命的边缘。”BBC电视台的阿利斯泰尔·库克说这使他想起曾在刚果见过的内斗和魏玛时代学生的街头混战。北京称“美国的权利集团惧怕那种才智，正计划对学生实行更加疯狂的镇压。”
媒体与总统之间的“好感时代”并没磨平9月返校生对他的议论。他们看来，尼克松对战争的升级是不言而喻的，而异议的声音更证明了他的虚伪。《财富》杂志1969年的第1刊完全围绕着一个调查展开——“美国青年：视野改变世界。”《财富》的作者称他们被“年轻一代的直率和雄辩吸引了”，但也担心资本主义的未来正岌岌可危：全国670万大学生中，有2/5将自己定义为“不考虑赚钱的一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个领袖在接受财富采访时，怒道：“我们知道你想做什么，你想唤醒商业的社会责任感。但这根本没用。”他应该属于将自己定义成“革命者”或“种族异议者”的12.8%中的一个。
40所高校的学生接受了调查。其中2/5来自著名大学的学生被视为“先驱”。他们被要求选出自己喜欢的人物，所有三名总统候选人都排在切·格瓦拉之后。2/3的先驱学生支持公民抵抗；10%说“不管涉及什么问题，都会支持公民抵抗”。这份商业杂志部分地谴责了在婴儿潮中出生的这一代人成长的经济条件：他们的父母见识过大萧条和战争。这一代从不知什么是匮乏，引言社论称，这给了他们“理想主义的自由”。
这就是结果——两个、三个、很多个暴动的哥伦比亚。
康奈尔的校历上添了一个新位置：教学楼占领季。然后是毕业典礼——今年，全国的校长被大肆嘲笑，接受学位的学生戴着黑色臂章，表示拒绝接受引导。斯坦福学生投票决定停止军事研究，占领了应用电子实验室。4月9日，名校哈佛大学里，200名学生被400警察驱散之前，已将8名院长赶出了办公室，接着，几乎全校学生同时罢课。
4月19日，纽约警局给警探配发了一本小册子，据说在当地激进分子中流传甚广。册子的第二部分是“供给、军械和后勤”，讲的是如何将一枚樱桃鞭炮改装成杀伤性武器。4月21日，400名皇后区学院学生制服了保安，占领了行政楼。4月23日，一名很受欢迎的英语讲师被解雇后，100名学生占领了纽约大学的语言大厅；福坦莫大学学生坐在校长办公室前抗议预备军官训练营；犹太大学的12000名学生静坐示威，要校方在以色列独立日休假一天。皇后学院学生在主图书馆横冲直撞，清空卡片目录，打翻书架，击碎展品柜，另有一队人控制了行政楼。
多数人的阵营开始提高声音了。“以催眠术搞色情的莫里森，”《迈阿密先驱报》在大门乐队的音乐会评论中说，“炫耀色情原则，举止猥琐，煽动暴乱。他只能刺激少数流氓去看他周六晚上的音乐会。”之后，他被捕了。对莫里森的侮辱引发了高中生在橘子杯举行的道德重整会，吸引了比原演唱会差不多多两倍的年轻人。迈阿密引领了一场全国风潮：史维特大厅被占领当日，从俄亥俄、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来的10000名青年聚在辛辛那提公园，参加了青年道德重整会。40000人在巴尔的摩参加了类似的集会。
“道德集会”在《纽约时报》笔下降格到了后几页，每一行字都仿佛在指出激进分子即将来临的领导霸权。“新生比老生更激进。”乔治敦的奎因神父说，“别人告诉我，中学生更甚。”单单4月21日，就有皇后区、布鲁克林、长岛和新泽西四处发生中学暴动。同周，杰瑞·鲁宾访问了他在辛辛那提上过的中学，学生如同被魔笛催眠般追随着他。5月，全国中学校长联合会调查了5个示威者中的3人，报告称他们“在学校有积极的抗议行为”。两位同情学生的教师走遍全国，为兰登书屋出版的一本书收集“高中革命者”的证词。“除非为人服务，不然猪的学校就该被毁掉。”录音中一个学生这么说。
当暴动的是关在贫民窟的黑人时，情况就够糟了；现在，暴动的是中产阶级白人自己的小孩。“这些13岁的切·格瓦拉，”《伯克利芒刺报》口气不善，“可没在做功课。”
繁忙的一天后，尼克松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在白宫或者戴维营的放映室看场电影。在抢占高校建筑的高峰期，一个行政组引进了影片《日瓦戈医生》。霍尔德曼在日记中写道：“和自由世界的领袖和武装总司令一起坐着看俄罗斯革命、军队政变什么的，感觉很奇怪。我们都有这种感觉。”
一个月后，基辛格和埃利希曼在白宫情况室接见了7个学生领袖，他们代表了签署兵役抵抗状的253个学生政府官员和学生报纸编辑。埃利希曼说：“如果你们觉得不喜欢哪条法律就可以违反的话，就会逼我们加大力度，直到交通违章就要判死刑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