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自由流于放纵，专制的魔鬼就会乘机侵入。
——华盛顿
（一）
就职之后，摆在华盛顿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把一种前人从未试验过的、囊括各州的新的政府体制付诸实施。他也深知这一创造性工作的难度，因为他所接手的联邦政府“只不过是十几个办事员，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和一大堆债务而已”。而他的联邦政府内部成员，也只有一个总统和一个国会。新宪法中也没有就政府的组成问题提出明确的意见和设想，甚至连总统是否有权委任各部领导人也没有说明。于是，这位首任总统开始发挥他伟大的创造力，筹建他的第一届联邦政府机构。
1789年7月27日，华盛顿首先建立了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部门，9月15日将其定名为国务卿办公室。8月7日，陆军部建立；9月2日，又建立了财政部。
在确立各部之后，接下来就是挑选各部的领导人了。对此，华盛顿十分重视，因为职务的委派可能是唯一能在群众中显示联邦政府“形象”的方式，一定不能马虎大意。对部门官员的选择，华盛顿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受人民的欢迎，二是要对人民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两者缺一不可。
在青年时期，华盛顿曾亲身经历了英国那种以血统而非才干选拔军官的拙劣做法，并深受其害；如今，他力求以人的才干和品德来选择人才，并且特别注意人才的深孚众望的特点，以确立新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在这方面，就连一向挑剔、经常与华盛顿作对的约翰·亚当斯都不得不表示钦佩：
“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广纳众意，又有主见的人。”
根据以上的选人标准，9月11日，华盛顿任命自己的老部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任命亨利·诺克斯为陆军部长。9月26日，华盛顿又任命托马斯·杰斐逊为美国第一任国务卿。接着，华盛顿又根据约翰·杰伊的愿望，任命他为最高法院院长，埃德蒙·伦道夫则被任命为司法部长。
华盛顿组建的这一政府机构，可谓将美国“第一流的人物”都网罗到自己的政府。因此，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由于这些官员都是由总统直接任命的，从而开创了美国政府部门官员向总统而不是向国会负责的先例。
在其他官员的任命中，华盛顿也特别注意任人唯贤。新政府刚刚成立，希望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的人纷至沓来。对此，华盛顿认为，倘若新政府在任命和使用公职人员时有失公正，那么这一政府就会因此覆亡。因此，对那些求职人员，他一律都会向所属各州的议员征求意见，绝不以个人的好恶亲疏来贸然取舍。
政府班子组建之后，美国的国家机器便开始正常运转了。这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国家，华盛顿正在领导美国人民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实验，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华盛顿将满腔的热忱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决心为彻底改变美国的落后面貌而努力奋斗。
1789年10月15日，华盛顿开始了对东部各州的巡视。当他到达马萨诸塞州时，州长亨柯克竟然称病不出来迎接，因为在亨柯克心目中，他才是该州最高权力的体现者。
对于亨柯克的无礼行为，华盛顿不甘示弱，以拒绝出席州长宴会加以回敬。他认为：联邦政府是高于加入联邦的各州政府的，合众国总统的地位理应居于州长之上。
终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压倒了亨柯克的地方主义气焰。10月25日，亨柯克亲自致函华盛顿，对自己没能出迎总统表示歉意，并请求其会见。26日，天气突然风雨交加，华盛顿取消了前往列克星敦参观的计划。傍晚时分，亨柯克冒着大雨乘车来到华盛顿的下榻处，拜会了总统阁下。
从此，总统的地位高于州长便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共识，尽管总统不能直接命令并指挥这些州长们。
（二）
与处理令人头痛的内政问题相比，华盛顿处理起外交问题却显得游刃有余。在上任之后，外交方面首先就是面临与欧洲两个强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英法两国都是死对头，美国应该支持哪一方呢？
对此，华盛顿保持冷静的头脑，不为各种狂热的偏见所左右，坚持独立自主，尽量避免卷入欧洲的各种争端。在当时，这是一个极其有创见的外交思想。
在对待与法国之间的关系上，华盛顿高度赞扬了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坚持巩固美法之间的友谊。但同时，他又让美国与法国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常常提示对方要尊重美国的利益和尊严。
1789年7月4日，美国爆发大革命，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对此，华盛顿用冷静的政治目光，审慎地观察着这个欧洲国家所发生的事件。
1790年，曾对美国独立战争积极帮助的拉斐特担任了法国革命派国民自卫军司令，被人们尊称为“两个半球”（欧洲与北美洲）的英雄。为了表达对华盛顿的尊敬和爱戴，他给华盛顿寄去了一件珍贵的礼物——开启巴士底狱大门的钥匙。
华盛顿将这把钥匙挂在自己的住所中。奇妙的是，他又将路易十六的雕像与钥匙摆在一起。后来，法国波旁王朝被推翻，美国很快就承认了法国革命政府，而当时众多欧洲国家没有一个这样做。
华盛顿与拉斐特的私人关系是友好而真诚的，但后来他得知法国大革命失败，拉斐特身陷囹圄时，碍于美国总统的身份不便出面向法、奥交涉，只得在经济上给予拉斐特夫人一定的资助。
调整同英国的关系，也是华盛顿重要的外交思想。他希望能消除英美两国之间的敌对势力，缓和两国的矛盾，防止再次出现麻烦。1790年，华盛顿派莫里斯前往英国，作为非正式的外交人员，要求英国全面执行和平条约，并试探着与英国谈判通商条款。就这样，两国的关系开始解冻，僵局逐渐打破，并最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总之，华盛顿在处理与欧洲两强之间的外交关系时可谓左右逢源，为美国的发展创造了缓和的国际环境。
然而，就在这良好的国际环境中，美国内部却出现了激烈的党派纷争。
美国建国之初，围绕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如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联邦性质和宪法解释等。华盛顿没想到的是，这些争论竟然引发了美国的政党纷争。
1790年1月8日，美国第一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召开。这天上午，华盛顿主持了开幕式，并在参议院大厅向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发表演说，阐述了他的施政纲领。在他的施政纲领中，他提到了建立国防、发展经济等问题，但对财政政策这一重要问题却未提及。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华盛顿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当时的邦联政府给新的联邦政府留下了一个负载累累的财政摊子，政府债务高达4000万美元，此外各州政府还有2500万美元的债务和1000多万美元的外债。怎么处理这些债务，成了新政府的燃眉之急。而正是这一问题，让华盛顿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第一届美国政府濒于几乎崩溃的边缘。
在第一届内阁成员中，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实际上是华盛顿的“左右手”。汉密尔顿主内理财，杰斐逊持外，华盛顿统筹全局，此举逐渐克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维持了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经济形势也出现了生机。华盛顿曾为自己搜罗一群美国最杰出的人才于内阁之中而自我得意：
“有杰斐逊主持国务院，杰伊主持司法部，汉密尔顿主持财务部，诺克斯主持陆军部，我感到了这些精明能干、亲密无间的助手们对我的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二人在政治、经济、性格和做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国务卿杰斐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才华出众，思想敏锐；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是一位出色的行政管理人才，精明能干，具有精密细致的作风和训练有素的头脑。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见性的经济政策，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利。
在杰斐逊担任国务卿之初，对解决国家债务问题和首都选址问题上，同汉密尔顿进行了有益的互相妥协。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两人在许多政策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析，矛盾日渐加剧。
（三）
汉密尔顿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丰富的财政金融知识，提出了4个经济报告，其中有三个是关于财政金融问题的。
第一个报告就是清偿债务，他主张，凡是在独立战争中欠下的债务，应一律由联邦政府按票面值偿还。因为这些债务是美国人民为支持独立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偿债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是可以维护和提高国家信用的。
汉密尔顿的偿债方案在提交国会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赞同者认为，这是一副扭转国家财政状况的妙药，必须尽快付诸实施；而反对者认为，这只会使北部资产阶级发横财，但却严重损害其他地区和社会集团的利益。
面对这一纠纷，华盛顿一开始也有些犹豫不决，但经过认真权衡，他最终还是认可了汉密尔顿的方案。有了华盛顿的支持，汉密尔顿便积极活动，最终使得他的偿债方案在国会中获得通过。
国债需要全部偿还，那么资金从哪里来？汉密尔顿认为，资金可以从税收中获取，为此他又提出来征收消费税的方案。这个方案在国会中引起一场更大的争论。事情很显然，因为当时大部分债券都集中在北方投机商和富豪手中。所以，汉密尔顿的方案实际上是要将大笔钱财奉给北方投机商，而南方没有债券的州却要平白无故为北方各州缴付税款。这样一来，南方议员们自然对汉密尔顿的计划表现出反对态度。
但出乎意料的是，汉密尔顿的征税方案最终是通过反对他的领袖人物杰斐逊才得以在国会中通过的。
1790年3月21日，民望极高的杰斐逊走马上任，肩负国务卿的重任。6月中旬，杰斐逊在总统府前与汉密尔顿不期而遇，汉密尔顿将自己的财政部方案全部告诉给杰斐逊，并请求杰斐逊赞成他的方案，称这是缓解难局的唯一方法。
杰斐逊对财政部长深信不疑，但他担心这样会令合众国面临解体的危险，因此，他找到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法。
当时，国会还有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首都的选地问题。在那个通讯方式极为落后、交通十分不便的时代，各地都希望将政府抓到自己手里。于是，杰斐逊与汉密尔顿达成一项交易：北方要征得足够的选票，赞成让首都建立的南方，以换的南方投票通过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
交易达成后，参众议院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关于首都问题，国会今后10年将继续在费城开会，同时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交界的波托马克河河畔划出10英里的地方交给联邦政府，在此修建办公大楼。10年后，政府将迁往此处。
然而，这项交易却让华盛顿第一次遭受到人身攻击，尽管他从未在此过程中插手。有人称他签字同意汉密尔顿的方案是为了将首都安在自己家的门口，他出卖了整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