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阁金碧辉煌。
如果说制果工场是袖珍中国的话，富贵阁便是在亚洲人的缩影。欧美人几乎不在中华街打工。中华街几乎都是餐厅。日本人崇尚美国，最好的乐园是美国，最高级的人是美国人，英语是日本人成为高级人去乐园的机会。东京也好其他的城市也好，泛滥般存在的英语教室总是人满为患。价格被人数成正比地抬得很高。欧美人几乎都在市府区府里帮忙，或者在英语教室里做教师。在日本的欧美男人成为日本女孩追逐的对象。同英语一样，说英语的男人是日本女孩通向美国乐园的最直接最近的阶梯。
中华街是日本横滨著名的一条街，街中的饭店比比相连。每当休息日的前夜，街上就会出现成群结队的客人。他们是中华街开店老板的上帝。富贵阁是中华街著名的一家饭店，由下往上一共有五层。一层最忙最累，休息日不休息日的没有关系，一直有散客出出进进。二楼比一楼稍微轻松一点儿。一楼的散客满桌的话二楼就进客。三楼为厨房。四楼为榻榻米，单间里设置大圆桌，平时不接客，只休息日和休息日的前夜才接客。五楼同四楼一样也是单间，也是平日不接客，不同的只是不是榻榻米。介绍这一点并不是没有意义。好好想一想，在富贵阁打工的亚洲人来自于台湾、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此外是几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的年龄都很大，后来知道她们都是因为死别或者离婚而失去了男人，或者男人因为健康的原因而无法工作。我说过要好好想一想。最忙最累的一楼和二楼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来自于中国大陆和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四楼是那几个上了年龄的日本女人。五楼是台湾人。从星期一到星期四，一楼的中国大陆人因为忙碌而走得脚痛的时候，日本人和台湾人却只在单间里一边听音乐一边将白色的餐巾慢慢地叠成美丽的仙鹤和月季花。
状态是人为的阶层。是差别。在国内身为大汉民族出身我一直引以为豪。到了富贵阁，当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种阶层状态时，继翔哥带我去情人旅馆之后我再一次感觉自己身为中国人有一种杂念。啊，中国是我的母亲。我开始希望中国有很大的飞翔，让我们在海外的子孙可以成为亚洲、成为世界的领袖。
想不到中国后来真的飞翔起来。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如今东京最为繁华的象征银座大街天天充满着中国语的喧嚣。所有大商店里都随处可以看到在大把大把花钱的中国人的影子。日本陷入经济不振而这些中国人却无意拯救了不振中的商店的经济。在银座在秋叶原里喜气洋洋买过商品的中国人或许不知道他们花钱过于大方而成为日本电视台的话题。他们的样子就出现在电视里。日本的许多高级不动产都被富裕的中国人买走，那些富裕的中国人不仅买走日本的房子，还买走日本的山以及山里的矿泉水，还有奥运会和万博，那个期间我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看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我因为兴奋而给朋友们打电话。我的朋友春告诉我说北京有一家名人专去的海鲜酒家，如果我回去她会带我到那里去吃火锅。春说在那家海鲜酒家里，想吃的东西都是可以分地方点单的，好像什么什么的嘴唇之类的。我觉得春所说的今日中国好新奇而且夸张。我告诉朋友们我因为早已经加入日本国籍而后悔不已。
在一个阳光浮躁的早晨，我心血来潮地给和平打了一个电话。和平是我在国内做编辑时暗自欣赏的文学青年，寡言少语柔和淳朴。直到翔哥出现为止，有一个时期我非常地想结婚，而我的身边没有我喜欢的男人。我想起大头，而大头有一个养着几十只猫的太太。我想起和平，想起和平那个时候同太太分居却总是下不了离婚的决心。他的太太完美得几乎令他在离婚的问题上产生绝望。我曾经想象和平离了婚，这样我就将和平办到日本来试试我们能否结婚。互联网不先进的时候我没有联系到和平，联系到和平后知道他现在的太太其实就是当年分居过的太太。除却联系到和平的时候我已经身为人妻人母之外，他的太太没有换人令我十分十分地安慰。
和平好像有很多脚本迷。我身边的中国朋友不常常回中国但是也知道他的“父亲”和“残阳”。我没有办法将脚本红星和当年的文学青年联想在一起，我无法想象他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编出那么多的剧本来哄大众的泪水和情感。他是天才的所以他说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和瘦马一样，和平也是我出国后在国内红得发紫的一个人物，使人联想到上帝和上帝的礼物。
写脚本成为他最为热爱的一件事情。和平的成就与我在这里的写作无关，有关的是他的写作状态与环境。他仍然住在东北的小镇不肯去北京。他制作了很多舞台和梦想却不肯放弃生他养他的那个舞台。和平的状态是一种哲学令我思考。我已经有好久好久没有思考过什么了，我已经忘记思考了。日本按部就班的生活令我机器人一般得心应手了。我本来以为我再也不会写小说了。
说到和平，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一直从事小说写作，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了电视文学剧本创作，直至如今，再没有干过别的。开始的时候，许多文学界的朋友说他不务正业，写电视剧挣钱去了，初时他自己也挺难为情的，觉得自己不太光彩。虽难为情却没有停下来，究其原因，大概是他比较适应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他弄它挺得心应手的，一部一部写下来比较顺利，没有失败过。和平说这就像交朋友，人家对你不薄，你何必轻慢人家呢。于是和平就彻底投向了电视文学剧本创作的怀抱，与之亲密相拥。其实都是创作，纯文学创作是创作，电视文学剧本创作也是创作。用的都是中国方块字，写的都是人物命运，想表达的都是人情人性和对历史的探寻与对现实的思考，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和平在给我的来信里说，写小说也好，写剧本也好，走的道路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想想，后来也就不难为情了。
和平小时家境贫寒，五岁时父亲去世，六岁给算命的盲人领过道。和平种过地，拉过手推车，当过民工，下过乡，当过建筑工地上的小工，在剧团学过武行，等等等等，凡此吃苦受累的事经历不少，而且那一切都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前后，总之他个人命运的不幸与坎坷同国家命运的不幸与坎坷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这于他后来的创作是有帮助的。因为上述的原因，他对苦难的体会与积累强于一般写作的人，他曾经写过一句话“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以往所有的苦难都对我露出了微笑”。其实他想说的是，生活的积累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太重要了。他目前写了很多戏，几乎每年至少都要有一部长篇出来。有朋友问他，还有多少呀，快写完了吧，他说，好像刚开始，不是玩笑。
写底层写苦难是和平一直的所为。当然写底层写苦难并不仅仅就是为了展示底层的世俗与苦难的悲惨。一部好的有分量的作品，理应把个体的苦难与国家民族的苦难放到一起来写，而表现苦难并不是真正的目的，写作真正的目的是在讲述苦难中表现人的坚强，人的品质，人的智慧，人的忍耐，人的宽容，人的善良，总之一切人类高尚的精神。在感动人的同时，并于此来探讨和思考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和未来要走的道路，探讨和思考每个历史时期人的价值观和生存状态形成的原因。这是一个编剧的责任和使命，少了这种责任和使命，作品就少了灵魂。
和平习惯从自己生活积累的仓库里找东西来写，这样就能做到真实。《父亲》就是记录了他童年的一段真实的故事。他自己有过继父，是一个很善良、很正直但脾气暴躁的男人。继父在和平家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抚养过他们姐弟几个。继父对和平的母亲很好，因为和平的父亲去世以后和平的家里就没有了成年男人，继父的到来分割了母亲对和平姐妹的感情，所以和平姐妹很难接受继父，而且继父对和平姐妹管得又十分严厉，和平姐妹怕他又恨他，以至于他离开了人世许多年，和平姐妹很少提起他。剧本写完的那天黄昏，和平想起了继父，在大连一个叫做花香维也纳的公寓里，他躲进卫生间足足哭了十多分钟。剧中结尾的时候，孩子们为继父立碑刻下的四个大字：“恩重如山，这也是和平对他最好的祭奠了。”
是的，可能是很小的时候就和算命盲人在一起，听盲人给人算命，听盲人说书，《大八义小八义》、《七侠五义》等等等等，听多了和平也就会了。和平很小的时候就会用讲故事来骗小朋友的东西吃，而且经常是一边讲一边编，看着小朋友的反应。和平编出鬼呀神呀一套一套的，骗了不少好吃的。如果和平没有这样的一个童年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成为脚本家。
我有时以为上帝的礼物或许就是生活的力量或者是环境的力量。
时隔多年我在这里写起工场和饭店，写起翔哥，或许就与和平所处的状态暗示于我的哲学有关系。同当年在国内时一样，我们通过电脑讨论人生、金钱和创作。我好想将和平至今为止的创作介绍到日本来。然而和平的脚本十分中国化。我不知道我的能力是否会力不从心。但是我相信逻辑，我知道中国现在有如此大的飞翔，而和平也会一直写下去。和平当然会接着写中国，中国现在渐渐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和平也会走向世界的舞台。我终于下决心要完成我自己的这一部长篇小说。
我在这篇小说里不是要向读者展示我和翔哥由相识到结束的故事，我是极力想写出我和翔哥以及我们身边的世相，写出这个世相中众生的生存的状态。所以我的文字不是故事，因此不会深刻，我想达到的目的是故事的背景可以稍微宽阔一点儿，丰满一点儿。我的长篇是无数个点所构成的平面，它们与时代有关，时代不代表陈旧。谢谢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