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玲
《亡人逸事》是父亲怀念发妻、具有自传性质的一篇佳作，写于1981年，曾经收录在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芸斋小说》中。从1984年1月至今，全国各地出版社选编的孙犁“散文集”、“精选集”、“珍藏本”、“系列作品”已不下二十余种，显示了父亲作品的艺术魅力与生命力。其中十五六种都收录了《亡人逸事》，这篇作品已成为父亲散文系列中的代表作之一。
每当捧起父亲的著述，看到目录中《亡人逸事》的篇名，我的心中便会百味杂陈，如见亲娘。
在《亡人逸事》一开头，父亲便写了两个媒人因避雨而碰到在梢门洞里乘凉的我姥爷——无巧不成书的“天作之合”，但却抹去了自己这个育德中学中学生的存在。其实当时，他就站在媒人后边。正因耳闻目睹，这一段落才写得那样生动流畅。父亲总爱在清明或春节写回忆亲人的文字，写“怀妻篇”是否与我母亲的生日有关不得而知，然而母亲生前对父亲的生辰记得十分清楚。她对我说过：“你爹属牛，生日是阴历四月初六，有草吃。”说完，她就欣慰地笑了。
几年前，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过一个有关父亲文学业绩的展览，我和家人都去观看了。在展厅，我见到了魏巍伯伯和夫人，魏伯伯有些苍老，走路也不太稳，但仍赶来看展览，战友情谊很是感人。虽然人隔两地，又鲜通音信，但父亲每有文章发表，不论长短，魏伯伯都不放过。很多年前，我和二姐去西山八大处看望过他，还在他家住过一宿。他夫人刘秋华是我们安平县人，母亲生前提起过她，是报子营的。那天晚上，秋华阿姨亲切地与我们姐俩叙了家常。1993年父亲病重时，魏伯伯十分担心，他认为“老兄”的病，一是年龄关系，二是劳累过度，就好像一部汽车，只是让它尽情奔跑，却常常疏于保养修理。只要安心休养，自然会好起来的。
看展览时，魏伯伯很仔细地看着每一张照片，特别驻足仔细观看了父亲续弦后那一段文字，他是这段姻缘的牵线月老。那段时间，魏伯伯还送过我父亲与张姨一幅书录毛主席诗词的行草书法，秀美流畅大气磅礴，表达了他美好的祝愿。1976年春节，我生完女儿后，父亲亲自给起了带“玉”字旁的名字，又嘱咐张姨去看我，张姨还给我煮了4个猪蹄。那时我与父亲住得非常近，有一回，张姨一边做饭一边跟我说：“你魏巍伯伯说，抗战小说，数你爸爸写得最多，也数你爸爸写得最好。”我听后心里挺激动。张姨的女儿叫小青，不太白可五官精致，戴一副黄边眼镜，特别爱看书，见了我总是“小玲姐”、“小玲姐”地叫。父亲并不是愿意家里老有亲朋住，可也克服着，对她很和气。想到父亲的处境，虽然早先我并不愿意父亲找后老伴儿，还为此和父亲发生过矛盾，但鉴于父亲没有人照顾是不行的，而且父亲和继母对我都挺好，尤其是父亲，比以前还要好，那种“有后娘就有后爹”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的心态慢慢地平复了。我还从百货公司买了两件礼物，送给他们，父亲很高兴。
“其来也不意，其去也不解，如花如露，如影如幻……”（《许庼学林》书衣文录）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来自江西“五七”干校，身材中等，比我母亲年轻、有文化又爱好文学，操持家务也不错的张姨，并没能在天津待多久，5年之后她又重回故地。
我依稀记得住在多伦道大院上初中时，母亲常说的一句话：“8年呀，8年没回家呀！”她说的是父亲抗战时期的经历，虽然期间也有短暂的相逢。而“8年、9年”这样的字眼儿，在《嘱咐》这篇小说中出现过十余次。我记得母亲在天津看过一次程派、杨派名家联袂演唱的京剧《红鬃烈马》，看完后她曾对我说：“王宝钏彩球专打薛平贵，守了18年寒窑，不容易啊！”感慨万端。由于母亲特别贤惠，我爷爷对儿媳娘家人也多有照顾。我姥爷死于破伤风，是个急病。他突然病故后，我姥姥带着8岁的大根舅和6个月的老姨，没有劳力，地里的庄稼又被人偷了个精光，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此时他们的亲生母亲已先于我姥爷病故。抗战时期，姥姥家的房子离敌人炮楼子近，为人忠厚的爷爷十分担心，就让姥姥一家住到自己的家里来，起码有一年多。
在冀中平原残酷的“扫荡”中，母亲扶老携幼奔波逃难担惊受怕，连日本鬼子端枪进屋搜查她都经历过。有一回，日本鬼子听说有地下工作者进了我们村，就用枪逼着，把村里人都赶到一棵大树底下跪着，惨无人道地放火烧人、烤人。母亲带着大姐也跪在人群里，她和年轻妇女们一样脸上抹土抹灰，把年仅十来岁的大姐的脸也抹得又脏又黑，并弄乱头发，用自己的身体使劲儿挡着，拼着一死也要保住清白，对得起在前方打仗的丈夫。退休后，大姐回忆家乡往事时这样写道：“母亲支撑着一切家务，听从奶奶的一切安排，做饭、带孩子、孝敬老人、纺线织布。我小时常听到爷爷对母亲说：‘振海家的，给我做碗挂面吃。’母亲深知爷爷年岁大了，每天下午半头晌，需要垫补点吃的，母亲不管干着什么活儿，放下手头事儿就给爷爷做面吃，有时候做多一点儿，我们也跟着吃，爷爷笑着说：‘你们净沾我的光。’那时母亲的负担很重，孩子们都小，帮不上什么忙。我尽力帮母亲干点活，背弟弟、带妹妹。”
母亲进城时，穿的一件褂子还是找邻居借的。父亲给她添置新衣后，母亲也总喜欢穿月白色、浅蓝色布褂，黑色布裤，没有一件格子或花的衣服，连头巾都是一种色儿。一生不买不戴首饰，荆钗布裙，一身素裳。我上小学，哥哥上中学，开家长会都是母亲去。她勤劳俭朴，手不拾闲，我爱看她用一块块旧布刷上自己用面熬的稀糨糊，打“袼褙夹子”、纳鞋底子、做布鞋（我哥哥直到14岁才不穿娘做的鞋）；我爱看她和白面，蒸馒头、包包子、切面条。在母亲的身边，她总是让我们学着干活儿：和面，盆里最后要四面见光；切面条，要像韭菜叶宽窄；纳鞋底儿，针脚要匀、麻绳要抽紧……为了给爹增加营养，母亲在门外用砖头搭一鸡窝，养了4只母鸡，每回从鸡窝捡回热乎乎的蛋，她的脸上就充满了喜悦，赶紧从屋里抓一把吃食犒劳红着脸“咯咯”叫的鸡。可是，有一天我见母亲在台阶下跑着追一只飞奔的花母鸡，甚为不解，就上前去问，母亲恨恨地说：“它打鸣儿。”原来母鸡司晨在我们老家是不祥之兆，为了捍卫家庭的平安幸福，她毫不犹豫地杀了它。
解放后一两年，母亲刚到天津不久回过一次老家，去黄城看我姥姥，特意买了家乡十分稀罕的红糖、点心和柿子，并给我舅一些钱，我舅买了白菜等物，才把年过去。一次，我父母从安平县城去黄城，正是季节交替之时，父亲怀里抱着一件冬衣，母亲就说，你把棉袄给大根吧。父亲马上把半大黑色棉袄送给了大根舅舅。
进城后，母亲额头上已有几条明显的皱纹，如花美眷也禁不住似水流年国难家难的磨砺。“孩子们大了，自己也就老了。”母亲感叹着。我保存着母亲夏日在院子里身着自做黑色人造棉上衣的一张照片，那也许是母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端庄的脸庞有些憔悴，往昔浓黑的头发也有些花白，但依然弯眉秀目，唇角含笑，透过岁月年轮，仍能看出几分青春时的风韵俊美。
回想起来，母亲是个很不容易的人。印象里，小时候跟母亲坐过几次火车，那是带我去北京、青岛看望父亲。母亲也曾自己坐火车去石家庄看望大闺女，哪一个儿女她都结记着，就是为乡邻亲戚的事儿也没少跑道儿。她有一副热心肠，带我去西南角看望过一位她的叔伯姐姐，两人说得很热乎，老太太的女儿嫁了一个海军，儿媳刚生了一个小娃娃，母亲还借给她家60块钱。
院后楼也有个院子，与前院相通。在那儿居住时，老家的二爷、振华婶子、楞起爷、振华叔叔、芒种叔叔、我表哥他们都来过天津，母亲还带着二爷去外边吃早点，给亲戚做饭，照顾得很周到。对家乡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父亲，对父老乡亲同样有着绿叶对根的深厚情感。亲戚乡邻不管远近都热情招待，他不会做饭炒菜，就从自己工资、稿费中拿出钱来，一一馈赠，无一不是如此。
母亲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说出来的话让我特别爱听，所以《亡人逸事》中，父亲借友人之口提及她的语言对自己创作的深刻影响。我们的家乡话很有特色，也很形象，管“炸馃子”叫“麻烫”，管“累”叫“使得慌”，管“蹲”叫“孤得儿着”，管“着急”叫“慌”，管女人不稳重叫“不拉不坐”。一些乡谚被母亲用浓郁的家乡话说出来，简直像唱歌儿一样动听。她还不只一次地给我们学说村里流传的“口头文学”：说一位男子经商从外地回家，不先问候老人先问娇妻儿女：“问问那脚蹬菩萨可安哩，一对儿小燕儿可欢哩，问问那老白毛还在不在哟……”这是乡间很著名的一段顺口溜儿，尖锐逼真地讽刺了“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不孝之人。“砍草的不要膈应放羊的，浇水的不要膈应耪地的”，说身份差不多的人千万不要互相看不起。“年轻不要笑话那白头翁，石榴开花几日红？”也是母亲说的，教育年轻人要尊敬老年人。
在《亡人逸事》中，父亲写了一段妻过门后，我奶奶带她到场院背南瓜的一个生活情节，真实生动又不失风趣。妻由爹娘跟前的“娇闺女”，逐渐历练成吃苦耐劳的“孩子妈”。自19岁入门，我母亲与我奶奶共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彼此已情同母女。听母亲与姨讲，我奶奶“心眼儿好”、“心肠子宽”、“能经事儿”，年轻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亲朋谁有困难都让到家里住着，都给予照顾。母亲对婆婆非常孝敬，令我父亲心存感激。进城不久，奶奶住过一回医院，正是父亲去苏联访问的那段时间，我二姐还在上实验小学，有一天半夜，母亲把住校的她从学校叫了回来，带她去看奶奶。一进病房，见奶奶手里正拿着“麻烫”，母亲高兴地对二姐说：“只要能吃东西就不要紧，就能活下去。”
1958年12月，我奶奶病逝。母亲和我老姨前前后后受了不少累，母亲叮嘱不让告诉在外地养病的父亲，怕他受刺激，也不告诉在外地工作的两个闺女，怕耽误她们的工作和学习。她做主买了一口好棺木（“文革”中这也成了我父亲的一条罪状），入殓后停在后楼院子进口处。送葬那天，报社派来大马车，又派了好几个人来帮忙，母亲身穿重孝带着我哥哥坐在马车边缘，亲自扶灵柩送往老家。天气冷，日行夜宿，行程将近一个星期，风霜冰雪自有一番辛苦。
两年后，当一无所知的父亲从外地回到天津，火车快到站时，报社派去接他的同志才小心翼翼地告诉他老伯母已然仙逝。父亲如遭雷击，半天不言语，流下难过的泪水。父亲还不知道，他在外地养病时，奶奶在家常常想念儿子，嘴里念叨着儿子的名字：“振海，振海……”从这屋走到那屋，从那屋走回这屋……多亏有贤孝的儿媳，热饭热汤，洗衣拆被，扶她下楼晒太阳，如亲闺女般待她，没让老人家“抱过屈”（受委屈的意思）。
“箕山倚杖待日出，老妪扶棹泛五湖；只身病废轻一苇，不知何日见故庐。”1959年父亲在太湖写下这首有些伤感的旧体诗，可以看出虽然身处异地养病，心里却惦念着老母和妻儿，他盼望着能早日回津与家人团聚。
晚年，在父亲的“芸斋”靠南窗右侧书柜上，常年放置着一个竹笔筒，上面有10个草书黑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随着时光的推移，人生的感悟，父亲到了晚年，越加思念举案齐眉、青春远离、忠贞相守、风雨相随40年的结发之妻。父亲对贤妻的思念也反映在晚年与老同学邢海潮老人的通信中。
1992年9月26日，父亲育德中学的老同学邢海潮，写了一篇《我和孙犁》的文章，对父亲的同情关怀、真挚情谊充满了感激。据邢老伯介绍，邢的妻子叫冯秀燊，其父为冯国錩将军，出身名门，辅仁家政系毕业，喜爱京剧，曾在上海公演过数场，长他5岁，气质典雅。婚后夫妻恩爱，水乳交融，不幸盛年病故，再加爱子夭亡，使他深为沉痛，哀思悠远。于是老同学之间更增添了共同语言，因为我父亲也很怀念花甲之年弃他而去的发妻，在信中向他介绍贤妻情况，彼此在“悼亡”心境上有许多相同之处，有许多共同语言。邢海潮老人在书信中说：“弟觉得拙荆冯秀燊与王氏嫂夫人为同一类型的女子，足堪令人永远追念不置。”
往事如烟。生活在爹娘身边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好不自在。有一回父亲和母亲都坐在前屋，我在他们眼前走来晃去，我听见父亲跟母亲说：“人家孩子的眼珠儿是黑色的，咱家孩子的眼珠儿是棕色的。”他又在细细观察人物呢！听完父亲这样说，我赶紧去里屋照了照镜子，父亲说得没错儿。
有一回，我放学坐公共汽车回家，口袋里的钱包被小偷扒窃，进门后放下书包就抹眼泪，虽然钱包里只有一两角钱，可我很喜欢那个新买的小皮夹，母亲紧张得不得了，一个劲儿地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怕我遇上了坏人，直到弄清原因，她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母亲是个为家庭制造温暖的人，在乡下她给儿子藏在木柜上面的几个鲜桃儿，在城里她找人给大女儿、二女儿织的红毛衣，她亲自给小女儿做的苏联花布的对襟褂子……一枝一叶一点一滴，无不渗透着殷殷的母爱。“文革”时，学校有一段时间搞“大串联”，我和三个同学坐火车去了南昌、韶山等地，从南方归来的途中秩序更加混乱，我们几乎是越铁轨、扒窗户，豁出命才挤上火车，在上海站差点儿没被挤死。当我饥肠辘辘地回到大院，一进院门就看见母亲站在阳台上，脸朝外张望，眼巴巴地不知已等了多久，她一见我便轻轻地骂了声：“死丫头，可回来啦！”说完，立马转身进屋去给我热面条，爹娘的牵肠挂肚我那时并不能理解多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无比感动。
听二姐说，1966年她工作的山城重庆武斗得很厉害，她就回天津多伦道大院待了两个月，谁知更提心吊胆。她跟我说：“咱爸总是很晚才能回来，有时半夜十一点才到家。咱娘有时就站在台阶上望穿双眼苦苦等待，盼望着大门口进来的是咱爹。有时门开了，进来的是别人，就又接着等。咱爹进了家门，常常说不出话来，他经的那些事儿没法说，咱娘赶紧让他把饭吃了，她早已不知热了多少回，然后从手中的小药瓶里，掏出两片安宁片给他，看着他吃下去。咱娘手里总是紧攥着这个小瓶，只给两片，生怕他有别的想法，直到看他吃完了躺在床上，自己才回屋睡觉。”小南屋是1966年我们一家在佟楼新闻里的一间小平房，父亲在那里度过了“文革”十年动乱约三分之一的时光，也是我母亲人生旅途的最后一个驿站。这里曾留下我花样年华最沉重的记忆，也留下最温馨、最珍贵的慈母春晖。此处宿舍共14排平房，密密麻麻地住着百来户人家，一排一院，唯有14排与13排相对为一个院，14排还是整片房屋中不向阳的一排。当时，是“牛鬼蛇神”最集中的一块地方。我家西邻和对面几家大多是工人家庭，面对我们这几户有“严重问题”的住户，形成了鲜明的“监督改造”的氛围。
从被逼搬家开始，母亲就忙碌着、适应着，她平静的面容看起来宠辱不惊，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儿，暗暗地为父亲担心。环境和邻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可谓冰火两重天。住山西路55号时，母亲跟前院孙立民的大嗓门丈母娘不错，她也是乡下人，说一口南方话。母亲跟二楼邹明的夫人李牧歌关系也很好。李阿姨曾跟母亲建议：“你女儿考上大学了，你给她做件好一点的衣裳吧！”于是，母亲给我二姐做了一身毛料衣服。在大院，她和总编辑李麦的夫人小文妈、石坚的夫人雪花妈，还有画家林浦的母亲小华奶奶最说得来，她们都来自农村，见了面总要说上几句亲热话。可是到了这儿，自己成了“专政对象”，看白眼受监视，任何人不敢理，难免有些别扭，亏得她天性乐观，依然如故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经济上愈来愈紧，她也从没有叫过苦。邻居有好几位大婶大娘，都好说好笑的，可没有一个敢和她搭讪，她也从不串门儿。其实，周围几家邻居还是很同情我们家的，对门的王婶是挺爽快的一个妇女，有一天，她面对着我们家边叹息边跟人说：“这大娘挺可怜的。”周围几个大婶对我都客气，没人时常小声招呼我：“老姐，上屋坐坐。”但是好几年从来没有一位邻居敢上我们家坐坐。
在小南屋靠西邻的木床上，我和母亲天天“通脚儿”睡，母亲头靠大窗，我头朝小窗。不论窗外风吹霜侵黄叶飘零，不论门外月明月暗雨雪纷飞，母亲常在被窝儿里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多么温暖，传递给我无限亲情。父亲不让回家，哥哥住工厂，姐姐们在外地，我们娘儿俩从来都没像这会儿这么亲，这样相依为命。看着我学着院子里半大小子和半大闺女们，用大铁桶到公共水管子那儿提水倒水，和煤灰在砖墙上拍煤饼子点炉子，在窄小的厨房里炒菜、焖饭，在小南屋擦地做卫生，下雪天还穿着夹鞋，母亲又爱怜又痛惜。
由于稿费冻结、工资不发，只给一点点生活费，家里除了几件必要的家具、几个装衣服的包袱别无他物，母亲也极少再去医院。由于治疗跟不上，她的病情急剧恶化，有一天坐在凳子上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我慌了神，母亲并没有因吐血而害怕，反而感动地说：“看俺家玲，不嫌脏，用手接……”
我侍奉母亲于病榻前，盼望她能尽快好起来，也盼着父亲能正常回家，别在外边再遭罪。有一天，父亲突然回来了，母亲马上让我出去买只烧鸡给父亲吃，她自己却从不添加什么营养。看着父亲吃，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父亲单位第一次补发了1100元工资后，母亲住进了医院，因输液不对劲，母亲有了发冷、发抖等反应，十分危险。我赶紧去找大夫，那个女大夫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我再三哀求，她才勉强答应去看看。我那时经常住在医院陪伴母亲，晚上我哥来探视，有时我俩倒换着陪床，有时就铺点儿破牛皮纸睡在洋灰地上，想找椅子搭床是不可能的。
母亲去世时是在清晨，天还不太亮，我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从外地赶回来已经十多天的大姐，让我在家休息她去值夜班。我还在小南屋睡觉，大姐慌慌忙忙地从医院跑回来，拿了一包袱送老衣服并叫醒了我，说：“小玲，这可怎么好？咱娘给没了。”我一激灵，一下子跳下床，浑身颤抖得怎么也穿不上衣服……
“有我在，是一家人家儿，没有了我，就把这一家人家儿失散了……”多少年过后，我都清楚地记得母亲说过的这句让人心痛的话。
“我与你，少年结发，媒妁之言，无猜也无爱。以至爱情升发，烽烟遍乡野。我一去八年，待中年归，两鬓已斑白。生离死别，我与你共担承。”这是韩映山叔叔在一篇《日记摘抄·孙犁印象之一》中，凭记忆整理的我父亲的一首诗（父亲生前曾给他看过此诗）。作为最熟悉、最了解我父亲的青年友人，韩叔叔最敬佩我父亲进城后不弃糟糠，不忘风雨同舟的结发之妻的可贵品质。
在《亡人逸事》中，父亲写到了一位“老邻居”、“老朋友”，屡次劝他写写对他那么好，帮助那么大的“大嫂”。正是听从了这位“老邻居”、“老朋友”的建议，父亲强忍悲痛选择了几个不太令人伤感的片段，笔凝挚情，心怀感念，写出了《亡人逸事》。这位“老邻居”、“老朋友”就是李夫伯伯。
父亲跟我说过，他还跟李伯伯说过京剧里的词儿。1993年手术前后，李伯伯去看望父亲，父亲看他那么紧张，仿了一句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戏词儿，笑着对他说：“李夫同志，你且把心放宽！”此句出自诸葛亮“叫老军扫街道且把宽心放稳”。父亲说这句话是让芳邻放松神经，让他不要再为他担心。父亲出院后，我在父亲那儿还见到了前来家中探望的李伯伯，两人谈笑甚欢。父亲原本不愿做手术，是李伯伯给他做了劝说工作，很有效果。
时值庚寅，母亲辞世已整整40寒暑，父亲去世也已8个春秋。“万物皆有生灭，唯有过程永恒”。愿将此文化作心香一瓣，遥祭云空：至爱双亲，愿你们相依相伴，在天国永享安宁。
（孙晓玲著：《布衣：我的父亲孙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