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墨西哥政府制定了“进口替代”战略，大力发展民族工业。而墨西哥城则成了政府集中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主要阵地。在政府的固定投资计划中，墨西哥城占了总投资额的绝大部分，远远高于国内其它城市。同时，政府还加强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口增长等方面的扶持，以达到发展工业的目的。此外，它也是国内私人投资和外资的主要吸纳地。墨西哥城的资本聚集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则带来了大量剩余劳动人口，因此，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主要是流向了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的高度工业化发展与人口集聚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兴起。第三产业在20世纪6070年代迅速发展和膨胀，吸引并容纳了大批失业人口与农村移民。60年代以后，制造业等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己经饱和，但农村移民还在不断地涌入，导致城市失业与半失业率急剧提高。这些农村移民文化程度低，缺乏技术和资金，进入城市后，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和就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基本上都从事低端的第三产业工作。1975年，墨西哥城的工业与服务业分别占GDP的30%和61%，1985年两者的比例分别为26.8%和67%。
随着城市失业人口与农民不断涌入低端第三产业，造成产业畸形发展并恶性膨胀，使城市成为剩余人口的收容所，并加大了城市的贫富差距与社会矛盾，造成了城市的贫困化，产生了诸多的“大城市病”。
（三）巴西的城市化进程与人口流动特点
巴西是一个相对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九，人均收入约2000美元。巴西的城市化水平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的，2000年的城市化率为81.4%，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仅为46%。
巴西在1930年以前就已出现了城市化趋势，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城市己初具规模。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加速了巴西的工业化进程。各种工业首先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市得到了较快发展，逐步形成了巴西的中心城市，人口大量向这些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集中，但由于巴西幅员广大、交通尚未发达等原因，其他各州和地区则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工业发展相对萎缩。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过度城市化，造成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脱节，造成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城市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1970年以后城市化开始向分散布局发展。到1980年，人口超过2万的城市已达到393个，内陆地区形成了一些新城市，东部、东北等沿海地区城市人口相对下降。
巴西的城市化及人口流动主要有以下的特点与问题。
第一，巴西的城市化大多是产业发展引导的。巴西的城市往往是由一些产业中心演变而来的。一个新的产业，尤其是出口产业的出现，总会形成一些新的城市。巴西的城市化就是循着这样一条与产业发展主线同行的道路前进的。
第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是大城市化、大城市群的形成。巴西的城市规模间的差距巨大。全国51%的人口集中在10万人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其中9个大都市占全国人口的29%。大城市中出现“大城市病”。而一度集中在巴西大城市的“大城市病”，而现在己发展到中等城市。巴西土地占有不平等，产业转型过程中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他们只有流入城市，而且这种流动是单向的，不可能再回流农村。
虽然这种流动推动了工业的发展，但由于人数庞大而造成了城市的失业与城市贫困化的问题。再加上这些农民自身条件限制，他们在城市中只有进入低端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畸形发展，产生了类似于墨西哥城的问题。
第三，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农村发展的萎缩。巴西人口相对其广阔的土地而言是稀少的，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巴西曾出现过农村地区劳动力不足和农业生产萎缩的情况。但80年代以来，政府加大农业现代化的投入，实行农业机械化作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的过程也是农民工工作决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决定农业人口转移的两大主要因素是两地收入差距（以及相应的消费水平差距）与迁徙成本。
当两地收入差距不大或城市间收入差距不大时，迁徙成本成为决定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体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尤其是英国），表现为“波浪式”的城市化特征，即农村人日流动的方式以短距离流动为主，先是城市附近地区的居民向城市迁移，他们留下的空缺，再由更远一些的居民补充进来。农村人口像波浪一样，一波一波地向前推进。城市越大，对农村的辐射力愈强，牵动的距离越远。这样的城市化进程是中心辐射的，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具有渐进性。而且城市聚居的多为制造产业工人（圈地运动剥夺了他们在农村的立足点），其工作地点往往就是消费地点。当城市出现过度拥挤、住房困难后，政府通过立法、集中建造公寓、加强保障等方式提高城市产业工人住房条件，不仅有利于地方发展，也能推动外围的进一步城市化。
而对于后发国家，两地收入差异成为农业人口转移的主要原因。城市间的发展极不平衡（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具有偏向性），城乡间经济条件差距也极大，而交通的发达程度又不断提高，因此后发国家的劳动力迁徙主要取决于地区间的经济条件差异，即由于两地间的收入（消费）水平差距大于迁徙成本的差距，农村劳动力更愿意直接迁徙到遥远但收入条件好的地区，从这些地区获得收入，并将收入带回农村消费。
综上所述，当一国贫富差距较大、产业特征差距较大时，更容易导致大量人口的远距离迁徙，并集中流入大城市。地区间收入、消费条件的差距决定了绝大多数农民工会选择在城市工作、在农村消费的模式（只要他们在农村有土地）。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由于产品的可贸易性决定了产品市场的竞争性，从而这些产业从业者的收入在各个地区有趋同的趋势，并出于成本的压力，不断从城市中心向外围转移。而服务业等低端的第三产业具有非贸易特征，因此其从业人员工资由当地平均消费水平决定，城市与农村的收入条件、消费条件的差距更刺激农民工向城市第三产业转移，造成第三产业在低水平上的膨胀发展。大量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上的竞争导致其收入只能基本维持其在城市的生活，而农民工的消费特征决定了他们必须压缩必要的城市消费才能把收入带回农村，进而造成“贫民窟”、“群租”等住房问题。
三、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住房问题的解决对我国的启示
（一）快速城市化中需要政府介入解决住房问题
从英美两国的经验看来，两国共同特点是在城市化早期过分依赖市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及速度，以及其带来的住房短缺问题估计不足，使得后期解决问题的时候变得被动。英国政府直到1914年工人阶级罢工事件才被迫建立住房保障；美国则直到快速城市化完成时期，经济危机锐化住房问题严重性，才被动干涉住房市场。虽然矛盾基本化解，但后遗症较多，诸如大面积贫民窟改造、城市更新问题。
发达国家的住房保障制度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为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教材。所以，我国不应再重复一个世纪以前发达国家城市住房问题解决的滞后道路，而应该根据城市、社会、人口发展的规划，及早切入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二）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需要兼顾当地产业发展
农民工住房是农民工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所体现的问题之一，而劳动力的流动又密切与当地产业发展相关，因此，在改善农民工住房问题上需要考虑到政策设计对当地产业发展的影响。不仅根据地方产业发展需要进行政策设计，协调各地的产业发展，也需要谨慎对待农民工大量流入所造成的“过度城市化”，以避免出现墨西哥城所发生的问题。
因此，不能盲目任凭低端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和农民工住房问题紧密相关。第三产业的恶性膨胀发展会表现为第三产业服务的过度供给，而过度供给则导致服务价格过低，进一步压低提供服务的农民工的工资。过低的收入，使农民工难以获得基本住房条件。而城市低端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也是“大城市病”的预兆之一。
（三）必须避免“贫民窟”的产生
第一，协调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印度、墨西哥、巴西在城市化进程中都出现了“贫民窟”现象，我国应吸取教训，避免这一现象的产生，并防止相应的“大城市病”的产生与发展。因此，需要协调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不能急于求成。在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上，尤其是大城市，应该谨慎对待政策对人口流动所造成的影响。
第二，加大城市土地管理。孟买的“贫民窟”形成之初都是从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开始的，由于政府部门在一开始就没有介入管理，当“贫民窟”成片发展后就极难治理。我国一些大城市目前出现的“城中村”现象就类似于国外的“贫民窟”，而且一般发生在城市郊区的农村集体用地上。对于农村集体用地的有效管理，可以推动解决“城中村”的问题，并不断改善农民工的住房条件。
第三，保护农民的承包土地权利。巴西农民由于失去土地流入城市沦为城市贫民，丧失了“退出城市”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人口压力过大。这就提示中国在转移农村人口时，需要有农村人口的回流机制，使农民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要重蹈巴西“大城市病”的覆辙。
从目前看，农村劳动力具有农户兼业的特征：一户家庭，部分家庭成员从事农业，部分成员从事非农业，或农户主要劳动力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从事二三产业，农业和非农业就业相结合。对农业为主的农户讲，非农收入是重要的收入补充。对于非农就业不稳定的农民讲，农业经营使非农就业有了基本的退路，为其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成为其生活和就业的“安全阀”。我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非农就业不稳定，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应特别注意保护农民工土地经营的权利，决不能轻易收回农民工的承包土地。亦工亦农、亦城亦乡，降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免除了外出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有利于缩小工农差别，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有效形式。
第四，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孟买的房租限价条例扭曲了房地产市场的供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民窟”问题。而在英国、美国等先发国家，流动程度高的人口也无法享受完善的住房保障，流动人口一般通过市场途径解决住房问题，这就需要完善的、多层次的住房服务供应市场。
（四）城市和乡村应和谐并进发展
与农民工进入城市相对应的，就是农村劳动力的下降，尤其是青壮年的流出。巴西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都发生了农业萎缩的情况。因此，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也应该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与建设，提高农业回报率，逐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只有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盲目流动的问题，也自然解决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问题。
因此，建设新农村需要和城市化和谐并进发展。当前，只有良好的农村发展才会使候鸟式的农民工务工模式进入良性轨道；而且完善的农村建设也能与其周边城镇形成相互促进的机制，使城市（镇）、农村和谐发展。
（五）注意中国问题的特殊性
在发达国家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初期，城市化进程己进入减缓阶段，产业发展中心也比较突出，因此相应的住房保障对象设定为城市居民，并按照收入层次划分梯度，重点保障中低收入人群。而我国各地产业发展呈现高度的差异化，农民工的消费模式也与发达国家当年的情况不同。因此，目前我国并不适合用收入层次来划分保障对象，各地依然需要考虑各自的产业发展。
相比于巴西的人少地多，我国人多地少。因此，巴西正经历城市分散化发展的进程，在中国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生。也就是说，巴西在“大城市化”问题显现的时候，由于人口的不足，自然而然地逆转了这一进程，并进入了分散化的城市发展，从而住房问题的迫切性也相对降低。这一机制在中国可能无法自动产生，因此，中国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显着的“大城市病”，但作为人口大国，应尤其注意防止过度城市化的发生，需要谨慎对待任何牵涉到人口流动的政策。
不同于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存在城市户籍制度。这一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中国没有发生诸多的“城市病”。但从目前的发展来看，这一制度的存在加大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性，进而也造成了解决农民土住房问题的复杂性。
（第五节）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的制度设计
目前城镇住房保障政策覆盖的范围只是城市中的中低收入人群，农民工却因为城乡二元体制的痼疾都被排除在外。随着农民工进城人数的增加和他们在城镇居住意愿的增强，政府应该考虑制定适合农民工的城镇住房保障政策，逐步把农民工纳入到城镇人口的住房保障制度中，并对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城中村改造等相关制度进行落实，以期农民工和城镇人口享有同等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运行起来更容易，阻力更小。
一、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的构建
（一）农民工住房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其规模日渐庞大。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应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范围，给予农民工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
农民工的住房保障体系应该以廉租住房为主，以经济适用房为辅，以住房公积金制度为支撑，多种形式保障。既帮助那些有稳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希望在城市定居的流动人口，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所至少能满足城市基本生存需要的“合法固定的住所”，同时也要帮助那些尚不能或不愿在城市定居，但仍需在城市工作的流动人口，能拥有一处安全、卫生的栖身之所。
1.构建农民工的廉租房制度。改革廉租房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中：
首先，拓宽廉租房资金的来源，加大财政投入。建立以征收住房保障税为主，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部分及出租公共租屋附近的商业设施收入为辅的多方资金来源机制。对雇用农民工的企业设立住房保障税来保障廉租住房的财政投入。改善公积金的运营机制，确保稳定的公积金增值，并且要切实将这部分资金落实到廉租房制度的应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