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11日晚10时左右，手持木棍铁火枪等物的武装纠察队，把全校教职员关在一个屋里看管起来，宣布了罢课的原因，并提出了要张达夫离开大名七师，张不离校，决不复课的口号。接着，向全体同学公开宣布了这一消息。一时间内，学校口号连天，群情激奋，大家都纷纷表示坚决斗争到底。与此同时，封闭了学校，派出学生侦察军警的动静。但是，张达夫早有准备，他为防止学生闹事，早就派个别教员住在城里，并拉拢了几个落后学生为他们通风报信，如郭如岚、张连九等就都当了他们的狗腿子，替他们与军警联系。
次日晨，担任侦察的学生突然跑来，说是军警出动了，学校立刻打钟，通知学生到饭厅集合。人还没集合齐，军警就包围了学校，在学校周围架上了机枪，校门口站了岗。学生中的国民党员李保璐、薛允怀组成了所谓“护校团”，领着军警进校放出了那批被关的教师。学生与军警之间展开了搏斗，赤手空拳的学生，终究抵不过佩带武器的军警，学生宋泮官、杨友云当场就被军警逮捕了，被放出的反动教师也向军警提供名单，结果有32人被捕。学生被捕后，被送到大名县监狱关押起来，杨友云、宋泮宫被关押近三个月，其余学生陆续被释放回家，但都被张达夫开除了，并且追交学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大名七师的广大学生并没有被吓倒。裴味农、李亚光、林恒非等在大名城内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方面派人去天津向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撤换张达夫，坚决请求谢校长复职；另一方面每周出版《“张混牛”周刊》，揭露张达夫的罪行，向广大群众散发。结果，反动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广大学生正义要求下，不得不撤掉张达夫，派谢校长重回七师主持工作。“挽谢驱张”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这次驱张学潮胜利后，恰遇谢台臣先生由北平回家路过大名，同学闻讯，大部分赶来看望谢台臣先生，并要求谢台臣先生无论如何要回校复职。也在这时，河北省教育厅派阎承之来大名七师，阎承之也极力挽留谢台臣先生复职。由于同志们诚心诚意地挽留和省教育厅阎承之一再劝说，谢台臣先生于是就向阎承之提出一个“非原班教师回校不可”的条件，否则，不在履职。阎承之满口应允，并说如不肯来的，教育厅一定设法调他来。在这种情况下，谢台臣先生方才答应回校工作。任职他校的晁哲甫、王振华、高韶亭、王显周、李梦龄、张衡宇等相继回校工作。接着，他们就立即通知学生入学，被张达夫开除了的部分学生也都恢复了学籍。这样，虽然比别的学校开学晚了一些，但学生们因为达到了目的，个个高兴，来校后立即投入学习，形成了学习热潮，学习上的损失很快就得到了补偿。这阶段，谢台臣先生仍然坚持“以作为学”的教育方针，生产劳动、社会斗争又如过去一样地活跃起来。
这说明，1927年以来，尽管学校两次遭到摧残，屡次遭受反动军警的搜查、逮捕，而党内又有着两条路线的分歧，但大名七师党组织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止，并且是坚决的、广泛的。不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打击，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在艰苦的环境当中，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同志依然孜孜办学，痴心不改，为党培养了人才。
现在来看，在当时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被开除党籍的同志的认识是正确的。这一点，已经被历史的发展所证明。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整体上讲还比较弱小，革命基础还比较薄弱，在这种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或暴动，显然是与当时的形势不相适应的。反之，他们所阐明的应以学校为掩护，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的主张就显得十分宝贵。但直南党内的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坚持说他们被开除党籍后仍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样，就使得学校的行政工作与党的领导相脱离，工作上产生了许多困难，而两条路线的分歧也就逐渐发展成为学校行政工作与党的领导的矛盾的基本点。
据老校友的一些回忆录记载，在这种情况下，谢台臣先生身心疲惫，心力交瘁，一方面工作与党的领导通不上气，工作困难；另一方面，也须随时应付国民党反对派的迫害，精神苦闷。这使他的精神衰弱病更加严重，常常彻夜不眠，平时也很少说笑。1931年暑假，刘桂堂占据大名。国民党军队约两个师前来围攻，飞机大炮终日隆隆不断，战斗非常激烈，城里城外，人人不安。时局的突然变化，给谢先生增加了新的抑郁，终于使他倒了下来。谢先生患病以后，学校的一切工作就由晁哲甫和王振华等商议着办。不久，由于谢台臣先生去北京看病，校长一职有晁哲甫先生代理。终因组织关系没有恢复，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晁哲甫、王振华等被迫又一次去职。一些老校友对此都有一些回忆。王从吾同志说：1930年以后，大名七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她外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和破坏，内受党内两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致使党对学校的领导权先后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夺走。最后一次以郭鸣鹤为首的反动集团统治大名七师达三年之久，给革命事业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失，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三）反郭风潮
正如王从吾同志所言，1932年暑假后，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党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直到把反动校长郭鸣鹤赶走，王振华、晁哲甫重新回到学校为止，党组织在大名七师这个革命阵地又逐步恢复壮大起来。
据晁哲甫先生回忆，1932年暑假时，新任校长郭鸣鹤来了。我办完移交手续，也离校了。这样，国民党反动派接管了大名七师。
郭鸣鹤是国民党蓝衣社社员，是依靠北京师范大学饭团的势力取得大名七师校长职务的。他来大名根本不是什么办教育，而是在这个直南革命策源地的学校里肃清共产党，以巩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因此，他到校后，就立即拉来一批国民党分子，名义上是教职员，实际上主要是帮他搞反革命活动。当时来的有国民党大名县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王汝章，国民党大名区委会执行委员金国栋，国民党员姚××、郭炳文、高廉九等。他们到校以后，立即奉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开展军事训练及童子军训练，并积极推行会考制度，限制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异常严格。
据档案材料记载，郭鸣鹤来到大名七师后，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在他所订的学则第六章《训育》第十一条中就有这样的规定：“本校训育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所规定，实行最严格之身心训练。”第十三条规定对学生的惩诫办法有：“口头训诫、记过、停课、开除学籍、追交学膳费，其他等六种。”在成绩考查方面，《教务概况》中的第十五条规定：在一学期内学生旷课时间在十小时以内者，每旷课一小时，扣学期平均分二厘，逾十小时者，每旷课一小时，扣平均分四厘。但逾二十小时者，须令其退学。”第二十条又规定：“记过一次者，扣学期成绩平均分二分；记大过一次者，扣学期成绩平均分六分。”通过这些扣分制度，则对所谓“不遵守学则”的学生的成绩任意扣除。或借口“成绩不及格”不发毕业证书，甚至要“令其退学”。其限制学生自由更为露骨的是对学生开会及审查学生来往信件之规定。在《学生开会规则》中规定：“学生得开各种会，但不得与校章违反，学生开会时间须先经训育部核准始得宣布；无论开何种会议其决议均应报告训育部；无论开何种会议均须由训育部派员参加指导，议案有关学校行政者须先经训育部许可始得议决，学生不得开秘密会议，遇有特别重大事项须先将提议草案报告训育部，由训育部主任予为指导之。”
在《训育部办事细则》中对训育主任职责的规定有“审查学生之来往函件及印刷品，检查门禁及学生物品之出入。”在《传达室规定》中有：“凡外来邮件经传达室择要登记后，再呈校长审查，始得分别投送。不得私自取与。”此外，尚有总则、细则、规则、简章等数十种，达四五百条，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1932年9月，郭鸣鹤还在学校门左倾建警岗室一间，每日派校警轮流值岗，以检查行人出入之携带及维持所谓“校门上之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自由被剥夺了，革命活动被禁止了，一个个像被关在监狱里一样，整天压得透不过气来。
郭鸣鹤不仅对学生实行高压统治，而且还把学校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任用私人，滥设冗员，把学校搞得一塌糊涂。无论是师生比例，还是经费使用，包括他自己的工资，都是与当时办学的实际不相适应的。
有人回忆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一次，他父亲到学校来，看见学校的高楼大厦，就问：
“小！这都是咱的吗？”郭鸣鹤答应道：
“是。”
于是他那个财迷转向的父亲笑了，说：“哈哈！这你可好好干吧！”这在当时就传为笑柄，郭鸣鹤的腐败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郭鸣鹤对教职员工的剥削也是极为严重的，在其“教职员服务细则”
中规定：请假一周以上者即须自找代理人，而工友则除请假自找代理人外，尚有“罚则”多条，其中一项为“查确有吸烟、饮酒者罚二角。”由此可知“规则”、“细则”的作用了。
郭鸣鹤这种行径，自然很快就遭到学生反对。一次，因其禁止翻印谢台臣先生的《中国历史讲义》，引起了许多进步同学的愤怒，于是，他们发动了反郭风潮。不过，因郭鸣鹤与当地军警有勾结，学潮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并且有四五十名进步学生被开除。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就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世界格局，加深了美英和日本在华的矛盾。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中日矛盾向着主要矛盾转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中国人民局部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进行抵抗，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在全国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洪流。但在这个时候，郭鸣鹤严令学生不准外出，不准参加游行宣传活动，限制学生的自由，这就更为进步同学所不能容忍。1932年冬，学生因要求撤换教员高廉九、沈藻翔，横遭训斥，于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又发动了反郭风潮，学生纷纷离校罢课，但郭鸣鹤仍采用高压手段，又开除了好几十名学生。过年开学后，又有100多名学生被郭鸣鹤开除。
郭鸣鹤对学生实行反动的高压政策，使大名七师的党组织遭到了到了严重的破坏。据文献记载，在郭鸣鹤担任校长时期，大名七师先后有170多名党、团员学生和进步学生被开除校籍，革命力量被严重削弱，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七师党组织依然存在，斗争一直在继续，正是在大名七师党组织的不断斗争中，反对郭鸣鹤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王振华、晁哲甫先生又回到了学校，红色的旗帜又一次飘扬在大名七师的大门上。
（四）峥嵘岁月
大名七师在郭鸣鹤担任校长的三年多中，党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老校友廉之真在回忆文章《革命低潮时七师党的活动》一文中指出：
1932年，郭鸣鹤任大名七师校长后，由于他大批开除学生，各班缺额很多，不成班次，最后只好招考编级生（按录取生分数高低编入不同年级）补充到各班。我是1933年春用化名考入“七师”，被编入第九班。因我是在邢台的省立四师学潮中被开除的学生，“七师”不录取，便请原在四师任教的美术教员白寿章推荐。临发榜之前，“七师”教务主任姚丽卿找到白先生说：“你推荐的学生是被‘四师’开除的。”白先生辩解地说：“他是小学教员，已教了两年书。不信，你看他的穿戴、帽头、长袍、马褂。”就这样，在白老师的担保下我被录取了。
入校后，同乡共产党员郑安泰向我介绍说，学校党组织瘫痪，无法活动，就把我介绍给支部书记李思义（此人后叛变投敌，被处决）。因我和李是同班，他向我介绍同班中王兆元、张国良、李荫基、穆文平等同学是共产党员。随后，“四师”党组织通过我父亲在大名开办的染坊店“三盛和”，转寄来《北方红旗》、《向导》等党内刊物，由我再送给同班党员相互传阅。当时没建支部，大家选我当了党的小组长。在没有上级领导和学校党组织涣散的情况下，我们几个党员商量如何在合法条件下开展工作。经过数次酝酿，最后决定在这三个方面进行活动。其一，在同乡会中开展活动。因当时学校准许成立同乡会，于是我们就联合大名西北几县的同学，成立了西北同乡会。经过大家努力工作。后来西北同乡会成了反对郭呜鹤的基本骨干。
其二，是在学校准许存在的团体中开展工作。当时学校中有工人夜校、膳食部、小卖部，以及配合课程的文学研究会，美术教员白寿章提倡的国画研究会等。我被选为工人夜校校长，以校长身份，不断给工人讲时事，灌输抗日救国思想。有时候教务主任姚丽卿来检查我讲课，他在时我就讲民族、民生问题，他一走我就讲日军侵占东北，号召大家起来抗日，不当亡国奴，以此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其三，利用公开刊物、报纸作宣传。我们班文史组研究唐代文学，玉兆元撰文《论杜甫》，李荫基撰文《论李白》、我撰文《论唐代劳动文学》，都分别刊载于《七师期刊》。我还写了《一个青年的苦闷》，也由校刊刊出。另外，天津《益世报》还发表了我以“乐舟”笔名署名的文章，题为《一个受尽折磨的小学教员》。另一篇《论***蒂》的文章定稿后，却被姚丽卿抽掉了。我和李思义每逢星期天，就到野外研究工作，还联合写稿，当了《益世报》、《庸报》的采访员。我们多次化名或无名发表文章，揭露了当时学校的黑暗，如“会计紊乱、贪污公款、压迫学生、克扣伙食”等新闻、丑闻。
为配合控告郭鸣鹤的斗争，我们一方面从报纸上造舆论，一方面向在省教育厅任职的谢书田写信反映情况。省教育厅也曾派员到学校做过财务方面的调查，但都被郭鸣鹤搪塞过去了。
1936年初，河北省教育厅撤掉郭鸣鹤校长职务，任命原大名七师训育主任王振华为校长。王振华来校前，以反动学生李荣堂（阿根）为首组织护校队，意在挽留郭鸣鹤而反对王振华接任校长。我们闻讯，立即以西北同乡会为骨干联合大名一带进步同学，如王兴云、司宗孟等，组成驱赶走狗的打狗队，为欢迎新校长的到来扫除障碍。还准备了许多标语口号，并派出代表与接管学校的先遣人员解蕴山、李青阳接了头。他俩告诉我们说：“可做准备，如顺利就不必活动了。”就这样，我们处处监视着走狗的行动，驱散他们的活动，使王振华校长顺利地接管了“七师”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