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师败后，整个河北防线都丧失了斗志。各个要塞都没有多少禁军，守城者多为厢军，没有防备，根本守不住，契丹在河北境内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多个州郡，纵兵大掠。河北人民陷入苦难之中。在文安县，契丹主试图招降守军，没有得逞，于是攻城，到了来年正月初，城破，契丹将城中壮男全部杀死，俘虏老幼妇女，而后班师。
只在一个地方遭遇了顽强抵抗，并且没有攻克城池。那是博州。此地在今天的山东聊城，但宋时归河北管辖，地当河北山东交界处。守将乃是马知节。他是太祖时名将马全义之子。太宗践祚后，以父荫补供奉官。十八岁那年，做彭州（今属四川）监军。一般人没有瞧得上这个娃娃，但这娃娃治理军队却严格有法，军中怕他像怕老将。后来又到潭州（治所在湖南长沙）监军，当时太守为何承矩，治理地方有办法，还很文雅，马知节很钦慕，从此一改志向，认真读书。这次契丹“君子馆之战”获胜，马知节闻讯后，马上组织兵民完善城垒，修整兵器，积蓄粮草，核定军士，登记壮丁，严整有序地准备了十五天。当时的吏民都认为他“生事”，不料十五天后，契丹大兵到了。但是看到城垒完好，城中部署得当，知道攻克此城难度太大，一旦顿兵于此，大宋援军到后，没有胜算，于是转悠几圈，最后撤退了。博州吏民这才赞叹马知节的眼光。
契丹进入边塞，一般没有更多粮草供给，基本靠抢掠满足需要，史称“利夫虏获”，靠劫掠来获利。大宋于是有了“清野坚壁”的策略，以此来挫抑契丹的“虏获”。但是契丹一旦越过边境要塞，河北平原几乎没有驰骋障碍，于是草原大兵散处于原野之间，成为一股一股的小部队，直接从庄稼地里抢获中原收成。太宗为此特意颁下一道策略，史称“圣谋”：选骁勇骑士，并招募禁卫军中有胆略的士卒，让他们带领小分队，在契丹活动地区，分成数十队，乃至上百队，埋伏在边境稍内要害之地，等到敌人来侵略，就与宋师一表一里，抓住战机剪灭契丹的一个个小股部队。这应该是大宋最有意味的“游击”作战。“游击”战士们，白天到处虚张旗帜，依托平原地区有限的林木，作为掩体，让契丹不知宋师虚实，恐惧生疑；晚上则潜伏于郊野，擂动战鼓，让契丹心惊，仿佛感受到腹背受敌，不敢轻出妄动。而宋师则互相知道底细，可以相互增援——东边袭击，契丹奔赴东边迎敌，但西边的战鼓响了，如此往复不已，则让契丹疲于奔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河北农民的财产利益。
马知节赞同太宗这个“圣谋”，更补充一个意见：“北面边境之地，看似横亘几百里，好像很长，但要害之地就几处，最重要的是从冀北通往西山的一路。宋师可在此地列阵，各设奇兵为应援，使契丹长久不能进入。等到敌人疲惫之际，就用偏师轻骑去迫近它，袭扰它。如果契丹来犯我境，我军可以深入到敌后力战，他们将颠簸奔波，自顾不暇了。”
太宗可能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西北夏州首领李继迁，一直在大宋和契丹之间走钢丝。现在看到契丹大胜，马上一边倒，向契丹表示：愿意跟契丹联姻，如此，我西夏将永远做契丹的藩辅之邦。萧太后当即懂得这之中的政治分量，然后以契丹主名义下诏：皇族中的一位节度使的女儿封为义成公主，下嫁西夏李继迁，并赐马三千匹。
大宋西北又多了一个劲敌。
契丹河北得手后，开始放心大胆地在晋北用兵。
张齐贤那里顿时紧张起来。
厢兵“一以当百”
契丹大军出现在代州城下时，守城司令马正打开南门，率本部出城列阵迎敌，敌众我寡，战斗进行中，有了渐渐不支的倾向。而副司令卢汉赟却组织守军加固城防，不敢出城。这样下去就等于将马正一部葬送敌阵。书生张齐贤见势不妙，当即将早有准备的两千厢军组织起来，“誓众感慨”，一番誓师动员，慷慨激昂，厢军都被鼓舞起来。于是再开城门，张齐贤亲率这一批从未经历战阵的代州儿郎，从马正阵营的右面绕过，直击敌阵。援兵突现的战争威力再一次呈现出来，马正一部顿时振作，契丹敌寇当即惊慌。张齐贤这位书生，初临战阵，有忘死舍生的功能场。据说张齐贤长得“体质丰大”，身材胖大，骑在马上，驰骋冲突起来，也很有重量感。他训练的这一支队伍，史上给了四字评语：“一以当百”。契丹在忽然出现两千人惊天的呼喊中，胆怯了。于是“却走”。这两个字有意思，战场之“却”，就是“退却”；“走”，在古汉语中，往往就是“跑”，所以“却走”的准确意思就是“跑着退却”，也即“在退却中奔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逃跑”。张齐贤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取得了代州保卫战的胜利。
这一战的意义主要在厢军——如果训练得法，厢军可以一战。
史上的厢军往往不能战。“君子馆之战”后，契丹掳掠河北，历史记录中有言：“时沿边疮痍之卒不满万，计料乡民为兵，皆白徒，未尝习战，故辽师所至长驱……”当时沿边诸州郡经历战乱创伤之后的守兵不满万人，于是合计乡民为厢军，但这些人都是未经训练的士兵，所以契丹得以在各地长驱直入……
张齐贤开了个头。这对大宋兵制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挑战。大宋“强干弱枝”，只需要中央禁军作战，不要地方武装强大的国策，三百年没有变。违背这个国策，即有坐大藩镇的可能，那是经历过五代割据之苦的大宋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朝廷必有抑制地方的对策出现……
“代州之战”还没有完。契丹还在集结兵力，准备再来。
当初，张齐贤曾经派间谍给潘美送信，如果代州开战，请潘美率并州三交口主力以援军姿态来参与会战。但是不幸，这个间谍在返回路途中被契丹俘获。张齐贤知道这个消息后，很是忧虑，他担心潘美援军路上遭遇契丹“打援”——而从三交口到代州城下，路程虽然不远，但地势复杂，很容易设伏。他正在开始想对策时，潘美间谍送来消息，潘美一部来援代州，已经行进四十里，但是“君子馆之战”失利后，太宗发来密诏：并州所部不得出战，因此援军撤回。
张齐贤得信，一喜一忧。喜的是潘美援军不至于遭遇契丹“打援”了；忧的是，如何对付正在向着代州异动的契丹？
兵法有言：“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天地间沙场上，阴阳协调，有无相生，变化中自有机运。机运不是人力可以刻意设计的，刻意设计则很难成功。现在，机运来了——“敌知美来，不知美退”，敌人知道潘美要来，但不知道潘美已退！
瞬间，张齐贤那个熟读圣贤书的脑瓜里，一个优秀创意出现了。
此际，契丹大军在代州附近的山川之中，到处都是。而且行动迅速。张齐贤看着潘美派来的这个使者，担心他如果回去，路上被俘，契丹会得知潘美不来代州的消息，那样，契丹就会重新部署战役作战方案，而无法实现我张齐贤的创意。于是，出于信息保密的原则，他将这位使者暂时关在一间密室中锁了。
当天夜里，他派出精干军士两百人，每人带一面旗帜、一把柴禾，到距离州城西南三十里的地方，散开，排列旗帜，燃烧柴薪。
契丹行动很快，张齐贤很快判断出契丹的战略意图是：趁潘美未到之前，攻克代州。
张齐贤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计划实施。
于是，契丹远远地看到了火光，又见那燕尾军旗在火光中时隐时现。根据此前得到的情报，契丹判断，潘美大军已经到了。虽然契丹主帅有准备，但士兵没有准备，再说，两百面旗帜断断续续地展开，迤逦几里路长，这是先锋部队的架势，主力部队有多少还难说呢。而此前，潘美连下“山后”数个州郡，也是赫赫战功。于是敌方有了恐惧，史称“骇而北走”，惶惧害怕向北逃走。
但张齐贤早已另外安排了伏兵两千人，在一个叫土嶝寨的地方等候着了。
看到“却走”中队伍不整的契丹兵，一声炮响，“掩击”，冲杀袭击过来。斗阵中，契丹无法辨别这股生猛力量有多少人。刚刚看到的那两百面燕尾旗，还在眼前虚幻地晃动。于是，契丹全面溃败。宋师擒获契丹北大王的儿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帐前舍利，又作帐前锡里，是掌管皇族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斩首两千余级，俘五百余人，获马千余匹，车帐、牛羊、器甲甚众。
此一役，大胜。
宋人陈师道有《后山谈丛》，内中一条说到神宗时名臣张方平。当时已经与契丹有和约，停战多年，但每年还是要“赐”给契丹金银财货。按照惯例，每次给契丹财货，都要堆积在殿下，请二府也即枢密院与政事堂官员来观看。有人看了后说：“天子修贡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战胜也！”张方平说：“陛下知道我大宋与契丹有过多少战事？胜负几何？”二府官员都不知道，神宗问张方平。张方平说：“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尔，陛下视和与战孰便？”史称“上善之”，神宗皇上认为他说得有道理。
张方平乃是大宋一等一的人物之一。不过他说大宋与契丹八十一战，只有张齐贤代州一役为胜仗，却不是事实。事实是，大宋与契丹“战役”而不是“战术”“战争”性质的战事，在太祖一朝没有发生，在太宗、真宗两朝总约四十场，其中大宋胜仗为多。但事情过去几十年，张齐贤的一场“代州之战”还是被人记住，可见影响之大。
无耻之徒卢汉赟
整个“土嶝寨战役”，不见卢汉赟等代州守军的出击或配合，这就是张齐贤自己训练出来的厢军的一次独立战绩。但张齐贤出于“和为贵”的圣贤思路，要城防司令自己报功，卢汉赟很无耻，就上了一道报捷的奏章，把一场军功揽到自己头上。太宗“优诏褒答”，用褒美的文字颁下嘉奖诏书。但事后，知道这位卢汉赟先生并未与契丹接战，给了他降级处理。大宋仁宗朝编撰的《武经总要·后集》卷二，有《明赏罚》章，其中一条为“将帅不和必败”。这一条举出了几个战例，其中之一是唐代讨伐突厥故实。淮阳王李道玄率军到河北驱逐突厥，要副将史万宝继进。但二人不和，史万宝等到李道玄深入敌阵后，借故不进，结果李道玄兵败失利。
张齐贤熟悉大宋将帅心态，他已经看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定北汉之战，郭进与田钦祚不和；随后“乘胜取燕蓟”战争中，潘美与曹翰不和；雍熙三年（986）第二次北伐幽燕，曹彬与崔彦进不和；雁北战役中，王侁与杨业不和；这一次代州保卫战，很明显，潘美不给力，而卢汉赟并不配合张齐贤。
“将帅不和必败”。大宋在仁宗朝，已经总结出这个带着历史无数鲜血的战场规律。而在张齐贤时代，他还在孤独地承受着这个规律性后果。所以他要将代州保卫战的荣誉推给卢汉赟，期待能在以后的战争中获得他的一点点支援，为大宋社稷，为大宋子民，做一点好事。
几年之后，端拱元年（988）的一个冬天，张齐贤升职，拜为工部侍郎，仍旧知代州。这时，契丹又来南侵，一路走大石路。张齐贤预先检阅了自己训练的厢兵千人，分为二部，屯扎在繁畤、崞县（均属山西，在晋北）二地。并下令说：
“代西有寇，则崞县之师应之；代东有寇，则繁畤之师应之。比接战，则郡兵集矣。”
如果代州西部有贼寇来袭，则崞县一部应援；代州东部有贼寇，则繁畤一部应援。等到接战时，代州大军就会和你们会合在一起了。
厢兵虽然人数不多，但按照这个安排，则属于奇兵。代州主力与契丹大战之际，忽听一声炮响，斜刺里杀出一支不曾提防的生力军来，即可沙场夺气。这是屡试不爽的战术规律。张齐贤排兵布阵，深得兵法之要。史书记载，果然，到了打仗那一天，敌寇从东部而来，繁畤援军呼啸而出，契丹大败。
时未至，势未成
为了解决边塞地区转输粮草的难题，张齐贤还在端拱二年，在代州置屯田，为边塞后勤保障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当初第一次北伐时，张齐贤就持反对意见，曾经触忤太宗，不料一次、二次北伐全都失败，太宗意识到张齐贤所言有理，于是多次自我检讨，承担起“雍熙北伐”战败的主要责任。所以，当“老于边事”的杨老令公也没有了时，晋北防御问题就凸显出来。
晋北怎么办？
大宋怎么办？
太宗想起太祖赵匡胤当初对张齐贤的推荐，于是，老老实实地向张齐贤请教“御戎计策”，抵御契丹的战略规划。
但张齐贤已经没有什么“计策”。这不是他无此智慧，恰恰相反，他正陷入在“智慧的痛苦”中。举朝没有足以对付萧太后、耶律休哥的人物，这个总体态势，张齐贤有感觉，除了张洎、田锡等少数人外，举朝很少有人能懂。大宋在太宗一朝，在“收兵权”的逻辑转换为“抑制武将”之后，将帅们已经很难自由地呈现军事天才。何况，隐秘状态下的“将帅不和”，已经成为大宋武略的痼疾，这是人性的弱点，圣贤再生也无奈。而且不便于说破，说破，于己无益，于事无益。于是，当太宗这个自负深通兵法、演绎“平戎万全阵图”的帝王，在深自愧悔中，“不耻下问”时，张齐贤有了难堪——他不能将自己的感觉说出来，但也确实拿不出更智慧的“计策”来实现大宋志在恢复汉唐旧疆的梦想。
邦国未来之军政，他唯有求助于“乘势”“乘时”，以自我安慰。而现在，“时未至，势未成”。于是，时任左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张齐贤先生，在太宗向他请教边事时，反过来向太宗请求驻守边关，愿意权知代州，顶替杨业的位置。于是，有了这一役“代州保卫战”。
唐河之战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北伐遭遇岐沟关大败之后，宋与契丹并未停止战争。到至道三年（997）太宗驾崩之前，近十年间，够得上规模的大战，可以约略统计为“契丹攻宋束城之战”“契丹攻宋唐河之战”“契丹攻宋易州之战”“宋攻契丹徐河之战”“契丹攻宋子河汊之战”“契丹攻宋雄州之战”“契丹攻宋永安之战”等。期间，太宗还要对付四川的“王小波李顺起事”“焦四起事”“宋斌起事”，以及令人头痛的西夏反复无常的犯边。但这期间，契丹日子也不好过，除了对付大宋的七场战事之外，还要另外经历着“契丹与高丽之战”“契丹与党项之战”，以及更多的对付内部叛乱的一场场小规模战事。十年十几场战事，两国间的这类紧张与痛苦，渐渐令双方的政治家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战争，是必需的吗？
大宋在地缘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恢复汉唐旧疆”，次一级的理想是收复石敬瑭的割地“燕云十六州”；契丹地缘政治的最高理想是“占据黄河以北”，次一级的理想是收复周世宗夺去的“关南之地”。目前，各自暂时为了达到次一级的地缘目的而战。
到了宋真宗时期，契丹萧太后，大宋真宗帝，各自想明白了：各自的最高理想根本不可能达到；各自的次一级理想也不可能达到。如果都不可能达到，那么，就可以不要战争，于是有“澶渊之盟”。
但在各自还没有想明白之前，拉锯战式的战争，或战争冒险，就成为一种自以为是的政治选择，于是，紧张与痛苦，不可避免。
“契丹攻宋束城之战”，发生在雍熙四年（987）春正月。这是“岐沟关之战”后，大宋与契丹的第一场战事，契丹国主耶律隆绪率主力主动来攻宋境，带有明显报复性质。
束城，在今天的河北河间东北方向，守卫不利，被契丹攻破，纵兵大掠。随后，大兵又来到文安，派人招降，文安不从，又被契丹击破，将城中丁壮全部杀光，俘虏老幼而去。文安一战，几乎成为空城。
耶律隆绪回到幽州，也即他们的南京，在元和殿，大赏将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