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太宗发动“取燕蓟”战争时，契丹尽管处于守势，尽管也有人曾提出放弃燕蓟，但最后的决策还是，不仅要“山后”，也要“山前”。战争打到后来，契丹胃口更大，连周世宗攻克的关南之地也想要，耶律休哥甚至想要黄河以北。宋辽之争因此成为一场纯粹实力的比拼。
太原城遭毁
平定太原后，太宗赵炅开始暗自谋划攻取“燕云十六州”。
在太宗的心事里，十六州之中，主要是契丹的南京，也即幽州，今日之北京。其他州郡有的被周世宗夺回，已经固守在关南；另外一些州郡在晋北，距离中原较远。幽州则志在必得。而且攻克幽州，相信其他州郡可以指麾而定。
这事像往年试图攻取北汉一样，他将谋划藏在肚子里，暂时不透露口风。谁也不知道他会连着发动第二场战事，将士们本来还以为可以得胜还朝，马上就要得到封赏了呢！封赏大事，赵炅连想都没有想。
在大军兵锋东指之前，太宗做了五件事：
第一，派人告慰宗庙。
他命令随军而来的著作佐郎、直史馆文臣石熙古返回京师，将平定三晋之地的大喜事，告知宗庙，要列祖列宗高兴。当时的将帅们估计也有纳罕：告慰宗庙，班师回朝再行大礼也不晚啊，怎么就差那么几天，还要派人回去干这个活儿？他们不知道太宗的心事……
第二，给原北汉地政策性优惠。
赦免河东境内各类罪犯，“常赦所不原者并释之”，往常大赦有规定，某类罪恶深重的罪犯遇赦不赦，这一次也赦免了；人户两税（夏税与秋税），两年之内蠲免；士庶有多年拖欠官方的租税也都免除了债务。更规定：正常的赋税之外，如果原来地方还有“无名配率”，也即巧立名目的榨取盘剥，诸州都要一条条列出来，报告给朝廷。
第三，祭奠战死将士。
这是春秋之义。祭祀国殇，仪式隆重。烈士的后人子孙，都要受到朝廷恩惠，可给予一个官职，享有国家俸禄。
第四，毁掉太原城。
太原乃是河东治所所在，历史上多少藩镇盘踞在此，让中原王朝头痛不已！远的不说，李存勖占据河东时，后梁奈何不得他；石敬瑭占据河东时，后唐奈何不得他；刘知远占据河东时，后晋奈何不得他；刘崇占据河东时，后周奈何不得他；刘承钧占据河东时，大宋奈何不得他！现在，此地被平定，谁知道以后会由谁来盘踞此地？太宗跟他的大臣们想了想，议了议，决计铲除它。于是，做出一个部署：将太原城拆毁，此地改为平晋县；另以附近的榆次县为并州治所。太原附近的僧人、道士，以及富有的大户人家，都迁往洛阳居住。一年以后，甚至还下诏壅塞汾河的晋祠之水，而后灌太原，将老城堕毁淹塌。这就从行政降级、文化南迁和经济削弱三大政策上，狠狠降低了太原的历史地位，让后世据守河东称藩称王，没有了可能性。大宋三百年，没有再出现“河东藩镇”，应该与此有关，当然，更与邦国抑制藩镇的一贯性政策有关。
但这件事成了大宋太宗赵炅的一个政治污点。
所以这样说，理由有二：
（一）伤人甚众。
毁掉太原，另立新城，需要迁徙市民。诸史都记录了这个事件。这是太原历史上不幸的时刻。《宋史·太宗本纪》中记录的说法是：“尽徙余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将太原城中所有还没有搬离的“余民”都迁徙到新城榆次去，为此还专门派遣使者督促。等到人都离开房舍了，当即命令纵火焚城。但《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字略异，大略说：“遣使分部徙居民于新并州，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死者甚众。”派遣使者分头安排居民到新的并州治所居住，然后将太原城内所有房舍焚烧。当时居民中的老人孩子有来不及到城门的，死了很多人。
《宋史》中没有“死者甚众”这四个字，而且还有“既出”才纵火的说法，好像已经安排了太原市民的妥当去处，没有遭遇反抗。但考虑到人性，考虑到人性中对私有财产必有捍卫之心的倾向，《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应该是可信的。当时必有抗命者，遇到暴力强拆，定会以死抗争，不然如何会死人？此事不容回护。赵炅毁太原，自有政治家的责任担当，是抑制藩镇的战略总规划之一部分。但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此举实是侵害私有财产权、剥夺庶民生命权的一大罪恶。
乾隆皇帝曾有《御批纲鉴》一书传世。书中对历史故实的评点良莠不齐，对大宋君臣也多有嘲弄，但他在论“毁太原”一节中所论，我同意。他说：
“仁者之师，应该救民于水火之中。现在宋师却纵火害民，这是什么居心？这事跟太宗行事也太矛盾啦，当初围城没有攻陷时，还能顾虑城破之际屠城会杀伤很多人，因此颁下大义谕旨，劝降河东主。现在这些‘趋门不及者’，难道独独不是当初所不忍心加害的良民吗？”
“仁者之师”的说法出自孟子。乾隆以亚圣的意见批评赵炅，立意甚高，值得嘉许。
（二）因噎废食。
太原被毁，确实抑制了藩镇的生长可能性，但同时减弱了中原北部一座规模闳敞的军事要塞的守卫功能。后来的太原城市规模与老太原已经不可比。所以一百四十六年后，金兵来侵，志在太原，太原守将王禀守卫二百五十多日后，还是被金兵攻占。王禀的故实气壮山河，极为精彩，我将在后面的书中说到。现在可作一遐想：假如北汉都城老太原，原来规模不变，势必将大大增加金兵攻占的难度。故今日太宗这一决策，堪称史上政治败笔之一。就政治荣辱而言，是太宗之耻，一个抹不去的政治污点。
事实上，可以不必毁城。太祖时代已经实现文官权知制度，太宗事实上也在推行这个制度。如此推演的结果已经足可消弭藩镇大帅们的割据之念，并从制度保障上杜绝了割据之可能。太宗这种出于政治恐惧，而不惜支付过高成本的预防之举，像所有政治家的此类荒谬一样，套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都是一种“政治不成熟”。帝王时代的非理性结构，不适合做现代性诊断，但也不妨说，即使就普遍性之“政治智慧”而言，赵炅此举，也“过”了，而“过犹不及”。这与他一生在政治平衡中奉行中庸大智慧的故实比较，显得很刺目。
第五，安排文职官员。
刘保勋知并州外，太宗还安排其他文人出任原北汉州郡各级地方官。
太宗坚持乃兄太祖的职官政策：文官权知，武职带兵，一律由朝廷任免。文官执掌政务，安排判官副署；如果带兵在外，就安排监军副署。看上去如此简单的制度性设计，如果了解唐末以来，五代乱世的藩镇世袭，权反在下的军政故实，就知道，这类安排几乎是革命性的。神奇的是，大宋在实现这类革命性转型时，几乎没有遭遇流血。
所谓“副署”，就是主管一把手签署文件，要有二把手或三把手同签才有效。知州签署，通判副署；主帅签署，监军副署，这样，就等于给主管做了分权处理，也是克制专断的必要手段。
但在太原这次人事安排之后不久，出了状况。
有八个朝廷官员分赴诸州，其中，右赞善大夫臧丙知辽州（今属山西左权县），秘书丞马汝士知石州（今属山西吕梁市）。因为这些地方都在边境，属于军事要塞，因此给他们各自都配备了军队，并派出了监军。
不料马汝士与监军不和，一天晚上，腹部被一柄利刃穿入，流血而死。地方报上的审验结果是：自杀。
但远在四百多里地外的臧丙知道此事后，迅即上疏，认为马汝士绝非“自杀”，愿意来调查此事。
这时，太宗已经与契丹在幽燕之下完成了一次较量，失败而归（故实容当后表），闻言大惊！才派出去的知州能被人所杀？于是当即派出使者去弄清事情原委。然后，又将臧丙召到京师问询他为何关心这件事。
臧丙说：“马汝士在石州担任牧守之责，没有听说他有什么大的罪过，何至于自杀？故臣判断此事必有冤情。如果冤死不明，警卫者又不被处分，那么从此之后，书生权知地方，谁还敢来？谁还能踏实地治理边郡？”
太宗闻听此言很愉快。事件与监军有关，得到公正处理。
“乘胜取燕蓟”
平定太原一个月之后，在三军将士焦急地等待赏赐的日子里，太宗按照出发时的路线回到了河北镇州。将士们也有点纳罕：如果回京师，可以直接走晋中、晋南，过黄河，进入汴梁啊，干吗绕远五百里走镇州啊？
车驾到镇州后，太宗召集诸将说了自己思考“成熟”的想法：
“乘胜取燕蓟。”趁热打铁，乘着扫灭北汉的余威，收复幽州、蓟州（今属北京、天津）。
消息出来，三军失望。他们不想再打仗，只想得赏。
中唐、五代以来，战必有赏，而且一把一结，当场兑现，甚至期盼预先颁赐的余风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但是战后颁赏，不独是五代惯性，也是历史惯性。主战者吝于赏赐，经战者人心不平，是平情经验。太宗并非吝啬，而是企图两场战争之后一并颁赐。可是将士们无此“觉悟”，更不这样思考。这就误解了事件的逻辑。有意味的是，经由太祖时期的慢慢改造，将士们对恢复汉唐旧疆的价值诉求也有了感觉。所以在反对东征时，诸将不大好意思说“不赏不战”，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师疲饷匮”，军队已经疲惫，粮饷已经不足。史上的说法就是：尽管“人人有希赏意”，人人都有期盼赏赐的意思，“然无敢言者”，但是没有敢说求赏的人。太宗看出诸将“皆不愿行”，但他想想石岭关一役，郭进将军剪灭契丹万余人，就觉得战胜契丹不是太难的事。况且“惟有战耳”一句话，让现在两家已经闹翻，听说契丹正在异动。与其等待来而战之，何如往而战之！更重要的，太宗人格特质中，有好大喜功之倾向，这一倾向，直到很后来才有所收敛。此时的太宗，似乎只有向前、向前、向前一条思路。
他的目光在巡视诸将时，应该有过期待。他需要他们懂他。
但是懂他的人，寥寥。
时任铁骑军指挥使的呼延赞也不赞成到燕蓟之地去打契丹，但他满脸密密麻麻刺了“赤心杀贼”的黑字，看不出他的表情。
随军的参知政事，文人赵昌言觉得大宋与契丹早晚应该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于是率先站在了太宗一边，回应道：
“自此取幽州，犹热鏊翻饼耳！”从镇州这里收复幽州，就像在热鏊子上烙大饼翻个似的，容易得很！
呼延赞对这位轻敌的宰相嗤之以鼻，他嘲笑道：
“书生之言不足尽信，此饼难翻。”皇上您别信这个书生说的话啊，书生之言，不可以全信——契丹这个大饼不好翻！
这故实为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学者王得臣《麈史》所记录。书中说是王得臣同时代大臣富弼亲口讲述。富弼还说，最后太宗兵败而归，证明了呼延赞的预见性，于是对王得臣再三喟叹说：“武臣中盖亦有人矣！”大宋武臣之中也有明白人啊！但据考证，赵昌言参政在后来，时当太平兴国年间，他还没有出任国务总理。总之王得臣记录可能有误，但《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引用《麈史》这一故实，评论说：“或呼延赞实有此言，亦不可知。”也许呼延赞真的有这样一番话，也说不定。
上百将帅，支持太宗意见的没有几个人。殿前都虞候，大将崔翰，就是当年在东京西郊讲武台训练数十万禁军的演习总教官，他对指挥禁军有心得，认为破北汉易，破契丹也不难。于是在建功立业的军人荣誉和个人雄心的加持下，也站在太宗一边，提出了鼓舞人心的意见：
“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讨伐契丹这件事，不能再次举兵！举兵一次要费多少周折！我们大宋精锐已经悉数在此，又当破河东的余威，正好乘此破竹之势，取燕蓟，很容易。古语云：时不可失也！
“时不可失”，四字深深地契合太宗之意。史称“上悦”，皇上很高兴。于是“喜而兴师”之意已决，如此，历史预定轨道已经铺设完毕，格局已定，不可变更。
太宗不明白的是，这一个时刻，他已经开始违背军事规律，他正在犯兵家之大忌。《孙子》有言：“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战胜攻取之后，要“修其功”。何谓“修其功”？适时赏赐就是其道。太宗于战胜攻取之后，不赏，是犯兵家大忌之一。这个赏赐，他拖了半年之久。那时的颁奖已经没有了激励效果。兵法不可“怒而兴师”“愠而攻战”，已经是军事常识；还可以补充一句：也不可以“喜而兴师”“乐而攻战”。喜、怒，都是战时的非理性状态。太宗在兴头上，还写了《平晋诗》，刻在寺院里，要诸臣唱和，全军一派喜气洋洋。这时候进入战争决策，依然属于“政治不成熟”。故太宗再犯兵家大忌之二。如此，如何安定邦国、保全军队呢？
从“乘胜取燕蓟”豪言一出，到“时不可失”壮语一激，再到太宗欣然一“悦”，这一场战役的结局已定。剩下的事情，成为太宗一行趋奔结局的悲剧历程。
第一个错误
太宗从镇州向京东、河北诸州发出了调动军用物资的命令，要他们限期转运到北面行营。他知道“师疲饷匮”是牢骚，也是事实。
随后，车驾从镇州向定州出发。镇州即正定，在今天的石家庄北，定州在今保定南，相距百里路程，一个驿站。此地已经贴近幽州的南部了。
扈从部队要按期限到镇州集合，但是到了日子，居然有几个番号没有到达！史称“上怒，欲置于法”，太宗大怒，要将延误军期的首领法办。那就是要杀人祭旗了！
时任马步军都军头的一位军官名叫赵延溥，赶紧来到太宗营帐，劝谏道：
“陛下巡行边陲，本以外寇为患，今敌未殄灭而诛谴将士，若图后举，谁为陛下戮力乎？”陛下到边疆来巡视，本来是以契丹外寇为我军大患的。现在外寇未加剪灭而诛杀自家将士，如果这样来图谋后面的大事，谁还为陛下效命沙场啊？这一番话居然打动了太宗，接受意见，还好言表扬称赞了他。
现在可以看到，决策“取燕蓟”之后，这是太宗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军中无戏言。军人不按规定日期集合，就是违反军令。这等严肃的大事，太宗优容对待，所以养成了大宋将军往往不在意延误军机之过。后来，杨老令公就因为潘美、王诜延误集合日期，成为孤军，被契丹擒杀。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车驾到达定州之后，太宗又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派遣使者到北岳恒山去祷告、祭祀、许愿。这是祈求天神地祇保佑平安顺利的意思。
第二件事是再作一首诗，主题是悲悯沦陷区中原士庶，以此激励契丹辖境原属中原地区的人民，起来反抗异族。众多大臣也跟着唱和。一时间，这些诗就传入了契丹南部。
随后，太宗继续北上，来到今天的保定市，那时一个叫金台顿的地方。此地过去是战国燕国故地，燕昭王曾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所以名叫“金台”，“顿”就是馆舍的意思。这里是一个驿站，有时属于契丹，有时属于大宋。现在属于契丹，太宗进入敌境，意味着大战已经一触即发。
宋师没有人熟悉这里的地形。太宗下令在此地招募向导一百人，寻求到达幽州的最佳山地路线。向导的报酬也定好了：每人两千钱。
战役初期，契丹还没有反应过来，宋师进展顺利。
孔守正独闯岐沟关
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东西班指挥使，也即殿前卫戍兵司令官孔守正被派往岐沟关相机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