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算盘，是狂妄的，那就是：灭亡中国。
国民党的算盘，是摇摆的，那就是：又想抗日，又要反共，甚至把共产党视为比日本更危险的敌人。
共产党的算盘，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抗日救国。
所以，1937年7月7日以后，当三个算盘同时响起来的时候，一场响震天地的大“戏”开幕了。
老辈人传说，中国的版图像一只母鸡，日本的版图则像一条虫子，鸡肯定是要吃虫子的；又有人说，日本像一条卧蚕，中国是一片桑叶，蚕注定是要吃桑叶的。
鸡和虫，蚕和桑，为什么要这样比喻呢？
为什么不喻作两只同巢的鸟儿，两片并蒂的叶子呢？
这或许是人类本性中的一种潜意识吧。
确实的，近世纪以来，我们这个庞大而又虚弱的民族从来也没有摆脱身边的这只猛虫的噬咬。
19世纪末以来，这只猛虫更是凶恶起来，张牙舞爪，把偌大的中国咬得血流沥沥……
甲午海战，当邓世昌的致远号军舰沉入黄海之后，中华民族的国势就彻底沉落了，成了一块任人宰割的鸡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赶跑张学良，侵占中国东北，利用丰富的矿藏，炼钢炼铁，造枪造炮，进行战争准备，并扶持傀儡皇帝溥仪上台，成立“满洲国”，生生分裂我中华国土。
接着，毛茸茸的血爪又摸向了中国的胸部。
1935年，筹划华北自治，企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此时，狂妄至极的日本人已经迫不及待，把瘦弱的中国视为盘中餐，设想用三个月时间灭亡中国，像朝鲜一样，变为其属地。于是，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历史上所遭受的残害最烈、时间最长、损失最大的侵略战争全面爆发！
7月28日，日军猛攻南苑，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次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
之后，日军铁蹄沿津浦、平汉、平绥、同蒲、正太等铁路线隆隆开进。
锋镝所向，直指华北！
华北，成为中华民族版图上最炽热的焦点……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郑重声明四点诺言：
一、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
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
四、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辖，待命出征……
以共产主义为最高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为了共纾国难，团结御敌，放弃党派之见，转而拥护三民主义，可见用心至诚。
7月9日，蒋介石给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发报，“希即由平汉路方面派两师，即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以备事态扩大。
当天，严令29军军长宋哲元：“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也是在当天，电召何应钦从四川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
7月10日，蒋介石采取三项措施：
一是编组作战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要求于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是将供6个月所用的弹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
三是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和6个月的军粮。7月12日，被国人一直视为抗日英雄的宋哲元抱着妥协的幻想，派张自忠与日方谈判，并于次日下午达成屈辱协议：同意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退出宛平城和龙王庄；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
蒋介石拒绝了这一协议，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并电示宋哲元：“卢（沟桥）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证我国家之人格。”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再次表达了他的决心：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15日，中共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国民政府。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共赴国难宣言》为题向全世界发表。
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第一次公开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
在民族矛盾空前危急的情况下，一对厮杀了若干年的对手，终于开始了第二次握手，这无论如何也是民族的大幸！
1937年2月，国共合作的正式谈判，分别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代表是顾祝同、张冲、贺衷寒。
谈判取得了一些共识：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在西安、重庆、南京、武汉设八路军办事处；办一张全国发行的报纸；将陕甘宁边区改为中华民国特区；南京政府发布三个师番号，将红军按45000人进行改编。但还有一些重大问题，难以达成共识。
1937年7月，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第二次上庐山。蒋介石特派自己的亲信、军统特务、中将康泽参加谈判。蒋不同意在改编后的中共军队中设总指挥机关，只同意设政治主任，负转达指挥之责。蒋意让康泽出任政治副主任，实际控制中共军队的指挥权。
在改编后中共军队的指挥、人事问题上，蒋还坚持派副职和政工人员，并让康泽提出从连到师的副职人员及指导员名单。康泽立即在军统特训班、别动队中物色了一批反共坚决者，准备派到红军中任职，包括让刘伯龙、龚建勋、梁固荣分任三个师的副师长。
中共当然反对。
蒋介石又提出派参谋长和政训主任。主张师只设政训处，无指挥权，仅负责联络，且周恩来为正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并坚持朱、毛出国考察。
还有粮弹供应、行军路线、驻防地域、阿斯匹林、碘片、奎宁等等。
双方争得口干舌燥，庐山雨濛濛，西安风潇潇。
7月28日，中共谈判小组收到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关于谈判条件最低限度的电文：
（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
（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德）正彭（德怀）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
（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
（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
（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
（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洛、毛
二十八日辰
北平沦陷、天津沦陷、保定沦陷、大同沦陷……日本人正在隆隆逼近。
“八一三”的枪声填满了长江口，上海已成为一座危城……
慌乱中的蒋介石已顾不得许多了，为了让红军快快开赴前线，钳制日军，谈判全面让步，军中职务均由中共自行派置，国民党只在总指挥部和三个师部各派一个联络参谋，乔树人、李德等分任之，康泽主管……
明治维新以后，日军已初步走向工业化，重点发展军工业，进行了六十年的战争准备，战争的目标就是中国。
据日本《昭和产业史》统计，1937年到1941年，钢的年产量从580万吨增至684万吨，铝从1万吨增至6.5万吨，汽车从9500辆增至4.4万辆，坦克从330辆增至4.4万辆，舰艇排水量从5.2万吨增至19.1万吨，并同时储备95个师的武器装备，105个师会战所需的弹药26～32万吨，31个师一年的给养和两年的油料，以及军舰190万吨（排水量），空海军飞机2700架。
而中国呢？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国，战前年产钢不足1万吨，不能生产汽车、军舰、坦克，只有几处小型军火制造厂，可以生产少量步兵武器、小口径迫击炮。战争开始后，几处军工或沦入敌手，或停产倒闭，军队装备完全依靠国外购买。
实力高下，如同云泥。
“服膺，我把你从排长提拔到军长，现在什么也不必说了，你的妻子和孩子，我完全负责，你放心吧……”
阎锡山平静地说。
1937年10月4日上午，国民党61军军长李服膺刚走进阎的房间，没有任何寒暄，就听到了这句话。他做梦也没想到，他视同亲父一般的阎长官真的会拿自己祭旗。
1937年9月，日军会攻大同，阎锡山派自己最亲信也是最勇猛的军长李服膺任前线指挥。天镇一役，弹尽粮绝，血战不敌，被迫后撤，使阎精心组织的大同会战流产。
“砰”的一声，李服膺成了抗战以来第一个被枪毙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接着，阎又拼力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决战——忻口会战。
10月11日，日军最精锐的第5、11、12师团及特种部队等10万余人进逼太原。阎锡山委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全权指挥，几乎将全部老本押上，在太原北面的最后一道防线——忻口，纵深展开兵力，达20多万，在南怀化、红沟一带与日军血战。每个山头反复易手达十数次，浓缩汽油喷溅到士兵身上，火焰熊熊，哀嚎震天，阵地存放的弹药每每引发爆炸，整座山都烧红了。前敌总指挥、第9军军长郝梦龄以下数万将士战死，气壮山河。
23天以后，由于娘子关一线丢失，忻口已失去屏障的意义，国民党军被迫撤出阵地。
5万多具死尸，血流成河，涂红大山。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场正面防御结束。黄河以北尽皆沦陷，国民党正规军全部退到黄河以南。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隆重地推出了共产党、八路军。
共产党、八路军，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沿着山路，乘着夜色，走向了敌后，走向了民间，走向了繁茂……
于是，抗日战争的大幕才真正拉开。
太行山，成了最阔大的幕布。
八路军，成了最壮伟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