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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盈虚

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

【原文】

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

【译文】

古往今来能成就大事的人,一半是只要孜孜不倦地追求,机会就可来临;一半是努力地做,一切从实际出发。

【解读】

古往今来,能成就功业有一番作为的人必定有某种品质或者经历。古人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说逆境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是讲坚忍这一品质的重要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境界:第一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精妙地以三句词道破人生之路:起初的迷惘、继而的执着和最终的顿悟。

以上几个人的看法都着眼于个人主体,但曾国藩还看到了不可知的命运的作用,于是他说:“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天缘凑泊”说的是机缘巧合,是机会,是运气,是无法预料也无从知晓的天命。一个人如果运气来了,升官发财可能是转瞬间的事情。“勉强迁就”讲个人能动的作用,一个人在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或许能力不够,或许会遇到客观环境的限制,但即使难也能尽心竭力把事情做好,这样也可以获得事业的成功。

曾国藩在分析成功的时候,把客观的机遇因素和主观的个人努力结合起来,可谓是说到了点子上。其实古人对曾国藩的这种看法早就有所提及,其中“尽人事,听天命”与曾国藩的意思大致吻合。意思是说,做一项事业或工作,自己首先要尽忠职守努力去做,至于能不能成功就要看上天的旨意了。

上天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大致指的是类似天时地利、机会运气这些难以把握的事情。万事万物存在太多的变化和未知,没有人能把控一切,而人只能尽自己能力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事实也的确如此,机运对事情的成败往往起着决定作用,如果只靠人力的作用,往往难以成事。《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的过程中,诸葛亮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就等着最后决定命运的一阵东风了。试想,如果东风不来,此次战役的结果恐怕就成了“铜雀春深锁二乔”。东风来与不来,这是人所难以把握的,只能听天由命。所以说,尽人事,听天命,把能做的准备都做好,最后的成功与否就看机遇了。

机遇运气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因为时遇不济就妄自菲薄,畏惧退缩。即使境遇不佳,能尽心竭力做好本职工作,纵是失败,那么这种勇气与坚持也是值得尊敬的。

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兵由汉中出发,取道褒斜道,穿过秦岭,进驻五丈原。初来乍到,由于粮草不济,于是就先屯田练兵,待机伐魏。魏将司马懿深知诸葛亮神机妙算,便在渭河北岸固守,不敢贸然出兵。双方在五丈原相持百天不战,诸葛亮不得不引诱魏兵进入葫芦沟作战,并放火烧断谷口,欲大败魏将司马懿。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浇灭了火,魏军得以死里逃生。诸葛亮不禁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

诸葛亮在行军打仗上可谓用尽心力。他深入南蛮,七擒孟获,以软硬兼施之法解决了蜀国南边之患。他不忘先帝遗志,六出祁山,一心恢复中原,一统汉室。然而运气并不总是围绕在他身边,虽有妙计,然而天不遂人愿,一场大雨浇灭了他的计划,他在五丈原像明星一般陨落了。诸葛亮知天命,晓生死,明知不可为却为之,是在尽自己的本分。他临危受命,扶持刘备父子的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千百年来贤相的典范。

曾国藩在天命和人事的问题上可以说看得很清楚。他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又说:“以余阅历多年,见事之成功与否,盖有命焉,不尽关人事也。”

他讲“半由天命”,似乎有些宿命论的味道,但其实是非常普通的道理。世上的事,有我们能办到的,也有我们办不到的。我们要怀着一颗平常之心、敬畏之心,来看待办不到的事,一是可以宽慰我们失败后的心情,二是让我们始终有一个顺其自然的态度。“半由人力”告诉我们,天命固然重要,但是永远不要放弃个人的努力。人力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有人力未必成功,没有则必定失败。不管天命如何,个人的努力是成功的一半。一个人努力,未必能成功;但个人不努力,当机会来临时就不能把握机遇,从而与成功失之交臂。

曾国藩本人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清朝二百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可谓位极人臣,一身的荣耀与光环。他的成功,一方面是他勤勤恳恳做事,在职位上作出了一些成绩。另一方面也是时势造英雄,缺了任何一个因素,曾国藩都不会是那个留名青史的中兴名臣。

人一辈子会经历各种事情。有时,机遇会在我们的人生中起到关键作用。机遇有时候是从天上掉下的馅饼,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坐享其成。但是在更多时候,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的馈赠。就像曾国藩,他苦心经营训练湘军,有朝一日终于派上用场立下大功,得以升官加爵,位极人臣。所以我们虽然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是其中更强调的是“谋事”,即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果离开了人力,只是指望着如镜花水月的天命的眷顾,那么是很难有所成就的。所以要想成大事,请从尽人事做起。

天于大名,千靡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

【原文】

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靡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

【译文】

上天给予大的名声,应该好好珍惜并保住这个名声,历尽千难万险,艰难地摆平乱世之后才能给予大的名声。

【解读】

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意思是说,上天要将重任委托给一个人,一定先对他进行种种考验。同样的,“天于大名,千靡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一个人要想获得大的名声,也必定要历经苦难,方能担得起那大名声。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什么,就要付出与之相同的代价。不劳而获毕竟不是社会的普遍现象,而这样的人,别人也只会对他抱以轻蔑的目光。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在奋斗的过程中难免会碰到挫折,受到委屈,在这个时候如果一蹶不振,止步不前,那么理想就很难变成现实。而正是在面临窘境的时候,才正是要用坚定的信念来支撑自己,用一种良好的心态来面对挫折。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山穷水尽之时,如果灰心丧气,背离自己最初的理想而选择其他的道路,那么错过的将会是柳暗花明的美景。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想赢得他人的尊重和好的名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只有在苦难和艰辛中仍然自强不息并且坚持到底的人,才会受到上天的青睐,最终取得成功。

孙敬是汉朝信都人。他年少好学,博闻强记,而且视书如命。晚上看书学习常常通宵达旦,邻里们都称他为“闭户先生”。

孙敬读书时,随时记笔记,常常一直看到后半夜,时间长了,有时不免打起瞌睡来。一觉醒来,又懊悔不已。有一天,他抬头苦思的时候,目光停在房梁上,顿时眼睛一亮。随即找来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拴在房梁上,下边这头就跟自己的头发拴在一起。这样,每当他累了困了想打瞌睡时,只要头一低,绳子就会猛地拽一下他的头发,一疼就会惊醒而赶走睡意。从这以后,他每天晚上读书时,都用这种办法,发奋苦读。

孙敬年复一年地刻苦学习,他饱读诗书,博学多才,成为了一名通晓古今的大学问家,并在当时江淮以北颇有名气。常有不远千里的学子,负笈担书来向他求学解疑、讨论学问,而孙敬也成了汉代著名的政治家。

头悬梁的故事家喻户晓,其实这个故事讲述的道理与曾国藩的理念不谋而合。不管是读书还是创业,没有谁可以一帆风顺,轻轻松松就成功。大浪淘沙,被淘汰了的都是那些在风浪中没有坚定信念的人;真正的人才即使面对大风大浪,也会用坚定的信念作支撑,坚持到最后。这样的人,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成就自己的事业。曾国藩小时候并不聪明,但却勤奋好学,他也是经历了无数挫折才能官居一品,成为一代儒宗。

面对残缺,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

【原文】

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

【译文】

只能说上天知道命理,我们只能从天命,不应该抱怨上天,责怪别人。

【解读】

有位学者说过:“抱怨与责怪是弱者在失败前的最后挣扎。”人生中本没有什么完美的事情,更别说一个完美的人,残缺与遗憾总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味的悲伤或悔恨于此,往往会消磨我们的意志,从而在无谓的自责中与更好的成功机会失之交臂。

曾国藩说:“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意思是说,面对自己的不足,可以心存敬畏,绝不可以怨天尤人,满心怨恨。其实一件事情处理的好坏完全在于自己的把控,我们不可能天生完美,但可以通过对自己、对情势的好好把控,向着完美靠近。出于这样的主张,曾国藩发现儿子擅长读不擅长写时,没有一味打击儿子在写方面的积极性,而是引导儿子正确面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他在信中说:

“你读书虽很有天赋,但提笔做文章的能力还比较欠缺。这样,你就不能透彻、精确地领会古人立意行文的妙处。所以你应该在保持自己长处的同时再从短处入手,突破自己的瓶颈。首先要通过《文选》的手抄和模仿来提高自己的文笔水平。在这方面有所进步之后,你再去解经或读史,就会十分容易着手了。”

曾国藩这种取长补短的观点,类似于现在的木桶原理,即一只木桶可以装多少水,往往取决于木桶中最短的那块板。也就是说,一只木桶再高再大,如果有一块板不够高,那最终也装不了多少水。重视自己的短板,在强化优势的时候,更要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弥补自己的缺陷。

后来,他将自己的这种思想应用到了仕途的发展之上。曾国藩早年在求学过程中,深得很多名师的教诲,眼界极为开阔。他早就看到了清朝发展中的重重障碍,虽然一时间他还不能想到彻底解决的办法,但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发达国家,希望从它们那里学到先进的经验来发展自身,所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

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安庆内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的一次尝试。曾国藩所设立的安庆内军械所与李鸿章的上海、苏州炮局不同,李鸿章建造洋枪大炮,是因为当时战争的需求,他希望能够在后方支援军队的作战。而曾国藩是希望谋取长远的利益,从军事上寻找到突破口,继而发展工业等其他领域,实现清朝的强大。虽然最终仍然没能打破清朝灭亡的命运,但是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已经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推进了。

能够从别人的身上找到长处,弥补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一种正确看待自身缺点,而逐渐完善自己的做法。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要时刻检查自己,不能因为一项弱势而影响到自身的整体发展。每个人都会有不足的地方,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并不可怕,及早修复自己的不足,并将长处发挥出来,才能逐渐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当然,并不是说要把所有的短处都补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这是不现实的,重点当然是要放在发挥自己的优势上。如果有些短板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弥补就势在必行了。

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

【原文】

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

【译文】

所以,既然已经是吉利之时,则会通过过分贪求而接近凶势;既然是凶险之时,则应该通过悔改来接近吉利。

【解读】

曾国藩这句话中的吉凶,即是人生福祸,古语有云“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在福祸交替中感受生活,是谁也逃避不了的人生经历。可是面对如此轮换,人常常避祸而趋福,没有谁会愿意追求祸患而对幸福熟视无睹。但吉利之时因为过分的贪图享受导致凶险来临;而处在低谷中的人大多也不知否极泰来的典故,在悲愤中自怨自艾,则会堕落人生。

不管是福是祸,对自我的剖析和忏悔是人们面对吉凶、福祸的应该有的态度,福而不满,祸而不丧是正确的心境和态度。面对人生给我们的选择,人应该在不断地自我追问中前行,而这个追问包括对自己的忏悔。

在曾国藩的观点中,贪求是恶,悔改是善,有贪求心不可怕,怕的是明知有贪求心还不回改,就有可能把自己由福吉带入凶祸的际遇。一位著名的作家说过,人心之中,善恶交杂,为善时,人存在;为恶时,人依然在。如此,人的存在的确复杂。不过幸运的是,人在同时拥有善恶时,还拥有一个压制恶心的制动按钮——忏悔。忏悔和自新相继,如此生而复杂的生命、人心,可免于在驳杂中走向终止。

人本来就有欲望,看到好的东西就想得到是人之常情,但是不要以这个作为借口,把欲求的度把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一旦欲求心稍有逾越,就及时忏悔,让事态的发展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便可由凶趋吉。

如果将起贪欲的心比做一张染了墨色的白纸的话,人们要做的不是让墨迹停留下来,或者是用黑墨遮盖住整片的白纸,而是想办法将墨迹弄掉。凤凰可以在烈火中涅槃而生,人也能够做到,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才能够加以改正,而不是继续沉沦于此自怨自艾。

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把忏悔当作是自我解救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人绝望的时候,可以把自己从死亡的涯际解救回来,也可以在人在极度兴奋的时候,让自己归附平静。他说:“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因此,忏悔自新,在人生的征途中一刻也不能放松。稍有放松,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有可能将自己引向不归路。而梁漱溟先生本人就曾遭遇过这种内心矛盾的蛊惑。

他在《忏悔——自新》一文中如此讲述自己在二十岁时的那段经历,他说:“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曾两度想要自杀,那都可以表现出我内心的矛盾冲突,就是自己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缘故是一方面要强,一方面自己的毛病太多,所以悔恨的意思很重,使自己跟自己打架,打到糊涂得受不了的时候,就要自杀。”

当人处于逆境,置身凶险时,痛恨自己不能达到心中期望时所生的厌己厌世的心情,累积到极点的时候,很容易酿成悲剧。如果能把痛恨自己的时间、厌世的经历用在自我反省和更正上,把怨恨转化成原谅,不要被冲突、矛盾带入不可往返的境地。此后可以学着曾国藩那般毫不拖沓地“另立日记本,重新开头”。所有的毛病再多、再重也不过是往事一段,所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对自己说声“原谅”,自新之路方可开始。

如此,不遮蔽地省察,虽善恶具存、矛盾丛生,也不至于让人生绝对地无可救药;不拖沓地改正自新,虽然时间有先后,但死亡未至,一切犹有回头余地。福祸彼此交融,不是对立,关在是要在福中自省,在祸里悔过,这样方能平步青云、力挽狂澜。

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

【原文】

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

【译文】

卑劣之人就是想要每时每刻都追求到利益的全部;当全部都得到了,那么,贪婪之心和凶险就随之而来了。

【解读】

天道循环,总会有盛有衰,有起有落,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这种天道循环的规律是不可违抗的,因为不可违抗所以不能强求,不能让世事顺着自己的心意、打算发展。这种企图万事如意的心,即是曾国藩所说的求全心。

抱着求全心过分地追求完美、更多,最后的结果永远不会是达到完美、丰盈,而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和贪多必忧。就像曾国藩这里说的“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当追求告一段落时,求全人看到的不是自己想要的,而是自己没有得到的。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贪念丛生,将有可能把人带入凶险之中。

为此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他说:“东坡‘守骏莫如跛’五字,凡技皆当知之,若一味骏快奔放,必有颠踬之时。一向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阙’名斋,即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亦‘守骏莫如跛’之意也。”

他以“求阙”二字命名自己的书斋,目的是提醒自己宁可缺一分,也不可过于贪多、求完美。人的发展都是盛极而衰,如果把人生的轨迹比做一条条抛物线的话,没有任何一条是会无限上升,或者无限下降的。

曾国藩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这样写道:“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凡官运极盛之时,子弟经手公事格外顺手,一倡百和,然闲言即由此起,怨谤即由此兴。吾兄弟……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指逆地步。”

其实,他的这种“求阙”心可以理解为一种居安思危的远见,还可以理解为一种知足常乐的珍惜。

从居安思危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即使身处顺境,衣食无忧,也应该想想将来自己还有可能遭遇困境,如果不动此番念头,免不了要在情势扭转之后,手忙脚乱,追悔莫及。

从知足常乐的角度讲,“全者既得”本来是一种好事,可是拥有者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满足,一味抱怨自己没有的,即使拥有再多也会感到一无所有。诚如曾国藩所言:“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和不知尽头的宇宙相比,苍茫天地间的空间不算宽敞,但是这并不影响人的生活,既然如此,何必去贪求天地间像宇宙那般渺茫呢?

知足是一种人生智慧,知足之人就能常常笑逐颜开,因为他们不贪心,不贪多,对于已经得到的东西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不去过分在意自己的得失。而不知足之人,往往都会愁眉不展,因为他们的欲望会驱使他们想要的更多想做到最好,想达到尽善尽美,这样逼迫自己,人生自然没有乐趣可言。

左手忧患心,右手知足心,前者让我们不安于现状,保持自我提升,后者让我们珍惜自己的每一次所得,总是保持追求心的未满状态,去尽力追求趋近完满的人生,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世事看淡,保持一份宁静心境,活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君子守缺而不敢求全,小人则时时求全

【原文】

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

【译文】

君子知道忏悔罢了,因为知悔、能悔,所以能正视自己的不太完满的现状,不敢妄求人生的完满。

【解读】

在湘军攻克太平天国的南京后,立了首功的曾国荃在兄长曾国藩的劝说下辞官回家,曾国藩则立即着手裁撤遣散湘军。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所以他们懂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功成名就不是不好,但是功成名就随之而来就有可能是功高盖主,被统治者所猜忌,最后所有功名、成就变成黄粱一梦的命运。从这个层面来看,有的时候选择功成身退,要比选择功成名更明智。

这就是曾国藩“持盈保泰”的思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把自己拥有的经营好了,自会保持生活的泰然,而所谓的“持盈保泰”是要通过未雨绸缪来实现的。有人曾说:“不做计划就有可能被计划掉。”没有未雨绸缪的计划,应对的时候免不了要手忙脚乱,手忙脚乱自然就是不泰然了。

《诗经·豳风·鸱鹗》中说:“迨天之未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意思是说:趁着天还没有下雨的时候,赶快用桑根的皮把鸟巢的空隙缠紧,只有把巢紧固了,才不怕人的侵害。清代朱用纯化用此语,在《治家格言》中写道:“宜未雨绸缪,毋临渴而掘井。”意思是告诉人们应该有未雨绸缪的意识,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去挖井,那样恐怕会来不及。

人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任何人都不能预知下一秒将要发生的事情。因此人们要有忧患意识,要提前做准备,这样可以预防很多灾祸的发生,就像古语所说“安危相易,祸福相生”。

春秋时期,有一次,宋、齐、晋、卫等十二国联合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国君非常惊慌,开始向十二国中最大的晋国求和,取得了晋国的同意,因此其他的国家也就停止了进攻。

郑国为了表示感谢,就给晋国送去了大批礼物,其中有著名乐师三人,配齐甲兵的兵车共一百辆,歌女十六人,还有许多钟磬之类的乐器。晋国国君见到这么多的礼物,非常开心。立刻将其中八个歌女分赠给他的功臣魏绛,并对他说:“你这几年为我出谋划策,让我事事顺心,我们就好像奏乐一样和谐合拍,真是令人高兴。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享受吧”。

然而魏绛却谢绝了晋悼公的分赠,并且劝告晋悼公说:“国家的事情之所以办得顺利,是因为您的才能,其次才是靠同僚的齐心协力,我又有什么贡献呢?只希望你在享受安乐的时候,能够想到国家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正如《书经》上所说的: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现在以这句话来劝慰主公。”

晋悼公听后,觉得魏绛说的话十分有远见,深受感动,就高兴地接受了魏绛的意见。魏绛就是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人,他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所以他告诫晋悼公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也正是因为晋悼公采取了他的意见,才使晋国成为最大的国家。

其实类似居安思危、不贪图安逸这些说法,人人懂得、说得,只是因为人们一旦过惯了安静祥和的生活,就渐渐失去了忧患意识,当再一次遭遇灾难,身陷逆境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才会损失惨重。

为了不让自己的家人在这个方面栽跟头,曾国藩常常鼓励弟弟、儿子做君子,时刻警惕自己是不是沦为了小人。在他的眼中,君子心中有悔意,因为能悔,所以在求取的过程中能常常关照自身,能保持头脑的冷静,不被现时的浮华迷惑,所以不敢妄求人生完满。

反而是小人,因为目光短浅,贪欲满满,常常是看到什么就想得到什么,因此会在一些诱惑面前丧失忧患意识,进而栽倒在自己迷恋的东西上。我们在世间行走,不光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还要懂得知足常乐。不知足,就会衍生出许多的贪欲,贪欲往往让人没有了忧患意识,最终陷在自己的贪欲编织的安乐网里无法自救。

气忌盛,行忌躁,才忌露

【原文】

近月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译文】

近一个月突然醒悟,只有一个劲地在平实处努力,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好好地做自己,才是对的。弟弟你现在出门在外,也急需在笃实处找回自己。千万不能让自己步入投机取巧的境地,否则会江河日下。

【解读】

人生短短数十年,许多人都想在有限的时间内体验无限的可能,尽享人生的欢乐。许多人视功成名就或者荣华富贵为毕生追求,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落得一无所有。曾国藩分析出了造成这种结果的缘由,那就是:在别人面前不要总表现出高人一筹的姿态,不要用狭隘的心来接纳别人,更不能过分显示自己的才能。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曾国藩深谙其理,不然又怎会说出“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的话来。做人忌讳盛气凌人,心中狭窄,才能外显。曾国藩在处理朝廷之事时能够变通,为人婉转。官场不是直言直语之人所待的地方。在官场之中,但凡能捞个一官半职的人都很圆滑世故。至于官位高低,权力大小,受宠时间长短在于处世能力的高低。

曾国藩能够灵活地适应环境,朝廷重满轻汉,他在选才用才的时候考虑到这一点,便提拔满族将领以安君心。朝廷不支持地方军阀,他就识时务地坚决不当地头蛇,立刻交出湘军。曾国藩总是先一步化解危机,先一步赢得朝廷的信任,最后才得以保全。

但这世上因为不识时务而丧命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脱颖而出,与众不同。但现实情况是,那些未能低调做人的人常常给自己惹来无端的祸患。

有一天,吴王登上了猴山。在吴王的身边,随从着一批士兵,他们手拿弓箭,保护着吴王,同时还要帮助吴王捕捉野物。

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不远处一群猴子在自由地嬉戏着。

这群猴子看见吴王和一大群人来了,非常惊惧,慌忙四散,逃进了荆棘的深处。

这时吴王看到有一只猴子没有跑,它在一棵大树上从从容容地翻腾挪越,异常迅捷灵巧。

它在向吴王尽情展示它的本领。只见它,忽而腾身跃起,双臂抓住高处的树干,在那里用长长的双臂荡了几圈,忽而又飞身飘向一旁,用双脚钩住一个树干,晃来晃去。

猴子这一番表演,确实十分精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过了许久,吴王看出了猴子的意思,它在向他们挑衅,似乎在说,你们人类有什么了不起?猴子我攀爬滚打,样样耍得有模有样,你们又算老几呀?

吴王对手下人说:“看到了吗?这只猴子没将我们放在眼里。现在我要同它比试一番,取我的弓箭来。”

吴王箭上弦,对准了猴子,一箭射去。

不料,这猴子竟然敏捷地一把将射来的箭抓住。猴子手抓着箭,上下乱舞,眼盯着吴王等人,嘴里发出“吱吱”的嘲笑声音,露出不屑一顾的讥讽神态。

吴王大怒,命令左右随从一起拉弓射箭,顿时雨点般的箭射向那猴子。

密密麻麻的利箭将它重重裹住,它无处可逃,只得紧紧地抱住大树,最后,猴子的身体扎满了利箭,像个刺猬一般。

猴子就这样死去了。

自以为是的猴子如果在人们面前谦卑一点,它就不会遭受乱箭穿身的厄运。过于夸耀自己的才华,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所以,在立身处世之时,应该灵活变通,不要气盛心满,低调未尝不是上策。

就曾国藩而言,他的一生不断改变自己的角色,戴着不同的面具与人周旋。晚清官场混乱,除了内忧外患、派系之争,还有最让曾国藩头痛的“满汉之争”。作为汉人,曾国藩不受重视理所应当。可相反的,他不仅受重视,更为当权者所依仗。在这样的环境中,曾国藩渐渐摸索出了官场的潜规则,修炼了既有耐性又有技巧的本领。人不可能一下子平步青云,任何成功的背后,都有无数不为人知的忍耐,不如放下心来,少些浮躁,少些激进,踏踏实实地自我提升。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原文】

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且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译文】

如今我们家的生活虽然已经渐渐变得宽裕了,虽然可以享福了,但是福气不能一下子享尽,有了一点权势也不能一下子用尽。

【解读】

凡事都有高潮和低谷,这似乎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规律,古代的帝王深知这一点,所以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都会强调一个词——居安思危。朱元璋在上朝前令文武百官齐声呐喊:得天下难,失天下易。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后世对王朝初创者的评价总是相对偏高,因为他们知道得天下来之不易,所以才勤勉朝政,恪尽职守。而皇帝的后世子孙中总有人不珍惜这份基业,最后将江山葬送。

不仅是江山如此,一个家族同样也是,曾国藩在家境、官场上的处境稍有好转时就曾告诫过自家兄弟说,有福不能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人人须记此二语也。

曾经有一个穷困的读书人在曾国藩帐下谋得一份差事。那个人饱读诗书,谈论起军事、政事时还很有想法。可是时间久了这个书生竟然挑剔起来,他开始在每次吃饭前,对自己的饭碗进行例行检查,把饭中的谷粒挑出来,丢在地上,表示别人轻慢了他,应该给他准备更加精细的食物。曾国藩见后立刻通知账房要此人结账走人。

旁人不明白,向他请教。

曾国藩回答说:“这个人先前受苦吃不饱,吃饱没几天就忘了根本,变得如此挑剔,将来一旦位高权重,那还得了,他根本不会考虑黎民百姓的利益。”曾国藩认为一个不懂得珍惜所得之物的人没有得到重用的资格。

后来曾国藩兼任刑部左侍郎,有个在某地任知府的湖南老乡带着一箱金子前来拜见。

原来那个知府的侄子因跟别人争一个歌妓,把人打死了。死者家属告到府衙,虽然案子暂时压了下来,但是对方不服,还要上告。如果巡抚衙门插手这件案子,那他侄子的性命就难保了,因此希望曾国藩能救救他。曾国藩看看在老乡的情面上动了恻隐之心,答应先去打探一下消息,但是坚决不肯收下金子。

原来这个阔少爷仗着自己的叔叔是知府,平时就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曾国藩很生气,说:“我和那知府虽然是同乡,但在这件事上也不能帮他说情。我不仅不能偏袒他这个同乡,更要严惩他那个恶霸侄子!同时,我还要弹劾这个纵容子侄横行乡里的知府!”

在曾国藩的弹劾下,不仅那个知府的侄子受到了严惩,就连那个知府本人也受到了丢官罢职的处分。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联想到自己那些在家乡的兄弟子侄,唯恐他们也一样倚权仗势,在乡里作威作福,因此特意写了一封信告诫家中子弟。

穷而后富的人,一旦富了就忘记自己曾经吃过的苦,是在挥霍自己得来不易的福气;本身富有的人,身在福中却不知认真对待,也是在挥霍自己的福气。无论是哪种情况,到最后都会无缘长久地享受福气。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一般情况下,官宦人家的孩子生在蜜罐中,长在各种宠爱中,时间久了就对自己的优势不那么敏感了,而且还比较容易忽略个人的修身养性。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父辈千辛万苦地累积下来的财富、地位,如果不好好经营,无异于将冰山至于阳光下,融化殆尽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假使有一天这些富家子弟失去权势依靠,他们手无缚鸡之力,不懂农耕,不会读书,便有可能无以为生。

做生意的富贵之家如果懂得勤勉过日子,孩子们从小学会勤俭,也许荣华富贵能够延续三四代人;而农家子弟,勤劳节俭,生活朴素,福祉会延续五六代人。如果品德高尚,懂得孝义廉耻,为人忠厚诚信,那么子孙继承这种家风才能走得长远。

惜福福才能长在,很多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以为现在拥有的一切是天经地义,能长久拥有,却不知坐吃山空的道理,多少纨绔子弟由此败家。身处高位或者被财富所围绕的人,应该小心谨慎,不要被那些光芒耀花了眼睛,一不小心就从高位跌下去了。

气运盛时,须格外小心

【原文】

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

【译文】

我家气运太盛了,不可以不格外小心,要注意持盈保泰的功夫,旧账还尽,好处最全,恐怕盈到极点便转为亏损,留点债不还清,那只以嫌美中不足,但也是处于乐处的办法。

【解读】

古语有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身居高位者既要忍受高处不胜寒的孤寂,又要如履薄冰地应对来自上下层的压力与猜忌。在曾国藩看来,官场更是要严守这条准则,因为自己若是权倾朝野,很可能因此而引起皇帝的不安,也会因得皇帝的宠幸而招致下臣的非议。

面对曾国荃逞强的态度,曾国藩写信循循规劝说:在自修之时逞强好胜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为了与别人一争高下而逞强好胜。无论做人、为官还是劝解亲人,都要力求在规矩之中谋求出路,不求高调做事,只求在低调中安稳的生存。

曾国藩奉行儒家的中庸之道,对朝堂上权力之争、尔虞我诈心中了如明镜。因此在官场几十年间,特别是在权位变动的态度上,他都是规规矩矩小心谨慎处事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国藩连升两级,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官至四品。但是他在家书中如是写道: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

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要寻找出路一定要有理有据,符合规矩,否则就需要小心谨慎,判断是不是陷阱。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掌握了最高权力,她在执政一个月后就下谕旨把浙、苏、皖、赣这半壁江山由曾国藩来统辖。对于这份倚重和权位的诱惑,曾国藩保持了极大的冷静,他几次上书辞谢,最后在朝廷一再要求下就职,但同时奏明:在没有攻克天京前,请朝廷不要再给予任何恩赏。

这种低调的做法一方面赢得了朝廷的信任,也使得心怀嫉恨者难以找到寻衅的由头。按照清朝的官制,四品以下的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子,就是通常所说的四人抬大轿;三品以上的官员则可以乘坐八人抬的绿呢大轿,就是八抬大轿。曾国藩在当了三品官后,一直没有换乘绿呢轿子,即便在升为了二品官后依然坐蓝呢轿子。一方面是由于他收入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不想通过这些东西来显摆自己。

和曾国藩相比,清初的权臣鳌拜不仅利欲熏心还飞扬跋扈,最终沦为了阶下死囚。他在辅佐康熙时,独擅大权,同时结党营私,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最后竟发展到不顾康熙的旨意,先后杀死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临与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政敌,引起朝野惊恐,康熙震怒,最终被设计除去。

鳌拜不仅不知收敛,反而大肆招摇,得此杀身之祸实在意料之中。与他的盛极而败相对,三国时的刘备就懂得通过韬光养晦来掩人耳目,使得自己的实力得以保存,这才有了曹操煮酒论英雄的佳话。

飞扬跋扈者能逞一时之强,却未必能够善终,历史上的教训实在不少。熟读经史的曾国藩自然懂得其中的道理,所以当朝廷给予他权势与名望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惶恐。

名利只是一时的虚名而已,那些盛名之下的凶险会在功名利禄中暗涌,所以要广泛地学习知识,在行为操守方面则应当小心严谨一些。

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

【原文】

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

【译文】

但凡行军打仗,一定要积累保持消耗不完的力量,保留多余的力气,《左传》所说的第二次击鼓士气低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就没有了,就是这个必败的道理。

【解读】

曾国藩常说:“知足则乐,务贪必忧。”在他的思想里,做人做事都不能求至善至美,要留有余地,知足常乐。这也正体现了他求“阙”的思想,阙乃不知足的意思,而求阙就是希望保留一点遗憾的意思,所以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

曾国藩“求阙”的思想放在名利场中最合适不过。曾国藩的仕途一直很顺利,他考科举时中翰林,用了五年时间从七品芝麻官做到了二品大官,又从军立下赫赫战功,他的际遇,成功被很多人羡慕。但是世人只看到了他的成功,却没看到他所经历的凶险。为官数载,曾国藩经历过太多的磨难和历练,他深知官场的莫测和世态的险恶。

他在信中对弟弟说:“军事上,如果能够取得胜利,那么你劳累最多,可谓是成名的人,从天意上也是十分公道的。但是你万不可居功。”这就是为官之道,是曾国藩在名利场中行走多年亲身得出的经验,以为他深知在官场最容易得到的是权威和荣耀,同样,最容易丧失的还是权威和荣耀,所以在官场之中不能太力求圆满,要懂得留一些遗憾,这样的遗憾,不一定会让你后悔,反而有时是救命的良药。

官场中,人心最是莫测难懂,这其中的潜规则,为官之人一定要懂得,要不然就会像苏东坡一样,虽然有盖世才华,但是屡次遭贬。曾国藩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才叮嘱弟弟:“我们在官场上,一定要谨慎行事,时刻认识到颠覆的危险。我们为官要在积劳二字上下工夫,‘成名’两个字则不必太在意,‘享福’两个字就更不必去提它了。”

其实曾国藩告诫弟弟的这句话除了官场,同样可以作用在做人做事上。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世,都要给自己留后路,懂得给自己留余地的人,即使失败,也不至于惨败。

做人不要过于珍惜自己的功名和地位,对自己抱的希望越大,就越难做到给自己留后路,很容易孤注一掷,最后惨败收场。老子就曾说过:“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这就是告诫人们过分自满,不知道适可而止,就会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是人无法长久拥有的,富贵而骄傲,一定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急流勇退,淡泊一切功名利禄,才符合自然法则并且保持长久。也就是说,知足常乐才是幸福和快乐。

所以曾国藩才会在家书中对弟弟说:“自古以来大战争、大事业,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占十分之七,往往劳累多的人并非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也并非享福的人。”曾国藩这番话不仅能劝诫弟弟,更是为后代敲响了警钟。

名利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不要将之看得太重,名利不是人世间唯一能带来快乐荣耀的东西。其实有时候,把名利看得太重,学不会知足常乐,名利就不再是快乐荣耀,而是变成了毁灭你人生的罪魁祸首,所以,看淡名利,最好将名利视为身外之物,视为浮云,才能保全自己。就像曾国藩常说的:“知足天地宽。”只有知足,才能使自己的身心都能达到一种淡泊、祥和的境界,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快乐。

全无谦退意,断不能久

【原文】

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

【译文】

如果一点没有谦虚退让的意思,那么,一定不会长久的,对此,我十分相信,而弟弟你应当静静地体验。

【解读】

谁都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学如此,修身亦如此。但是很多东西进一步也许就会跌入万丈深渊。《红楼梦》中有这么一句话:眼前有路忘缩手,身后无路想回头。

很多人在人生的顺境时期忘乎所以,在欲望和利益的蛊惑下不假思索地前行,直到发现前方竟然是绝路才想起来要回头,不过这时已经来不及了。那些眼前看似有路,但是能够克制自己选择功成身退者,才是有大智慧的人。

曾氏兄弟在率兵攻下南京之后,其声望可谓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封为一等伯爵。所有湘军大小将领及有功人员全都论功封赏。当时湘军官居督抚位置的便有十人,长江流域的水师全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

据说此时湘军里很多人都建议曾国藩起兵造反,对此曾国藩挥笔写了一副对联:依天照梅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另有一次,彭玉麟派人给曾国藩送了一张字条:“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看了之后脸色立变,急道:“不成话,不成话!雪琴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然后他就把信纸咽到了嘴里。

曾国藩和湘军的影响力如此之大,朝廷的猜忌与大臣的妒忌随之而来。曾国藩自己也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权力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者良非无因。”

曾国藩心中已经打定主意,要在朝廷还没有向他动手之前,自己主动化解朝廷的猜忌。在一封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的心中提到:“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大露。”

攻克天京后,曾国藩采取了三条措施:自削兵权、利权,稍杀羽翼,以释朝廷之疑。一是奏请停解部分厘金;二是裁撤部分湘勇;三是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退却,曾国藩既缓和了自己与湘军将领还有朝廷之间的关系,又有力地保证了湘军的实力不减。

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始终保持丰盈的状态,不若停止它;不停地磨砺锋芒,欲使之光锐,却难保其锋永久锐利;满屋的金银珠宝,很难永恒地守护住它;人富贵了就会产生骄奢淫逸的心理,反而容易犯错误。

功成名遂则应隐退,此乃天理。它提醒人们功成名就、官显位赫后,人事会停滞,人心会倦怠,业绩也不会进展。应立即辞去高位,退而赋闲。否则,有可能会因芝麻小事而被问罪,遭到晚节不保的厄运。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既能功成名就,又能远灾避祸是修身处世的秘诀。世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时世的盛衰和人生的沉浮也是如此,必须待时而动,顺其自然。

这意味着为人处世要精通时务,懂得激流勇进和急流勇退的道理。历史上多的是韩信、文种这类因功高震主而身死魂灭的人,少的是鲁仲连、范蠡这种功成身退者。

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

【原文】

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译文】

应当在特别强盛的时候预先对衰败之时进引筹划思考,应当在成功时事事顺利的时候,预先为衰败时,事事不顺利的地步做打算。

【解读】

顺境和逆境可以逆转,没有谁一辈子都是顺境,也没有谁一辈子走背运,一时的成功不能带来一世的享受,人每每得意忘形的时候,危险便会来到。做人要能站在现在看未来,如此才能为未知的未来做好准备,所谓“出生时不忘地狱”,说的就是让人在得意时想到失意时,不可得意忘形。

曾国藩从小立志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从摸爬滚打中认识到,人越是在勇攀高峰的时候也容易跌落下来,而且站得越高摔得越惨。所以每一次的升迁都要分外地小心,防止哪一件事情做得不够妥当,最后引火烧身,没有获得好的结果。

他还常常提醒自己:“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自己领兵打仗,虽然手中掌握着兵权将权,但是这些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被朝廷剥夺,要想自己手中的权力掌握得妥帖,就要在平时获得那些权贵的辅佐。曾国藩在官场上面有三条秘诀:一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不要过问;二谨慎行事的日子没有尽头;三是要学会礼让,自己不能承担的事情不要勉强承担。只有这样,位置才能做得牢靠。

曾国藩的官场生涯中,穆彰阿对其有知遇之恩,不过,即便如此,曾国藩也没有投靠到穆彰阿的门下,因为两个人对朝廷之事有不同的看法。1850年,咸丰皇帝即位后迅速地罢免了穆彰阿,给他列举了数十条罪状,曾国藩因为与其没有太多的瓜葛而受到牵连。而另一个咸丰皇帝身边的权臣肃顺,曾国藩也是与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咸丰皇帝后期,清廷内形成了一股以肃顺、怡亲王、郑亲王为核心的势力,这股势力大有把持朝纲之势。不过肃顺在这时候并没有一味地打击政敌,而是有目的地挑选出自己的心腹,协助自己共同谋事,曾国藩便是其中之一。

此时,湘军中的尹耕云、王闿运等将领与肃顺交往甚密,曾国藩只是和这股实力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后来的辛酉政变击垮了肃顺等人,曾国藩仍然没有受到牵连,而其他许多大臣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因为与肃顺关系密切,纷纷受到了处罚,有的甚至因此而丧命。

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意思是告诫自己的家人,虽然位高权重是一件好事,但是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太少了。所以在其位谋其政,一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涉及太多的官场风云,处世谨慎小心便可以避免从高处跌落到地狱。

《菜根谭》中说:“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这就是说,要成就大事业,必须能够像在冰上走路那样小心谨慎才行。小心谨慎才能使自己错得最少,成功的可能和拥有成功的可能性自然就更大。

像曾国藩这样,处境好的时候做处境将坏时的打算,心中自会多一份小心经营。每个人都不能确定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凡事不仅不会做绝,还会给自己留个退路,进而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样在成功的道路上也能走得更顺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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