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相继平定，契丹来犯败北，京城治安良好，国家财政平稳，年纪轻轻的隐帝刘承祐以为初登大位，天命如此眷顾，乃至于天下无敌，于是放松思想改造，开始骄纵自我，与左右狎昵，没有正行。他成了一个不懂自我约束的颟顸之君。这类人物，史称昏君。
隐帝初期"国家粗安"
隐帝刘承祐时的后汉，国家政务由杨邠主持，他官拜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相当于国防部长兼任国务总理；军事工作就由郭威主持，郭威当时官拜枢密使兼侍中，枢密使可以有多个人选；史弘肇则主持京城警卫，他官拜归德（今属河南商丘）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这一连串职务分别可对应于省军区司令、卫戍军区司令和国务大臣；当时的国家财政是一个困难的差事，这事由王章主持，他官拜三司使、同平章事。
这四人都是刘知远时代留下的老臣，在中国历史上，他们都不算是有多大能耐的臣僚，品质也多有问题，但出于一种天然的责任感，应该说，在五代时期，还都算是肯于对国家事务上心的人物。愿意干事，肯于负责，乱世中，这就已经十分难得。
史称杨邠做事"颇公忠"，能够秉持公忠之心。说他每次退朝回家，门下很少有私人拜会。虽然诸道各州有人走后门给他输送馈赠，他也不拒绝，但他常常把自家用度之外的多余贿赂物资上缴国库，或转献给皇上。此人贪渎有限。
郭威则平定三镇、抗击契丹，没有二心。说郭威没有二心，是有证据的。郭威在大臣中算得上老成。后来隐帝令他镇守邺镇（今河北邯郸）时，他还兼着枢密使的职务，但大臣苏逢吉、杨邠等人都反对，可郭威在与隐帝辞行时，仍然推举了他俩。他效法诸葛亮，给了隐帝一番忠告："太后从先帝久，多历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有事宜于禀其教而行之。亲近忠直，放远谗邪，善恶之间，所宜明审。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皆先帝旧臣，尽忠殉国，愿陛下推心任之，必无败失……"太后跟先帝刘知远很久，经历了很多天下大事。陛下您正年富力强，有事情应该先向太后禀告而后推行。宫中朝中，要亲近忠诚正直的大臣，放逐谗佞邪恶的小人；善恶之间，要有明智的审核。大臣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都是先帝时期的老臣，能够为国尽忠，期待陛下能够推心置腹信任并任命他们，这样，可以让国家社稷不至于有败亡之危……郭威看到了后汉的问题，这些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切中时弊，更准确地为后汉王朝做了把脉。后来的事证明，郭威很有先见之明。
史弘肇治理京师，虽然多有辣手，但居然也做到了路不拾遗，整个汴梁城，治安良好。
王章则殚精竭虑，在契丹大乱中原、平定三镇之后，国家财政无比紧张的年度，注意开源节流，集合点点滴滴的余利，充实国库，几乎没有让国家各个方面出现银根紧张或供应短缺，虽然王章征收赋税手段苛刻。譬如，以前曾有一个恶政：农家缴纳田税，每斛之外另外补交二升，叫作"雀鼠耗"，也就是将国库管理中的损耗转嫁到纳税农家身上；王章则在这个恶政之外，加重十倍，规定每斛之外，再交二斗，称之为"省耗"。二斗，就是二十升啊！他甚至制定更无耻的法令，施行公开剥削政策：以前国家钱币支出、收入，都以八十文为"陌"（一百），到了王章这里变了规矩，下令收入不变，仍以八十文为"陌"，但支出却改为七十七文为"陌"，也有个名称叫作"省陌"。但他这类无道手段并不是中饱私囊，而是勒紧农民的腰带，维系乱世王朝运转，并且与后晋石重贵时期的"括率"比较，好歹还算是有规矩、比较轻的榨取。就这样，朝廷除了皇室挥霍、颁赐文武之外，还能做到略有盈余。
因为有这些老臣的"公忠"做事，史称"国家粗安"。
乱世中的"圣贤"
三藩相继平定，契丹来犯败北，京城治安良好，国家财政平稳，年纪轻轻的隐帝刘承祐以为初登大位，天命如此眷顾，乃至于天下无敌，于是放松思想改造，开始骄纵自我，与左右狎昵，没有正行。有个茶酒使，照顾隐帝吃喝的中官郭允明，因为谄媚而得到宠幸，隐帝经常跟他说些淫词、丑词。太后为此劝谏他，他也不听。隐帝成了一个不懂自我约束的颟顸之君。
这类人物，史称昏君。
放纵"人欲"，不懂自我约束，就是"悖礼"。传统之"礼"的本质可以用两个主题词来概括：当位、节制。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负责任就是当位；每一个人不得放纵人皆有之的欲望就是节制。人欲，不可没有，也不可放纵。对帝王而言，节制"人欲"，尤其重要。但不懂节制、放纵"人欲"，实是历来帝王之惯态，也是历来社稷遭遇颠覆的逻辑源头--因为国家元首放纵，所以朝野群下效仿，从此导致政治昏昧，致使小人奸党弄权，终于民生凋敝，敌对势力或境外势力得以乘虚而入，于是，血雨腥风中，江山易主。
帝制社会中，圣贤人物至为担心的大事在此。圣贤人物考量此类风景也有一个基本假设：国家元首的"人欲"之放纵，其原因在：不读圣贤书。于是，宫禁之中有一常设的制度性规定：经筵--聘请德高望重的儒家人物充任帝王之师，为他讲述圣贤经典，以此建构国家元首的圣贤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可以简单表述为：王道理想。传统帝制之政治制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价值制衡。君子是讲述并恪守圣贤价值观的，小人恰好相反。因此，庙堂之上，大臣劝谏帝王"亲君子、远小人"的风景屡见不鲜。它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价值规劝模式"。
五代时期尽管是乱世，尽管多由不懂圣贤价值观的帝王执掌天下权柄，但大臣之中总还是有一些未曾泯灭圣贤价值观的人物，冒着被黜落的风险劝谏帝王--他们期待这个乱世尽可能地好一点，哪怕好那么一点点。
张宪死不拥新主
劝谏隐帝刘承祐的人物，除了郭威之外，是大臣张昭远。此人比赵匡胤大三十多岁，经历了整个五代时期。他是一个早慧的天才，通晓儒学，读过当时流行的九部儒学经典，能明了圣贤大义。他还是一个藏书家，家藏图书数万卷，据说他甚至藏有武则天的亲笔诏书九十多篇。
他年轻时遇到了一个儒将张宪。张宪在后唐时得到当时的晋王李存勖信任，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张宪做过工部侍郎、刑部侍郎，最后被任命镇守河东，在太原做了节度使，也是一方藩镇。史称张宪年少之时就喜爱儒学，精通《左传》。他家有藏书五千多卷，公事之余，常常一部部书为之校勘。这样认真的读书人，五代罕见，作为一员武官，更是难得。
张昭远决计结识这位儒将，于是带上自己写的一篇论文，史称《三代兴亡论》，去见张宪。张宪一见就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当下就给他官做，后来成为河东藩所的推官，也即河东战区的司法主任。
后唐天成元年（926）三月，赵匡胤出生的前一年，有一个叫赵在礼的藩帅，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发动兵变。张宪的亲属很多在魏州，但得到了赵在礼的"善待"，原来，赵在礼以此为手段，写信劝降张宪。张宪将魏州来使处死，根本都不打开来信，原封不动地派人送到京师洛阳，以此表明忠君大义。但不久庄宗李存勖被叛兵乱箭射杀，李嗣源入京称帝，是为后唐明宗。
张宪此时面临了人生的重大选择：是继续忠于故主李存勖，还是效忠新主李嗣源？恰好李存勖的弟弟永王李存霸，在政变中被李嗣源击败逃往太原。显然，李存霸知道皇兄李存勖最信任的人物就是张宪，所以在万难之际来依附河东。但唐末以来"权反在下"，将士们大多贪图富贵，张宪的左右带着一股乱世流行的势利眼，也不愿意与李嗣源对峙，就鼓动将士将李存霸拘押起来，之所以没有杀掉李存霸，也是在观察形势--如果李嗣源坐稳江山，就杀掉李存霸；如果坐不稳，再做处理。
在利益的角逐中，张宪这位藩帅，与此前此后的藩帅一样，已经受制于"权反在下"的将士。张昭远看到了形势的险恶，出于对张宪的关爱，他劝谏张宪赶紧奉表拥戴李嗣源，否则将要引来杀身之祸--不知道左右部下们会做出什么来！张宪也看到了这一危局，但圣贤价值观就在此际开始起作用，他对张昭远说："我，是一个读书人。从籍籍无名的布衣，到今天做到一方大员，都是先帝（李存勖）的恩情！我岂可因此苟且偷生而不感到惭愧呢！让我背叛先帝，我做不到啊！"张昭远立即明白了这位节度使的忠诚价值。他知道唐末以来，这类忠诚已经越来越稀缺；更知道张宪如果不能拥戴新主可能的后果，于是边哭边说："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您这是在效法古人的志向啊！你能这样实行，可谓死而不朽啦！
史书留下了两人这一段对话，整个五代时期，这是"忠义"价值最重要的一次叙事。《宋史·张昭远传》评论说："时论重昭能成宪之节。"当时的清议（社会舆论）很看重张昭远这番话，认为能够成就张宪的气节。
欧阳修做《新五代史》，区别于《旧五代史》的重要义理就是"春秋笔法"，也即对历来君臣士庶做道义评判。五代之际，忠义难得，所以欧阳修专门做了两篇传记记录忠义之人，一为《死节传》，一为《死事传》，所谓"死节"，也即自觉地死于忠义；所谓"死事"，也即不自觉地死于忠义。前者记录三人，后者记录十五人，但是无论"死节"还是"死事"，都没有列入张宪。我认为这是《新五代史》的一个疏漏，张宪就是欧阳修表彰的那种"全节之士"，因此完全有资格进入《死节传》。
后汉隐帝时代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张宪和张昭远二人所料：乱兵杀死李存霸，张宪也同时遇害，河东宣布效忠李嗣源，到新主之前求富贵去了。
《宋史》认为张宪同时遇害，《资治通鉴》认为张宪"闻变，出奔忻州"，听说有兵变，逃跑到忻州（今属山西）去了。
张昭远没有"死节"也没有"死事"。但他应该能够从张宪的"死节"中看到乱世的渊源和祸患的逻辑。所以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要有可能，就劝谏君主行正道不要走邪路。
李嗣源时，他做了史馆修撰，专门修《唐史》和《实录》，他得到一次机会，给李嗣源上书说："臣窃见先朝时，皇弟、皇子皆喜俳优，入则饰姬妾，出则夸仆马；习尚如此，何道能贤！诸皇子宜精择师傅，令皇子屈身师事之，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则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祸乱之源。……"臣看到先朝（李存勖）时，皇弟、皇子都喜欢伶人戏子，进门就给姬妾捯饬打扮，出门就夸耀自己的仆人骏马。有如此习尚，怎么可能有希望成为圣贤？现在，应该为陛下的诸位皇子精心选择好的老师，令皇子们躬身拜他们为师，要恭恭敬敬地侍奉老师，培养一点敬畏之心，请老师们为他们讲习礼义和圣贤经典，论述国家安危之道。
古代人君一旦即位，就册立太子，这是为了明确嫡庶的区别，以此塞住祸乱的根源。张昭远这一番话可谓"一言兴邦"之至理。帝制时代，权力交接自有合法程序，预先立储，正是让他人免去觊觎皇位的野心。
宫廷不乱，天下不乱，士庶平安。五代乱世，张昭远有此见识，已经迥异于一般朝臣。史称"帝赏叹其言而不能用"。后唐明宗很赞赏他的说法，但不能接纳他的意见实施。而李嗣源死后的乱局，也恰恰因为没有做好权力交接所致。
到了后汉隐帝时，张昭远正做着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卿。虽然这位隐帝望之不似人君，出于对社稷安危的关注，张昭远还是上书，要隐帝亲近儒家读书人，学习儒学经典和圣贤教训，不要亲近佞臣小人。
但刘承祐对此类建议毫无兴趣。历史经验：帝国管理中，国家元首对儒学没有兴趣，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是非观、价值观，剩下的就是权谋意识、丛林意识，或无以名之的那种疯狂的放纵、享受意识。
后汉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帝王不学无术是一方面，执政们也流于五代陋习，动辄蔑视帝王。如此一来，君臣关系紧张，就是逻辑中演绎的风景。
儒学屡屡倡导"君君臣臣"，其大义就在于：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如何像个君？如何像个臣？历代帝王自太子时代就有师傅教授，做了皇帝也有御前讲习。这些帝王之师都在按照儒学理念中的"礼制"设计教育太子或帝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大多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四维八德"等等相关。这是一些多年累积之国家治理经验和社会价值观，综合来看，这些东西可以概言为"公道"与"仁德"两大互相关联的板块。
在这些价值观指导下，君臣言行各有礼数。如《论语》所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因此，礼，不仅是上行仪式，更是下行仪式。如果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那就是邦国政治的失序。而政治的失序则造成帝国机器运转的"非正常化"--帝国一旦进入"非正常"，那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后汉隐帝时代，就在"非正常化"运作中，发生了悲剧。这个悲剧，是由后汉隐帝和执政们共同酿就的。
苏逢吉的第一劣行
欲知后汉之悲剧，先要知道一个叫苏逢吉的人物。刘知远时，苏逢吉跟着父亲做官，常代替父亲起草一些奏章文书什么的，刘知远召见他，觉得此人"精神爽秀"，于是做了官。但种种迹象表明，苏逢吉不是一个好官。他在性情刚严的刘知远面前表现甚为乖巧伶俐，以至于有些奏章，大臣们不敢奏对，苏逢吉就选了一些，揣摩着刘知远心情不错的时候，适时递上，往往也就获得了批准。刘知远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玩弄，这样就在众官之中形成了"苏逢吉上头有人"的感觉，于是人人都来巴结苏逢吉。
当时后汉制度草创，很多"典章"直接出自苏逢吉之手，但此人不学无术，只是随着事件的发生临时提出意见，所以史称"汉世尤无法度"。
在五代中，后汉尤其没有制度建设。他更不施德政，综观其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令人鄙夷的故实却一桩桩一件件。
苏逢吉的第一劣行是索贿。他的索贿，礼、义、廉、耻全不顾。
后汉初建，地方大员纷纷前来京师汴梁朝见新主刘知远。内中有一个来自凤翔的官员李永吉，苏逢吉认为此人是原来后唐的皇室，一定有皇族"奇货"，就派人暗示他，索要后唐皇上用过的玉带，说只要给我玉带，可以推荐他做一个州官。但李永吉告知他：没有这个玉带。于是苏逢吉让人到市场去购买一条玉带，价值数千贯，让李永吉代偿这笔钱。
又有一位客省使（负责外交、礼仪事宜的官员）名王筠，在后汉之前的后晋时，就到南方的楚国（当时占有湖南全境和广西部分，属于"十国"之一）公干，现在后汉建立，就回来向刘知远汇报南行结果。苏逢吉认为他肯定得到了楚国的重贿，于是派人去找他直接要东西。王筠有了"怏怏"之色，但没有办法，将带来的东西分了一半给他。
但李永吉、王筠，都没有得到州郡的官职。这事等于用了人家的钱财连事都不办。
索贿到这等境界，史上罕见。对待下级官吏不尊重，无礼；受人贿赂不去报答，无义；做官不清不白，无廉；公开指使下人讹诈，无耻。即使在五代乱世中去考察，如此邪痞的赃吏也是罕见的。
苏逢吉的第二劣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