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今属安徽）有个剌史，因为贪赃，秽不可闻，李嗣源令他自尽。汴州（今河南开封）有个仓库的管理主任，是国家功勋上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的亲戚，带头犯罪，形成了一个“仓鼠”团伙。大臣琢磨此人颇有地位，上奏请免一死。李嗣源说：“王法无私，岂可徇亲！”王法不能偏私，岂可因为亲近而废！于是所有人都被正法。
有一个朝廷供奉官，在皇上身边，史称此人“性贪狡”，性情贪婪狡猾。他奉诏监管仓库粮仓之类。监管，本来就是要他注意下属不要以权谋私，但他竟从中受贿，最后被人告发，犯赃下狱。此人跟权贵们来往较多，很多权贵为他说情。但明宗根本不为所动，坚决要求依法处理。最后有一位大臣名叫张从宾，借着禀奏别的事，假装不经意地说到这位供奉官，曲折地为他求情。
张从宾领忠正节度使（治所在寿州，今属安徽六安），此时正加官做着检校太保、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是个虚衔，但是朝廷最高荣誉官衔之一，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相当于禁军中的步军总司令。这位大员地位重隆，巧舌如簧，但被明宗看穿，回应他说：“非但尔言，苏秦说予，亦不得也！”
今天别说你来替那厮说情，就是苏秦来说我，也不可能！苏秦，乃是战国时挂六国相印的纵横家，史上著名雄辩人物。明宗引用苏秦典故说话，意思就是：这位供奉官贪赃枉法，只能严惩，谁来说情也没用。最后这位供奉官还是被正法。
大书《册府元龟》记载明宗李嗣源一事，颇有“天下意识”。说后唐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有个县令李商，被百姓告发“不公”。当时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最后的判决结果是：令李商“赎铜”，缴纳赎金赎罪。案子到了李嗣源这里，他不同意，下了一份诏书。大意说：
李商赃罪的判决，是依据了历史上的法律条款，但这律条处罚过轻，讲起来，道理有未尽之处。“古人立法，意在惜人”，何况圣君相承，国家无事，人人都知道奉公守法，所以司法判决都很轻。但自从唐末“丧乱以来，廉耻者少”，我践祚以来，“惟期不滥，皆守无私”，就期待着官员们不滥用权力，都能够公正无私。这位李商，不去“养民”反而专门“润己”，掠夺人家私有的庄田，还鞭打本户主人；国家给州县印玺，只为了行遣公文，他却带着印玺下乡，直接以官府的名义从人家中“取物”。根据这类案情看，他当什么官？大理寺这个判决不对，改判：“夺历任官，杖杀。”削夺历来的职务（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正法，处以杖刑。
大儒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提到此故实，夸赞李嗣源说：“读此敕文，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读这一篇诏书，明宗李嗣源可以说是得到处理政务轻重平衡的中庸之道了。
太祖一朝贪赃记录
中庸之道，长期以来得到误解，中庸，不是中间之路（尽管它包含着中间之路，也即中道的含义）而是“中”（音众）于“日用伦常”（“庸”
之本义）的平衡之道。中庸之道的主题词是“平衡”而不是“中间”。儒学论“权道”，很大程度上就是接近“中庸之道”的理念。所谓“权道”就是不离大经大法的应对变化之道。唐以前，用法较轻；但唐末之后，官员之中“廉耻者少”，这就需要对刑法量刑的轻重有新的应对变化。这就是“权”。如此，才能达到邦国管理的平衡，也即实现中庸之道。
顾炎武的十五字点评，是思想含金量极高的大智慧说法，用来评价李嗣源，允公允能；用来理解“权道”和“中庸之道”，言简意赅。
大宋帝国，自赵匡胤始，就继承了李嗣源这种治贪政策。宋初，郡县的官吏承接五代的恶习，贪赃枉法，欺诈良民，让赵匡胤痛下辣手，严惩贪墨之罪。宋开宝三年，有一位地方官员，受赃七十万，按传统律法不当死；当时老赵刚刚平定南汉，闻听此事，拨乱反正，特意下诏将其正法。后来在南郊祭祀天地神祇，按礼制，要颁发特赦令。老赵规定：大赦天下，但十恶罪、劫杀罪、官吏受赃罪，不赦。
左赞善大夫申文纬奉诏到商河县查验田亩，田亩多少直接关系到租税多少，但一村一乡田亩总数不差。有刁民就故意少报田亩，以备日后少交租税，但有少报就有多报，因此不公。商河县令李瑶收受贿赂，申文纬没有调查到这个事实，结果被人起诉告发。老赵知道后下令：杖杀李瑶，申文纬除籍为民。维护士庶利益时，老赵不手软。
给事中常准，在大名府为括田使，丈量田亩检查漏赋时，有诈取不公行为，地方农民上访，直到宫阙，老赵大怒，直接罢免了常准的两个官职，原来授他为兵部郎中，也免了。本县令程迪，则决杖流放到海岛。并诏令他县，官员括田按视，必须实事求是，不得虚报以加重百姓租税。
有一兵部郎中监秦州税务官名曹匪躬，还有一海陵、盐城两监屯田副使名张蔼，这俩货属于军队建制下的官员，居然命人带了紧俏商品往江南去做生意，谋取私利。赵匡胤知道了，曹匪躬杀头，张霭除籍为民。军人还想做生意？在赵匡胤时代，是绝不允许的。
薛勋，是国家粮库总管，掌管常盈仓（周转漕运粮食的仓库），漕运来粮，他盘剥最为严重。史称“受民租，概量重”，接受百姓的租税（粮食），使用大斗盘剥。此事惹恼赵匡胤，下诏免除了他的职务，发配到远方做苦力，跟他一块使用大斗进的仓吏杀头。官吏欺侮剥削老百姓，只要叫老赵捉住，基本就是剥夺政治权利，流放或杀头。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本纪》统计（这应该是一个不完全统计），两宋三百一十九年总约一百四十宗贪污案，其中大部分贪赃者被正法或流放。
这里是太祖赵匡胤一朝的贪赃记录，总二十二桩：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大名府永济主簿郭顗坐赃弃市。
知制诰高锡言，诸行赂获荐者许告讦，奴婢邻亲能告者赏。知制诰高锡坐受藩镇赂，贬莱州司马。
宗正卿赵砺坐赃杖、除籍。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殿直成德钧坐赃弃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
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檝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
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右赞善大夫王昭坐监大盈仓，其子与仓吏为奸赃，夺两任、配隶汝州。右领军卫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坐赃弃市。
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
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左拾遗秦亶、太子中允吕鹄并坐赃，宥死，杖、除名。左拾遗刘祺坐受赂，黥面、杖配沙门岛。宋州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休并坐赃弃市。吴越王奏内客省使丁德裕贪狠，贬房州刺史。太子中允郭思齐坐赃弃市。王全斌入蜀，贪恣杀降，虽有大功，即加贬绌。
不赦犯赃之罪
大宋帝国渐渐抛弃了五代恶习，国家建设走向正规，各地出现很多“循吏”，也即奉公守法的模范人物。“循吏”的出现，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郡县治，天下治。在乱世之中，“循吏”的出现难度极大，完全依赖于圣贤书教诲下的个人觉悟，因为得不到鼓励。但在治世之中，“循吏”有了受到朝廷鼓励的可能，更有制度性监督，故圣贤教诲就会在这样的气氛条件下得到更多的辗转张扬。所以，“循吏”多起来，才有希望推演天下太平的盛世。
史称宋代之所以得到“循吏”，有三个原因：第一，太祖赵匡胤之世，地方官出任，老赵都要亲自接见，考察、询问政事，觉得合格，然后派遣。这是精炼的“简择之道”。第二，然后又设各级监司，察访各州郡太守，太守又察县令，都需要按时向朝廷汇报察访结果，此事有专门的朝臣督治。这是缜密的“考课之方”。
第三，官员犯他罪可以从轻，但一旦犯有贪赃罪，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赦。这是严肃的“防闲之令”。
三个原因，其中之一是“除贪”。顾炎武又评价大宋这种“除贪”制度说：不赦犯赃之罪，是大宋得到循吏的重要原因，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以后，士大夫都开始知道廉耻，互相砥砺，应该与赵匡胤这种对赃渎的惩治、对廉介的鼓励有关。
船山先生在《宋论》中评价“誓碑”道：
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诸己而已。
呜呼！论到“誓碑”中的这三条，不说这是政制之盛德是不可以的！之所以说它是“盛德”，是因为这都是反求诸己的结果啊！
“誓碑”是老赵“立德立功立言”之举。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从此以后，“三不朽”成为中国人臧否人物的重要尺度。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三不朽”做了深刻界定，至今不可移易：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以此来衡量《太祖誓碑》，正是老赵一生“立德、立功、立言”的精彩写照。即使赵匡胤什么贡献也没有，仅凭“誓碑”一项，已经“立德、立功、立言”，足可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