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觉困觉，精神这样好，你自己去排队去！”他板着脸对孙子说。
孙子满腔不乐意地闭上眼睛，乖乖地在席子上躺好。这简直是管三岁小孩的办法，席先生心里苦笑了一番。可是自小，他父亲也是这样管他的，他也是如此管他的儿子，哪怕他受过匹茨堡大学的教育，也变不了，今天他又对孙子如法炮制。什么样的山上就得唱什么样的山歌嘛！
“早上的两张大楷别忘记写！”走几步，他又回过头嘱咐孙子。
“今天不是还要去签证吗？”孙子蠕动着嘴唇，怯怯地反驳着。
“又不要你去排队。不是老早告诉过你了，这练大楷，要像早上刷牙一样，养成习惯，不管这天你要做些什么，刷牙总要刷的吧？”
每天临两张帖，是他给孙子定的功课。孙子迟早要出去的，到了外国，就不大有机会再练习书法大楷了，因此，早半年前，他就给孙子定下这个功课。孩子嘛，就得靠大人管，嘴巴管不了，必要时，还得靠巴掌管呢！要不，他席先生自个的儿子，怎么从小成绩单上，连个八十分都见不到的？没这点本事，他想今天出去自费读研究生？
在踩这架吱吱作响的扶梯时，他真想凌空从天花板上荡过去。这吱咯声在万籁无声的清晨，有多刺耳！
经过一个白天和大半夜的炎热的烤熬，黎明前那些微的凉意，有如催眠师的法术，把整个弄堂的人们都投入梦乡之中，连露宿在后门口的人都睡得很熟，谁也没注意到席先生的身影。但席先生还是小心地低着头，好像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踽踽而行。
蓦地，前边弄堂拐角口窜出两个人影，正好是他楼下的父女俩。
“唷！老席，这么早，上哪？”
“哦……我……”席先生支支吾吾地想说上菜场去看看，无奈哪有手提公文包，衣冠楚楚地去菜场的？说去晨练，却穿着皮凉鞋。不过实践出真知，经历过多次运动的席先生，也学会了点随机应变，他悟到，凡别人问了一个你不想回答的问题时，你可以用同样的问题问对方，从被动变主动。
“你们……这一大早，去哪？”他反问道。
“我和同学们从海滨度假回来，火车误点了，把爸爸给急得……”邻居女儿回答。
“你说，能不急吗？才十七岁，又是个女孩子，我放心吗？”
当然不放心，舐犊之情，人皆有之呵！
“你去哪？”邻人又问。
“哦……去……这回好像风凉一点了，快赶回去洗个澡，睡个觉吧。嗯……再见，再见！”席先生哼哼哈哈地说着就抬脚走了。自己都感到自己做假得令人恶心。记得高中毕业时，学校年刊上专门辟了一个栏：爱与恨。他大笔一挥写过：最爱真诚，最恨“今天天气哈哈哈”的虚伪敷衍，岂料自己现在也学会了年轻时最痛恨的那些老人常挂在嘴边训导他的话语，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祸从口出”，“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如今不仅自己自觉遵守，也用来教训十八岁的孙子了，可悲！
自然，而今自费出国是国家允许的，非但不会给你惹祸，还能为全家添光，但席先生自有他的人生准则：不声张，不炫耀，不夸口，千万不能脚还没跨出，就让人把印给描下来了。
虽然这种事别人撬不掉，但人的舌头会压死人的，再加上，邻里们对席家在儿媳病危之际，也不叫儿子回来看一眼，总有点看法，有的说得很难听。对这些背后传言，自然蛮可以不顾它，但总是躲起点好！
席先生快步走出弄堂，车站就在弄堂口。这个时间的车次相距很长，他直挺挺地站在车站上候车，让进出弄堂的谁看见，又得费口舌解释，真烦人。中国人就老像那句英语古谚所说的：老爱把自个的鼻子搁到别人身上去。
席先生于是慢慢踱步，向路侧一条小马路拐去。耳朵留心着电车的声音。
沿街一家豆浆大饼摊已经在生炉子了，这个大饼摊，一直就在这儿，几十年了，打他做学生时就在那儿了。现在听说不少大饼摊都装修门面，改卖咖啡和西点了，唯有这里还是卖油条粢饭加豆浆，也难为它了。一个腰圆背壮的小伙子，光着膀子吊着只饭单，没好气地生着炉子，弄得煤灰满街飞。终生生炉子捏面粉团，从年轻力壮捏到人老背弯，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虽说革命工作无贵贱之分，可要让手中的面团时时刻刻跟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也实在不容易。话说回来，这条小街上要没有这个大饼摊，大饼摊上要没这么个腰圆背壮的生力军，那席先生可真要犯难了：这早点去哪弄？记得儿媳回来养病的当天晚上，妻子问她想吃点什么，她就说：“咸豆腐浆加油条，上面再浇点辣油。”
席先生怜悯地看一眼这个帅气的小伙子，他不是社会学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况且，这是人家的儿子、孙子，他实在顾不了。
夏天天亮得早，刚出家门时，似乎还是一片暗，可就这么一会工夫，树梢丛中，晨星已隐没，天边有了一线隐约可辨的光轮，黎明时那种清丽、晶莹和充满生气的气息之中，充满着一种深沉得无法言传的启示，这大约可以解释为：希望。
是呀，希望！三十年前，为了良心的安宁，也为了家庭的完整，更为了不堪忍受那个富得冒油的国家对有色人种的明显的轻视：你想在那边站稳脚跟，就得比白人付出加倍的努力，还得有弥勒佛一样能忍耐的大肚子！或许，这有点像两人面对面憋着，看谁先眨眼睛似的，就差那么一瞬间，你能顶过去，你就胜利了。可席先生就是没能顶过去！这时候新中国就像一艘满载着风帆的希望之船，冉冉出现在地平线上。
那时正值五十年代中期，国泰民安，世风日上，生活指数便宜，那真是席先生这辈人经常缅怀的黄金时代。
妻子封封沾着泪痕的信件，和儿子的日益长大的照片，终于把席先生召回来了。虽然在上船的一刹那，他还在叨念着哈姆雷特的那句名言：To be or not to be[5]……但他的脚，却已经果断地跨上了船舷！
他的家，还在这栋陈旧又坚固的石库门房里，冬天没有水汀，夏天没有冷气机，家里也没有当时在外国已经很普遍了的电视机。妻子还是像个新嫁娘般羞答答的，儿子倒是长得虎头虎脑，十分健壮，脖子上围着一条红灿灿的红领巾，左臂上还有三道杠。席先生的专业是电机，很快就被安排在一个研究所里任工程师。回到阔别多年、讲着同种语言和有着共同生活习惯的环境中，他有一种长途跋涉后，脱下了风尘仆仆的鞋子，换上居家的软拖鞋的舒服感觉。
但是，这种舒服感觉，仅仅几个月后就被破坏了。“反右”开始，亏得席先生到单位报到才几个月，大家还不怎么熟悉他，可是坐在他对面曾经十分照顾过他的一位同事，却给卷进风暴中了。那时，席先生还年轻，还推崇真诚，憎恶虚伪和明哲保身这种俗人哲学，他借着一个下雨天，叫了辆三轮，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地去看望那位同事。
同事的情绪很好，很自信地拍着自己胸脯说：“只要好好改造它两年三年，摘掉帽子，那时我也不过四十来岁，还依然可以做一番事业呢。”席先生也宽心了，两年三年，不过眼睛一眨的事，帽子摘掉了，就没事了。
不过，同事那为了节约房钱而紧缩了的居室，家里已经不见了影踪的钢琴、电冰箱，还有眼前一溜一个比一个个头小的孩子，这一切告诉他，现实是严峻的，并不如他们希望的那么简单，他知道他降级后的那点工资要对付两三年，就够困难了。
“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争取首批摘帽……”同事依旧在反反复复地念叨着，就像信徒在祷告，可是似乎越讲越缺乏信心，终于放声哭了起来，“我实在没有反党呀，我实在不是坏人呀！我只是讲话不当心罢了，可是来不及，已经来不及了呀！”席先生让朋友哭得浑身发毛，他忽地感到十分恐怖，感到自己脚底下这块土地在抖动，很不踏实，危机四伏！那同事到底没能等到摘掉帽子，一九五八年干部下放时，他作为“右派”被下放到一个农场去接受改造，当饲养员。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担水烧猪食。他是高度近视眼，去井台边担水，在冰冻的水洼上滑了一跤，后脑勺撞在井台上，待天亮后人们发现时，已没气了！当时，席先生也下放在那里，消息传到他们工棚，他又是着着实实地震惊了一番。好容易盼到节日休假回来，一跨入家门，他就将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的妻子紧紧抱住，儿子刚刚放学回来，书包带扣在额头上，鼻子冻得通通红，他也一伸手把他揽入怀里。这就是席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剩下的两件无价之宝，他发誓为着他们，要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做人。是呀，他有个多好的家。独家居住的整幢房子，一个臂上有着三条杠的儿子，体贴贤惠的妻子，只要他踏进家门，置身在家人之中，就可以把一切厄运关在大门外。他在门上装了三道锁！当心点，当心点呀！他时刻告诫自己。他把电机学全部放弃了，开始潜心研究政治防身学。但他还是感到，自己随时都在遭怀疑，变得神经质得很。而且他老有一种预感：自己很难逃过不知什么时候会来的一场政治上的大灾难。夜深人静之时，他会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说——内心独白也是轻轻的，好像这也会让人偷听去似的。他轻轻地对自己说：要是当初……他就与海伦在一起……他吓得不敢往下想，似乎怕额上也会像显像机样把他内心的秘密显露出来。可越是如此，他就越克制不住地要回想过去，那个遥远的、似乎是只存在梦境中的过去！那在异国的短短几年，比起他后来的一大段生活，要绚丽得多，丰富得多。在后来那段日子里，他是只求太平，已经没有“希望”了！一九六五年，他们弄堂里有一家子举家赴港，说实话，席先生打心里羡慕他们，恨不得变成聊斋故事里的小纸人，钻进他们的行李卷里一块走。要不要去碰碰运气？好久好久以来，他心里才第一次萌发出这么一点叫做“希望”的东西。他还年轻，专业还捡得起来，那匹茨堡大学的文凭，是很有权威性的，试一试吧？虽说他在香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但是，最让他向往的是，那边不会有“右派帽子”等这种心理上的折磨。To be or not to be，那句哈姆雷特的名言又来了，他权衡着，思索着，最后，那个戴着深度近视眼的同事，晃晃荡荡地挑着一担水，出现在席先生面前，同时紧蹙着双眉，趔趔趄趄地走着，“啪嗒”一下，摔在井台上，就直挺挺地躺着不动了！他汗毛都竖起来了。不行，不能申请，万一不批准，走不出去，留下申请的痕迹，他会遭到和那同事一样的下场的。于是，他自己捏灭了那股小小的希望的火苗。每个除夕之夜，看一眼安然地围在年夜饭饭桌上的一家子，席先生总会安慰地呷一口酒：我应付得还蛮不错呀。安慰之余，又有点茫然惆怅：早知今日如此混混沌沌装糊涂地打发日子，当初何必还千里迢迢、远渡重洋去学什么电机学？或者说，既然已经去了，何必再自投罗网往回走？但是，他终究没能逃脱，一九六六年的风暴，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闯开了他装了三把锁的家门。首先，四户人家侵占了他的住宅；接着，经过一番翻箱倒柜的搜查，他被作为美国特务，给带走了。那些头戴藤帽，手执长矛，气势汹汹的人，令他联想起在美国看到的三K党，所不同的是，三K党专门袭击肤色不同的黑人，而这些家伙，似乎对什么人都是虎视眈眈，恨不得把你当沙袋揍一通练练拳术。白天，他在单位里打扫厕所，洗试管，扫地；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就睡在大炉间隔壁的暗房里，与家人隔绝，独自一人送走那一个又一个的茫茫长夜。唉，匹茨堡那郁郁苍苍的校园，穿着黑色镶黄边的表示MAMS[6]学位的长袍，在庄严的教堂大风琴伴奏下，缓步上台领取文凭的场景；与海伦在一起，手拉手登上自由女神头部那三百九十级台阶的情景，不时折磨着他的心。当初他太懦弱了，他应当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不属自己母国的生活才对！年轻人在外国别无它路，只有适应。可他却临阵逃脱了！那天，他照常把从各组室里扫出来的废纸，倒入一个大麻袋中。忽地，在一张揉着的纸团中，“要离开大陆中国”的字眼跃入他眼帘。他四顾无人，伸出手把它展开揉平，是一张写着《我为什么要离开大陆中国——从×××的自白看他的反党嘴脸》的批判稿。他打了个哆嗦，不知为什么，他又迅速地一下把它塞进怀里。这是个很危险的举动。被隔离审查的他，为什么要藏起这张东西？他趁着上厕所，把传单夹在一叠草纸中间，插上那扇矮门，开始细细地阅读着。他不明白，他为啥非得冒这么大的风险读这份传单，为什么这张揉成一团的传单，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这据说是×××的自白，详细讲述了他逃离大陆的经过和他为什么要逃离的原因。席先生不知道那上面是真的×××讲的话还是别人伪造的，不管怎么说，那里面讲出了他长期感受、却不敢往下深想的一切！他努力抑制着自己筛糠般颤抖着的双手，以免手中的传单发出窸窣的声音。“……当我踏上这块陌生的彼岸时，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是，从此，加在我头上的一切罪名都不存在了……”席先生的喉头哽住了。他慢慢地把传单连同草纸，撕得粉碎，扔入马桶冲走了。一九七三年以后，情况似乎日趋安定，但席先生回不到研究所里了，因为那是保密单位。他被莫名其妙地弄到一个糕工场间工作。家里倒也安定，因为是独苗而照顾留在上海当刨床工的大学生儿子，也已成家，儿媳也是大学生，毕竟有知识，倒也孝顺文静，没有当时挺时髦的造反派的脾气。孙子小海，也已满地跑了。虽然整幢房子大部分被占了，好歹还有一个前楼，一个亭子间，比起那种家破人亡的人家，如今就是在糕工场里混，老席也感到自己蛮幸运呢！一天，老席被匆匆召回研究所，上午匆匆开大会宣布解放，宣布调他回所里资料室工作。他听了几乎像范进中举那样痴疯了，还没等他回过神，军宣队又命令他火速回家换衣整容，说下午有外事任务，让他一起参加。一位年轻、高个的外国人，含笑站在他跟前。他肩膀宽阔，套着合身的牙签呢上装，裤子的折缝笔挺，西装袖管外的两只浅蓝色衬衣袖口上，闪烁着两颗白金纽扣。呵，世上有什么比年轻、漂亮更让人羡慕呢！“亨利·史密斯，匹茨堡六七级毕业生，电机学工程师。”
他晶莹发亮的蓝眼睛，闪烁着一丝席先生十分熟悉的神气。
“我是海伦的儿子……”他说开了。
席先生只感到心头一颤，整个心疼得都蜷缩了起来。
哦，海伦的儿子！强壮，高大，漂亮，精神，揣着匹茨堡大学的文凭，有着足以保证他过着中产阶级水准的生活的收入，他满脸洋溢着自信和得意的神气。一个人，自己自信，这是生活中很重要的！可他自己呢？海伦跟她的亨利说起过他这个姓席的中国人吗？他此刻穿着一件特地换上的蓝涤卡人民装，由于有化纤成分，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闪闪发光，就像圣诞卡上那种发光的玩意。一双手，由于长年的体力劳动，已变得关节粗大，皮肤粗糙，指甲端里还嵌着那来不及洗净的米粉垢！他猥猥琐琐、战战兢兢地站着——长期被“排入另册”的生活，使他已不习惯用平视的目光看待对方了。站在这位年轻的晚辈校友面前，他感到自己好似一个正在挖战壕的小工兵，站在一位挂满勋章的将领面前一样。“妈妈半年前故世了，患乳房癌。临终前她一再要求我，来打听一下您！看看您！本来，如果健康允许，她准备自己跑一次……”哦，海伦！她患乳房癌了，她死了！
她有一对漂亮的、丰满的、柔软的乳房。外国女人就这么奇，看着苗条瘦削，可胸部却是意想不到的丰满。可是她死了，我们的世界太大，少了一个人，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个海伦的灵魂带走了些什么，他可是知道的！他的眼眶湿润了。本来他以为，经过如此一场严酷的人间浩劫，他已不会再伤感和流泪的。“对不起……”年轻的外国人静静地打量着他，然后谨慎地、彬彬有礼地说，“席先生，如果你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尽管他讲得很婉转，一点不让他感到尴尬，但他隐约流露出的自命不凡、居高临下的口气，还是让席先生感觉到了。“不，谢谢！”席先生一扫刚才那股自惭形秽的压迫感，挺神气地将两只肥大的衣袖往身背后一交叠，用一种典型的匹茨堡式语气道出这个“不”字，同时，不卑不亢地略略欠了下身。虽然没有镜子，但他自信，自己刚才的姿势一定是很够格的、很有manner[7]的。他这一行动与其说是在军宣队面前为自己撇清，更不如说是为了自尊。一九七六年以后，世道彻底变了。
儿子儿媳双双考入母校读研究生。随着高考制的恢复，恢复了一批名牌、重点中学。理发店里，女人烫发用的大帽子也搬出来了。而且……听说出境政策也开放了。《牧马人》上映了，单位里组织大家去看。小青年们对席先生开着玩笑：“席工，你是开过洋荤的。你看看刘琼扮的这个老头子像不像外国来的？”“不大像。有点像旧上海来的。”他如实回答，“不过他说的那句‘大陆的菜就是酱油味太重’，倒挺像。我刚从外国回来时，也就有这种感觉。”席先生如实回答。“呃，席工，你不想出去遛遛？”现今的小青年，听说席先生是留过洋的，就跟他特别好，老喜欢黏着他。“出去做啥？”席先生警觉地把住嘴巴，“年纪都这么一把了。”“出去遛遛，开开眼界嘛。哼，许灵均是憨大，要我有个爸爸在外国让我去，我就去，为啥不去？去了挣了外币往国内寄，增加国家外汇收入，又有啥不好！”“就是嘛，傻瓜才放弃这种机会呢。”
席先生听了吓得都不敢接嘴。这番话放在一九五七年，比“右派”还“右派”呢！但他尽管嘴上不说，心里却翻腾开了。他的儿子儿媳快四十了，现在虽然单位、工作都不错，可将来……谁能保证呢？他自个已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希望他们能安心做学问，出成果。但是，谁能向他保证，今后再不搞运动了？终于，他给亨利去了一封信，请求他为他的儿子办学者访问交流的手续。一切意想不到地顺利，儿子签出了——那时办签证的少，没听说过要起早去排队的。半年后，儿媳伴读也签出了。席家总算否极泰来，吉星高照了。但是，生活就像个爱恶作剧的顽童，你好端端地在走着你的路时，这个顽童就会冷不丁地撒你一把黄沙，或者，绊你一跤！儿媳去了不久，儿子来了一封信，告诉他，儿媳内耳道老是淌黄水，还有点疼，光去医院的检查费，就花了一千外币。没事，年轻轻的会有啥病？中耳炎，或者水土不服，劳累过度了。但儿子又来信了，他告诉父亲，妻子的病很麻烦，怕是那种不好治的病。如果在国外治，一个月的住院费、针药费，怕就要上万。而且也治不好。因此，他想和妻子一起回来了，希望父亲与他们原单位商讨一下，他们回来仍然回原单位工作。回来？不行！回来了再重番申请出去，那就麻烦多了。再说，也没有申请的理由。不行，儿子不能重复他当年走的这条路，无论遇到什么难处，他都不能走回头路！再说，孙子已经快升高二了，按席先生的经验和心愿，高中毕业就把他送出去，省得以后夜长梦多。因此不管如何，儿子是绝对不能回来的。自然，儿媳尽可以回来养病，用人民币治疗，把外币留着给小海做教育费吧。他去了一封信，充满了“务必”、“慎重”等分量很重的字眼。反复强调说，儿媳将来病好了，因为丈夫在外边，还可以重新申请伴读，如果两人都回来，那就从此走不出去了。把信投出后，他内心又生出一股犯罪感。他预感到，儿媳的病非同一般，良好的祝愿不是能治病的良药，很有可能，儿媳回来后就再回不到她丈夫身边了。但是，儿子是席家放出的一艘诺亚方舟，席先生再三考虑，还是不能让儿子回来！是他去机场接儿媳妇的。他站在接客处，只见长长的甬道上，儿媳那娇小的身影，随着嚓嚓的脚步，很快地向他走来，手里拖着一个硕大的带滑轮的旅行袋。“一路上，很累吧。”他忙忙过去接过她的行李。
“挺好。”她说，并抬起她那镇定、濡湿、聪明的眼睛，直视着他，“我没有什么，爸爸。”席先生慈父般地搂着儿媳肩头，宽慰着她：“休息几天，放松放松，身体就会好一点，许是在外国水土不服，又太累了，所以就会这里疼、那里酸的，好好休息几天，想吃什么，就让你妈给你做，我们再找个中医，吃几帖中药，准没事啦。”他越说，越感到心里宽慰，越感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儿媳宁静地笑着，顺从地依着他，他说一句，她就附和着点一点头，还不时插几句：“是的，医生都这么说。”来肯定公公的话。他与儿媳之间，从来没有谈得如此协调、投机过。他们走着谈着，一种不祥的预感终于袭上席先生心头：儿媳对自己的病情知道得很清楚，她已经认命了。她对自己的不幸安之若素，只为着丈夫和儿子，她独自忍受着无人知晓的痛苦。“我们会像对自己亲女儿一样照顾你的。你安心养着吧！”
他对儿媳说。
儿媳一人住在亭子间里，每星期由婆婆伴着去肿瘤医院做一次检查，回来她自己躲在房里不知干些啥，总是看书吧，儿媳是个用功的孩子，中学时就是高才生呢！在饭桌上，席先生发现，儿媳的眼圈总有点红红的，浮肿着……他感到很不安，或许，他应该以父亲的权威，给儿子去一封信：“别管你的学位和儿子将来的学费了，你媳妇在世已时日无多了，回来看看她吧……”他想象得到，儿子正处在留离难定的交界处，就看他当父亲的一句话。跟他自个年轻时一样，就看父母这一砝码往哪放了！但是，他写信给儿子时却说：“安心干你的，你媳妇有我们照顾着……”不能往回走，儿子绝不能回来，这第一块基石，绝不能动摇。
但是，那一天终于来了。
“送我进医院吧，爸爸。”儿媳平静地说。她已忍受了好久剧烈的头疼，吞咽也感到困难了，而且，连日高烧不退。扩散了。席先生和妻子轮班天天去陪伴儿媳，去自由市场花高价买吃的给她送去，但儿媳妇已经无力下咽了。“我不成了，爸爸。”儿媳无力地恳求着，“让他回来陪陪我吧！”“可是，他的学生护照已经失效了，回来了，就去不成了。小海怎么办呢？”他硬着心肠没有答应儿媳。儿媳懂事地点点头。可过不了几天，儿媳又哀求他了。
“我要见不到他了，见不到他了！”她消瘦得厉害的身躯痛苦地扭动着，“写信告诉他，让他回来，我害怕呀！”“好的，我这就写信告诉他。”他不忍心让她失望。他回去给儿子写信：“……正在住院治疗，病情稳定，基本已控制住，望专心工作，别担心……”人们可以指责他冷酷，狡诈，自私……但是，要对付这可恶的命运，你能戴着白手套，跨着优雅的舞步去对付吗？儿媳患的是绝症，让儿子回来，只不过安慰下这个不久于人世的病躯，可活着的人呢？儿子，还有孙子？他们可是健康又充满生机的力量，不能让她挡住他们的路。儿子不能回来，不能！他寄出信后，发现自己再没有勇气面对儿媳的病榻。回来的路上，他走过一座教堂，大风琴奏出的圣乐，隐隐约约地飘到马路上，在那慢慢悠悠的旋律中，席先生听出了宽宥和谅解。他踱进了教堂，在光泽晦暗的厅堂里，悄悄在一个空位子上坐下。他从来不信上帝，也不会做祷告，但人在走投无路之时，总要寻觅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上帝呀，我……”他在心里叨叨地向上帝讲开了。
儿媳的生命，艰难又痛苦地拖延着，就像一缕正在淡淡散开的烟云。在她清醒时，她会满怀希望地看着公公：“信发出了吗？他该收到了？路上十六小时的飞机，他快来了？”这时，他会感到面颊热乎乎的，但还是沉着地回视她：“快了，快收到了！”儿媳临终的那天，还恳求过他：“爸爸，给他发个电报吧，怕信……来不及了！”“好……我这就去发。”他满含着内疚、自责的泪水。但他知道自己一个字也不会发的。她费劲地，向他投来锐利的一瞥，眼角里含着一滴泪珠，然后就昏迷过去了，直到呼吸停止，她都一直没有醒来。幸亏她没有醒过来！
当医生填写了死亡证明书后，席先生竟感到一阵解脱的轻松。他从没料到，自己原来……竟是这样的！他都感到有点不大好对付这个新暴露出来的……自己的……性格特点了。邻里们和儿媳的娘家，对席先生始终不把儿子叫回来与儿媳见一面，是很有议论的，尤其是亲家。但席先生也不为自己申辩，生活中，原有许多事，是很难作出是与非的判断的。他早说过，不必太认真就是了。他相信，儿媳真的在天有灵的话，会谅解他的。沿街不少人家门口，都搁着正在生火的煤球炉，在原子时代，还用这种古老原始的燃料，与他出洋前一样，毫无改进，确实落后得令人心酸。席先生穿行在这些缕缕升起的白烟之中，似乎感到置身在香火缭绕的庙宇之中。他感到，对子孙的责任感，对儿媳的负疚感，或许今天小海签证顺利的话，可以打个句号了。愿一切顺利，送走小海，他和妻子就计划在苏州灵岩山，为儿媳筑一口讲究点的墓穴，那种有石台石凳的墓穴。再买下两个穴子，让他和老伴也陪陪她，省得她寂寞、害怕。墓碑做得醒目一点，不为了虚荣，只为了让孙子将来容易找到他们。啊，天透亮了，多好的早晨，想什么墓穴呀，墓碑的，世界完全苏醒过来了，正在盼望着，期待着，期待着新的进程，期待着新的变更，死者已属昨天，黎明，可是属于生者的呀！他匆匆向车站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