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吏治史上，清官廉吏总是让人们世代传颂，并留下千古美名。被康熙褒奖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于成龙的一生，是政绩卓著、奉公爱民的一生，是苦节自厉、甘守清贫的一生，他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名震天下。
于成龙从清王朝的基层提拔上来，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二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一心为民，不畏权贵，戒奢崇俭，不沽名钓誉，并能深入群众，体恤民情。他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对年已四十四岁的于成龙来说是一次命运转机，他从副榜贡生被选授为广西罗城县令。罗城县地处融江、龙江之间，四周是深山密林，环境溽暑潮湿闷热，经常流行瘟疫；汉族与当地瑶、苗少数民族杂居，由于受统治者的挑拨，形成世仇，社会动荡不安。被收归清政府还不到两年的时间，第一任县令被杀，第二任县令上任未到一年就跑了，因此，无人愿意去那里做官。于成龙的亲朋好友也都劝他不要去赴任，而他却执意不肯。临行前，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志向：“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然后，变卖家产凑足一百两银子做路费，义无反顾地去罗城。一个已被朝廷任命的地方县级官员，竟自费长途跋涉千里赴任，这在今天已难以想象，而于成龙却正是这样毫无怨言地走上仕途。到达罗城后，于成龙才感到现实情况确实要比想象的差得多。县衙既没有朱门粉墙，也没有大殿高堂，甚至连个土墙都没有，只是一座用荆棘围起来的院落，大堂只有草房三间，中间用土堆成方台，上面铺了一块木板作为桌案，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是一个农家小院，而身为一县之长的于成龙每天就坐在这里处理公务，接待百姓，慰问疾苦。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随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力，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建立保甲（一种军事制度），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乡民练兵，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贼魁俯首乞恩讲和。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对联，以示鼓励。三年就使罗城摆脱了混乱，得到了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一心想着百姓，尽力改变罗城贫穷面貌，而他自己却始终过着清苦生活。于成龙在罗城为官七年，住宅是三间破屋，没有厨房，只在案边设灶，晚上头枕钢刀而卧，以防野兽袭击。于成龙为百姓做了好事，百姓自然也爱戴他。当地百姓见他生活窘迫，便都来关心和接济他，一清早就有人来问他是否缺少柴米油盐，晚上又有人来问安。每次人们凑钱给他，他都笑着说：“我一个人何需许多，你们拿回去奉养父母，就等于我受了。”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阿爷”，家中的婚丧嫁娶之事都愿意与他商量。有一次，于成龙的大儿子来罗城看望他，于成龙十分高兴，在吃饭的时候破天荒地买了一只鸭子。他对儿子说：“我们两个人，煮半只鸭子就足够了，剩下半只腌起来，留着过年再吃吧。”儿子知道他历来生活节俭，就同意了。当地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都四处相告，说：“于大人的大公子来了，阿爷生活清苦，我们大家凑钱给他带点东西回去吧。”于是，各家各户凑了许多钱送来。于成龙笑吟吟地说：“谢谢大家了。这里离我家有六千里地，一个人带这么多钱，多不方便啊！”于成龙一定要让大家把钱拿回去，百姓们十分感动，都伏在地上，泪流满面地呼喊他为“于青天”！于成龙的突出政绩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金光祖对他刮目相看，于是将于成龙事迹申报朝廷，经吏部考核，将他举为“卓异”。所谓卓异，即卓越，不同于众之意。清朝把它升格为一种国家级的荣誉，类似于今天的全国标兵。《清会典·吏部》：“卓异者，必按其事而书于册。”于成龙为官二十余年，三次获此殊荣。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走的时候，罗城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依依不舍。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于成龙廉洁奉公，连去合州赴任的盘缠都没有。罗城地方凑了行资，派人暗中一路接济护送，才得以到达合州，情景感人动人。于成龙官是升了，但朝廷让这位清官去的合州却是困境重重，那里因常年战乱人口流失严重，一年向国家交纳的正赋仅有15两银子。但于成龙不到两年的任职时间，就使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于成龙又因政绩显著被提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于成龙对待案犯铁面无私，但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他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
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之后，他两次平定“东山之乱”，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显示了他卓尔不凡处理动乱暴乱的能力。为此，他又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清廷实行“海禁”政策，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他自己则自甘淡泊，一尘不染。福建巡抚吴兴祚以“廉能第一”将他上报，朝廷升他为布政使。未逾两年，出任为两江总督。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制定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康熙帝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于成龙历任湖北黄州同知、福建布政使、直隶巡抚、两江总督。官职越当越大，自奉愈来愈薄。他的清廉艰苦，几达常人不能理喻的地步。逢灾荒年岁，他以糠代粮，将口粮薪俸节省下来救济饥民。百姓尝有歌谣：“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他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代步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当地富户在他的带动下，也纷纷解囊救民。于成龙赴任福建途中，除行囊一捆，还带萝卜数十斤以供沿途食用。平日“饮茶”，皆命仆从摘屋后槐叶代用，久之，“树为之秃”。他一年四季不见肉味，遂得一雅号“于青菜”。公生明，廉生威，闻于公将至，“官吏望风改操”。
作为清朝一品大员的于成龙貌似严厉，其实待人非常随和，没有官架子。公务时间，他的衙署大门始终敞开着，官吏有事找他，就直接进入他的寝室。他的桌案上左边放着生姜、豆豉，右边放着案卷文书，就像农村的教书先生一样，随便与人交谈。江南生活比较富裕，许多官员以纸醉金迷为荣。于成龙以总督身份做表率，生活俭朴至极。客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清苦？他答道：“多留一些米，就可以多赈济一些饥民。”在他的影响下，江南各地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变化。官僚、巨商都脱下绫罗绸缎，改穿布衣；高门大户，将大门楼改筑成小门楼；横行乡里的少数恶霸，也都悄悄地避居到外地。但不少人是慑于于成龙的威势，表面上表现出改邪归正的样子，背地里却极力造谣诽谤，甚至有人诬蔑于成龙来到富庶的江南后，也开始作威作福，不像以前那样清廉了。由于众口铄金，连一向对于成龙颇为信任的康熙皇帝也起了疑心。于是康熙帝暗中派人去调查，得知实情后，拿出宝剑斩断桌子说：“如再有人说于成龙是贪官，这就是他的下场。”
于成龙清正廉洁，自甘淡泊；忠于职守，勤政为民；刚正不阿，百折不挠。其事迹之感人，为历代所传颂；其精神之广播，为官民楷模。他来也两袖清风，去也两袖清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于成龙逝世，享年六十八岁。官员亲友去他家吊唁，只见家中“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众人无不相顾痛哭，就连“平时心惮成龙者，俱感动流涕”。消息传出，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菜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还绘了他的画像，长期祭祀，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皇帝特地派员致祭，赐谥“清端”，还对大臣们说：“于成龙任总督江南时，有人说他变质了，操守大不如前。到他去世后，才知道他一生始终保持廉洁，为百姓所称颂。这是因为他本性耿直，不肖之徒心中嫉恨，才制造出这样的谣言。像于成龙这样做官的，普天之下能有几个呢？他真可以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廉吏啊！”康熙破例亲自为他撰写碑文，表彰他廉洁刻苦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