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是我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为官清正，耿直刚强，果断善决，有突出的政治智慧和才能。特别是在抵抗辽兵入侵的澶渊之役中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北宋政权的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寇准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寇相学问非常好，在五代后晋时中过进士，曾在一个贵族府第做秘书一类的小官。寇准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贫寒，可是深受书香世家影响的寇母十分重视寇准的学习。少年时的寇准，聪明好学，从书本上学到许多知识和道理。尤其对《春秋》三传，读得烂熟，理解得很透彻。这为他以后入仕从政打下了初步的知识基础。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十八岁的寇准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一年后又被派往巴东任知县。当时的巴东地处边远，经济落后，“井邑极为萧条，邑中才百余户”，且“县衙以下，全是茅草屋，了无片瓦”。因此没人愿来这里做官，县令职位一空就是两三年。但是，寇准却义无反顾地知难赴任。这个年方十九血气方刚的一县之长自踏上巴东土地，没多久就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探访了巴东的大村小户。巴东山高峡深、地广人稀，当地百姓世代“依山为田，刀耕火种”，经年劳作却难见收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寇准决定从百姓温饱入手，在巴东大力推广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生产工具。此外，他还在县衙首设专司农业的官员，在巴东农村广建劝农亭。
寇准时时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他在巴东公开打起公正执法、清廉为官的大旗，大力整改当地赋役繁重和积案日久这两项深招民怨的问题，该减免的减免，该平反的平反，该严惩的严惩，民心大快。百姓感戴他的德行，亲切地称他为“寇巴东”。巴东呈现出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升平气象。三年任满，寇准离任之时，万千民众以伞为道具载歌载舞为他送行。据说，这就是“万民伞”的由来，也是如今湖北恩施土家人以伞为道具欢庆丰收的歌舞形式的由来。
政绩换来政声。巴东三年，寇准早早地成就了自己一世的英名；巴东三年，太宗皇帝终于知道，年少书生亦可办大事。于是一纸调令，将他升任为盐铁判官。此后，寇准官运亨通，最终升至宰相。寇准能升官用宋太宗的话来说就是“临事明敏”，不是由于阿谀逢迎，依附权贵，相反，他刚正廉明不畏权，非常受人敬仰。史书记载，一次因寇准奏事直切，宋太宗一时羞恼，起身就要离开。众臣惊恐，偏偏寇准不是擅长察言观色之人，竟扯住宋太宗的衣袖，非要皇帝坐下来听自己把话说完不可。宋太宗是求治的君王，平日提倡“文死谏、武死战”。事后，他十分赞赏寇准的耿直和胆识，连连称赞寇准为“真宰相”，对左右不无感慨地说：“朕得寇准，犹如唐太宗得魏徵。”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春，中原地区大旱百日，禾苗枯死，饥民遍野。宋太宗召近臣询问朝政得失，群臣心存顾忌，多讨好敷衍地说：“旱涝之灾本是天命，古代圣君无不遭遇，陛下不必为此过于忧虑。”当问及寇准时，这个生性耿直之人，却借“天人感应”责备皇帝：“大旱百日不止，乃是因为德政不修，刑法不公。”宋太宗遭此恶评，心中很是不快，但又觉得寇准的话必有根据，于是忍怒容他细说究竟。原来，淳化初年北宋朝廷处理了王淮、祖吉两桩受贿案。殿中丞王淮贪赃千万，但仅被打了几杖便官复原职，逍遥法外，而情节较轻的祖吉却被处以死刑。寇准知道这是王淮的哥哥、参政王沔搞的鬼，心中早已愤愤不平，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上报此案，于是这才借此次皇帝问政之机，回明了此事。宋太宗听后，当即召来二府执政人员询问。与此案相关之人，得知事已败露，无不惊慌，参政王沔更是吓得魂不附体，连连谢罪。一场逆案，至此总算处置明白。由是百官忌惮，一时间朝野肃清，官吏清平，再不敢行以职谋权、贪赃枉法之事。
宋太宗去世后，年富力强的真宗皇帝早年就赏识寇准的慷慨大节和超人胆识。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参知政事毕士安上章称颂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志身殉国，秉道嫉邪”，举荐寇准为相。宋真宗当即准许，诏令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毕士安同朝为相。
寇准虽居百官之首，位高权重，却谦谨如故，闻过则喜。一次，寇准赴陕西公干，与曾任蜀地太守的张咏相遇道中。他知张咏吏治清明，才学过人，便有心请教。张咏觉得寇准“是个奇才，只可惜学术不足”。如今见寇准态度诚恳，便委婉答道：“《霍光传》不可不读啊。”寇准不解其意，回到住所，便急忙找来《汉书·霍光列传》一字不漏地读下去，读到“不学无术”这句话时，寇准恍然大悟：“多年来忙于政务，确实是荒废了学问，今后务须改过才是。”但寇准对阿谀奉承之人却深感厌恶，参知政事丁谓出自寇准门下，一次他们一同参加宴会，席间寇准喝汤时不小心把菜汤沾到了胡子上，坐在一旁的丁谓见了，连忙站起身来用袖子给他擦拭，寇准平时便看不惯丁谓的溜须拍马，这时便借机取笑他说：“参政乃国之大臣，难道是专门为官长拂须的？”丁谓当众遭此奚落，羞愧难当，从此怀恨在心，发誓要报复寇准。宋真宗晚年身患重病时，刘皇后主持朝政，其兄仗势横行，欺压百姓。案卷报到相府寇准的案头，年已六十的寇准铁面无私、疾恶如仇的作风不减当年，当即判处刘皇后之兄的死刑。此举虽为百姓除了大害，却也使寇准同刘皇后结下了深怨。不久，刘皇后便伙同身边的奸佞大臣丁谓几进谗言，致使寇准罢相，丁谓当了宰相。丁谓为了将寇准置于死地，把他一贬再贬，最后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去充军。事过几年，丁谓事发被贬崖州途经雷州。寇准的家丁闻讯，个个摩拳擦掌，欲加报复。寇准得知后，把家丁统统关了起来，直到丁谓过了雷州才把他们放出来。而他自己不仅不计前嫌，还特意派人备上一只蒸羊厚待丁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寇准坦荡大度的心胸不仅装着苍生和黎民，也容得下末路中的昔日政敌。寇准到雷州后，因恶劣气候，生活艰难，身体很快垮下来，于次年秋天在忧郁中病逝。
回顾寇准的一生，其清廉奉公仅从以下三个方面，就可以看出他的为官之道和为人之本：
一是明辨是非，清正廉洁。寇准任当朝宰相，可谓“官阶显赫，权通四海”，然“家无余财，衣无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驹牛”，深为黎民百姓敬仰。处士魏野作诗：“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称赞寇准官居高位，却未曾为自己建造一处私宅府第。亲朋问：“何不趁鸿鹄高飞之际，造厦以荫子孙？”寇准说：“吾乃当朝宰相岂可助长奢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惟先正己方能正人也！”寇准以身作则，不造官邸，廉政为民，就连一贯与宋为敌、蔑视宋廷的契丹人也对他景仰万分。寇准晚年被罢相贬到雷州后，一次辽使来到宋都，刚到朝堂，便四顾询问：谁是那个“无地起楼台”的相公啊？官宦们都羞愧得面面相觑，无人回答。
二是秉性耿直，刚正不阿。寇准是宋朝极言直谏的名臣。《宋史》多次提及寇准的正直，如“帝久欲相准，患其刚直难独任”；“准为相，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他奉诏言北方边事的利与害，直披肝胆，无所顾忌，深得宋太宗的赏识，被任为枢密院直学士。
三是勤政恤民，忠君爱国。寇准自始至终装着国家和天下老百姓的忧乐安危。宋太宗晚年，渭水南北番民经常骚乱。秦州知州温仲舒采取驱赶政策，寇准主张要用安抚的办法解决。宋太宗同意寇准的意见，派他出使渭北。寇准到了秦州，迅即拆除渭水南岸的栅栏、堡垒，恢复了番民的帐篷庐舍，调解了当地各族人民的关系。从此，秦州境内出现安定、和平的局面，各族人民得以友好相处。契丹侵宋，寇准积极御敌保国，澶渊和约签订前，宋真宗答应每年向辽国输银百万两。寇准却对宋朝使臣曹利用说：“虽有旨许百万，若过三十万，将斩汝！”曹利用真以三十万而和成。盟约生效后，宋、辽双方从此长期相安无事，交往甚密。后人以“澶渊会盟彰忠肝烈胆，宰相无第见亮节高风”，缅怀寇准的清廉风骨与千秋功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