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院子里有座西厢房，靠南面那间一年四季总是空闲着。那年春节过后，我从外祖父家串亲回来，一进院，瞥见一个陌生的男人，挑着满满的两桶水，走进了这间空房子。妈妈告诉我，这是靳叔叔，刚从很远很远的山东老家搬迁过来。
靳叔叔大约四十来岁，个头不高，黑黑脸膛上长着半圏黄胡子，说起话来眼睛眨个不停，看上去觉得有些滑稽。有什么事要告诉他，必须大声叫喊，原来他是个聋子。
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我总想接近他，和他唠上几句噫儿——多么聋我也不怕，我能够喊叫，我的嗓门尖、喉咙响。怎奈他是一个大忙人，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撂下把子就是扫帚，院里院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平素没有多少话语，闷怵怵的，人缘却很好。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看他“光杆子”一个，日子过得怪清苦的，便试探着给他提媒，要把邻村一个智力有些缺陷的女人介绍给他。
“我是一个伤残人，”他说，“家里又穷得叮当响，耗子溜进门来都要掉下几滴眼泪。只要人家不嫌弃，我没有任何挑剔。”这样，没过上半个月，这门婚事就做成了。于是，西厢房里便又添了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新娘比新郎年轻手大、脚大、脸盘大，个头也比他高外表上看，眉眼倒也顺顺当当；整天笑嘻嘻地，好像心里没有半点愁事。我们便称她为“笑婶”。“笑婶”特别喜欢戴花，无论是真花假花，山花野花，见着了就往头上插，十朵二十朵，叠叠层层，满头花枝摇曳，然后就对着镜子前后左右地照。却不懂得坐下来唠唠家常嗑儿，和丈夫说句体己话。
随着新人的到来一向寂无声响的西厢房里，突然变得不宁静了，有时候是“笑绅”的笑语喧哗有时候又是聋子叔叔的吵吵嚷嚷。听嫂嫂她们讲，办喜事那天，深更半夜里，聋子新郎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新娘脱衣服，而新娘却只是“呵呵呵”笑着，硬是不动弹。她越是在那里傻笑，新郎便越是恼火，最后，竟至蛮声蛮气地大吼起来：“你要脱裤啊！你怎么就不脱裤呢？……哎呀呀，真是不懂事。”自此，“脱裤啊，脱裤啊”成了村里的一个笑料。
这个“笑婶”确是有些“缺心眼’》眼见得天气一天天地冷起来了，她还穿着一件花布单衫跑出跑进，脚上却穿着一双大棉鞋。妈妈看她不会做针线活，便将一件年轻时穿过的带大襟的旧棉袄送给她。不料她却将前后两面颠倒过来穿反了结果，费了很大劲也系不上纽扣，逗得人们在一旁窃笑。有时，在大门外，还会围上一群孩子、大人，抓住“笑婶”的一些话柄来耍笑她。
每逢见到这种情景妈妈都要喊我回家不但不让我跟着掺合连看热闹都不许。她很看重这类问题，总是严辞厉色地告诫说，这样地取笑别人，是很不道德的痴乜呆傻没有罪过。妈妈没有上过学，说不出来“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番书本上的大道理，却从实际出发，悟出一条颇有些辩证色彩的“理论”：太阳爷不在一家头顶上红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上辈子聪明伶俐的，下辈人难免痴乜呆傻，现在你们笑人家，将来人家笑你们。
与“笑婶”整天嘻嘻哈哈形成鲜明的对比，靳叔叔却总是显得心事重重，终日里愁肠百结，紧皱着眉头。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逐渐地村里人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本事的汉子。村里有不少打鱼摸虾的，却没听说过谁能捉鳖，靳叔叔倒是一个捉鳖的能手。一到闷寂了他就拎着一支棍子，带上一个网兜，光着脚板，在沙岗子下面的池沼边上来回转游，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我好奇地跟着去看，他也并不往回拦我，只是做个手掌捂住嘴巴的姿势，我懂得，那是示意不要说话。
我便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照他那样定睛地看，也没有发现任何变化，他却从小小的水泡上察觉到了老鳖的踪迹。尔后，弯身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轻轻地往水里一投，那个刚要露头的家伙便赶忙缩紧脑袋，沉下水底，并且猛劲地往沙子里卧，再就一动不动了。一这些都是事后听靳叔叔说的。
这时，只见他不慌不忙，挽起裤脚，慢慢地走进水里，站在冒水泡的地方，一面用脚丫子往复地踩着，一面拿木棍试探，当察觉到下面有东西了，便弯下腰杆去摸，总是手到擒来，有时，竟能接连抓出两个老鳖，统统放进网兜里。然后，他又回到水边沙滩上来回转游了。一天过去，总能带回家去十斤八斤，第二天，一起送到集镇上的中药铺去。
到了秋天，靳叔叔凑了一笔钱，从市集上买回来一张张网片，然后连缀起来，分别固定在一些细竹竿上。我猜想，他肯定又要有新的动作了，便定定地跟在他的身后，等着瞧热闹。他说，时间还早，需要再等些天。一天，突然降温了，夜里下了很厚的清霜，早晨有些寒凉。我听见他在窗子外面喊了一句：“抓鹰去！”便赶忙穿好衣服，步出屋外，见他扛着缝在竹竿上的几片立网，手里还提着一只冠子血红、“扑楞扑楞”乍翅的公鸡，出门一直向东，直奔村外的一片林莽走去。
我们来到一块林间的隙地，把竹竿立网架设起来，看去宛如四面围墙。在网墙的里边，插了一个木橛，把公鸡拴在上面。然后，他就拉我走开，躲在远远的地方悄悄地抽着老旱烟。大约靳叔叔抽过了两锅旱烟吧，就见一只老鹰从半空中盘旋而下，几次试探着要把公鸡叼走，却由于有绳子扯着，没有达到目的，它就左冲右突，飞上飞下，终于触到了立网上，滑子一动，立网齐刷刷地扑倒在地，老鹰被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
“这是一只黄鹰，你看它的个头多么大！”说着，靳叔叔便从网里把它取出，用绳子紧紧地勒住了双翅，叫我把它栓在远处的树丛里。他看了看大公鸡，说，受了伤，不耐事，咱们趁便再抓一个。于是，便又把立网架了起来。
回到拴鹰的场所，我发现它有两根毛羽跌断了，（也许是猛劲勒断的。)心痛地说，毛羽一断，明天到集上就不容易出手了。不料，靳叔叔却呲着牙狞笑着明天！我还能让它活到明天？”话音刚落他一抬腿，就把黄鹰踢个翻白，再也不动弹了。一时我竟惊呆了，见他没有好气，也没敢问个究竟。沉闷了好一会儿，他才又说了一句：“看来老鹰也知道，落在我手里没个好。”这话是一语双关的，因为后一次架网战果不佳，足足守候了两个时辰，也未见老鹰的踪影，我们只好怅然返回。
转眼间，又到了“猫冬”时节。一天傍晚，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炒熟的驴肉，还有一瓶烧酒，硬拉上我父亲到他的屋里小酌——这里面自然带有酬谢房东的意思。母亲看他家没做晚饭，就让我给送过去一大盘菜饺子。靳叔叔便拉我也坐了下来。这天晚上显然他是喝过量了，平素寡言少语的他，此刻却说起来没完，说着说着，竟落下了眼泪。我们这才了解到有关他的身世，听到了一粧发生在三年前的惨痛的往事——
他们家祖居山东临沂县，已经不知道多少代了。到了父亲这一辈，遇到了从城里搬来的“土霸王”赫连福。此人心黑手狠，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靳叔叔形容他是“三角眼，吊梢眉，眼睛一眨巴一个坏点子”。一只鹰，一条狗，加上这个赫连福，被称为“村中三害”。狗是两条腿的，指他的狗腿子，是个有名的打手。鹰，据说是从俄罗斯买进来的，勾勾着嘴，圆瞪着眼，翅膀一张三尺挂零，整天怒气冲冲的，凶神恶煞一般。
鹰是赫连福的爱物，整天不离身旁，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以致老太太们早晨揭鸡窝时，总要唠叨两句：“小鸡小鸡细留神小心碰上赫家人。”这当然无济于事，年复一年，被这只老鹰叼走的鸡，毛血淋漓，无计其数。眼看着自己精心喂养的大母鸡被老鹰叼走，老太太们心疼得都要流出血来，却只能忍气吞声。如果有谁敢于说出半个“不”字，狗腿子便会立刻闯进门来，敲锅砸灶，闹得倾家荡产。
靳叔叔的父亲从年轻时就在赫家当长工，已经在这座黑漆大门里熬过四十个春秋了。这年秋后，他起了一个大早，赶着牛车去拉秫秸，路上坡坎很多，不慎翻了车，右腿被砸伤了。伙伴们把他背回家去，刚刚躺下，赫连福就打发人叫他过去，一照面，便恶狠狠地吼着：“真是个窝囊废！你跌伤了，倒没有啥；这大忙季节叫我到哪里去雇人？”老人越听越觉得不是滋味，气得“回敬”了一句怎能说坏了腿还没有啥呢？”赫连福冷笑一声，说：“有啥没啥，与我没关系，找你来是让你收拾收拾，赶紧回家歇着去。”就这样，苦奔苦曳了四十年的老长工，一句话就辞退了。
老人家回到家里，没吃又没烧，三天两头掲不开锅。这天早晨喝了一碗高粱面糊糊，就一瘸一拐地下地去拾柴禾。也是“冤家路窄”，合该出事，刚走出大门口，就和“村中三害”碰上了头。——赫连福摇摇晃晃地从东面走了过来，一只胳膊上挎着文明棍，另一只手臂上架着那只外国的老鹰，身后紧跟着那个打手。见到场院里有几只鸡正在低头啄食，赫连福便止住脚步，把鹰撒开。只听“嗖”地一声，那老鹰便闯入了鸡群，对着那只肥大的母鸡开始搏击。靳爷爷一见被捉的正是自家那只下蛋最多的母鸡，一时怒从心上起，恨自胆中生，照着老鹰就是一耙子。
靳叔叔说，当时老人想的是：撕了龙袍也是死，打了太子也是死，反正是一码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揍死这个鬼东西，也算给村中除去一害。说来也巧，耙子一抡出去，不偏不倚，正好打穿了老鹰的天灵盖，翅膀一扑楞就玩完了。
这可闯下了弥天大祸。老人被赫连福和打手劈头盖脑地揍了一顿，最后又被带回去关押起来。靳叔叔当时在外村扛活，听说家里出了事，连夜赶了回来，托人说情，争取和解。赫连福对来人说：若要放人回去，必须应下三个条件：第一件，这只鹰是神物，要为它举行隆重葬礼，出殡那天，他们父子二人要给它披麻戴孝；第二件，要像对待他家的老太爷一样，葬在坟茔地里；第三件，犯案的本人干不动活了，要由他的儿子献工三年，赔偿损失。
靳叔叔一听，立刻就火冒三丈，觉得实在是欺人太甚；但一想到遭受苦刑的老父亲，也便忍着怒气答应下来。可是，当去接父亲回家时，老人却死活不肯挪动地方，说是干脆死在他赫家就算了，也省得受这份窝囊气。结果，伤势本来就重，已经奄奄一息，加上又气又恼，第三天就一命呜呼了。靳叔叔急火攻心，两耳嗡嗡作响，当时便什么也听不见了。草草地埋葬了父亲，趁着夜静更深，索性一跑了之，隐姓埋名，下了关东。
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原本姓葛，靳是母家的姓氏。
后来，临沂解放了，他便捆起了行李卷，只身回去了。过了几天，“笑绅”也不知去向。我家的西厢房重新空了下来，依旧寂然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