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é-Hercule de Fleury,1653—1743）：
在国王耳边说悄悄话的不朽者
如果说弗朗索瓦·德·卡利埃知道怎样打通进入路易十四内阁的道路，他的继任院士安德烈—埃居尔·德·弗勒里接下来走得更远，他是与红衣主教黎塞留、马萨林一脉相承的政治家。在他的任期中，法兰西学院的第二十九把椅子在法国是仅次于国王御座的最有权势的座位了。
1717年当选时，他还不曾统领王国政务，但已是一位显赫人物。他曾是王后的指导神父，后来又是路易十四本人的指导神父。路易十四临终前任命他为未来的路易十五国王的导师。路易十五还只两岁时，一连串丧事接踵而来，使他成了他曾祖父的皇太子，五岁即登基当国王。这孩子喜欢这位神职人员，只信任他。当皇家马车经过时，民众拥挤在道旁企图透过帐篷看一眼年幼的国王，在他旁边对他微笑、在他耳边说悄悄话的就是弗勒里。
他凭这件事就拥有不同一般的身份；对于那些接近他的人，首先是学院的同仁，他毫不在乎让他们感觉到这一点。在庄严入院的那天，他说：“承蒙厚爱，你们全体一致选举我进入你们的学院，你们无疑也以此表示对你们尊贵的保护人的尊重，你们把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位子看成是一份遗产，犹如国王在最后的日子里对我的嘱咐。”
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逝世。他在1643年登基，足足统治了七十二年。很少法国人还记得他不当国王的年代。当然他们因为他连年发动战争，劳民伤财，受苦甚深；他们怨他，甚至恨他，他本人——据说——在病床上也后悔自己那么好战；但是法国保持了秩序和稳定。他的王朝的辉煌自然而然成为自豪的理由；不少人那时还在问，他的逝世是不是会使国家后退到内乱与混战的时代。
弗勒里还向他的同仁提到，他是“那个不幸的日子以后”第一个被他们的学院接受的人。然后他向他们谈到已故的国王，用的词语十分奇怪，若不是从这位前指导神父的嘴里说出来的话，还很不妥当。
“想到路易在上帝手里受点委屈，接受他早已习惯忍受的磨难，把磨难看成是对人类摆脱不了的缺点的一种正常惩罚，这总还是不错的，要胜过他不得不忍受的长久统治和历年战争。我一点不怕向你们提起这些充满痛苦，几乎天天回避不了新仇旧恨的日子，也正因为它们使他日益荣耀。”
当他在同仁面前向学院创建人黎塞留红衣主教致敬时，这位新院士毫不在乎表示出一定程度的亲近，他说：
“阿尔芒[7]，一提到他的名字，首先让人想到这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大臣；他是将相之才，担任枢机大臣时，不仅把法国治理得超过其他王国，还带动后人加入他的建国大业；阿尔芒，我要说，把国家的荣誉看成是自己的荣誉，非常明白把当世这些热爱文艺、志同道合的俊彦才子，组织在一个团体内共同建设我们的语言，必然会使它臻于十全十美，能使法国人应付任何重大的计划，既有力量，也说得诤诤有理，无愧于罗马与雅典的光华。”
他这样的直言不讳令人起疑，其目的不论是引起听众的惊讶还是愤懑，听了都以为他已经处于权力顶峰。其实他那时才刚刚开始得志。有朝一日，“埃居尔”这个名字或许会像“阿尔芒”和“朱利乌斯”，属于治理法国的神职人员；但是1717年6月23日入选法兰西学院那天，他仅仅是国王的导师而已。
他最大的荣誉迟迟才降临，并不表示他已无大事可做。他在七十三岁时总理政事，牢牢掌权直至九十岁；这在历史上也很少有与之相匹敌的光辉事迹。
弗勒里虽然野心勃勃，但不是个急于求成的人，从不显出他要一步登天的样子。他带着无穷的耐心等待时机到来。
他的仕途开始时与他这个阶层的大多数青年无异。1653年他出生于朗格多克地区洛代夫镇的一个小贵族家庭，从童年起便设定要过教士生涯。他在蒙彼利埃耶稣会神父那里开始学习，在巴黎继续深造。由于学业优秀，长得英俊，谈吐文雅，加上父亲几位有权势的朋友的提携，二十四岁那年他当上了王后的指导神父，过了几年又成为国王的指导神父。这个职位使他处于权力中心，虽不因此成为一线人物。国王手下其实有一个“宗教处”为其服务，由一位“大指导神父”领导，一般是主教级，处内有十一二位各个级别和年龄的指导神父。以此来说，弗勒里在1699年当上弗雷瑞斯主教，对他来说这是一次晋升，然而他却有点把这次升迁看成一次放逐，因为他必须离开凡尔赛宫廷以及宫廷的奢华宴会和钩心斗角。
弗雷瑞斯在那个时代是一座接近萨伏依公国的边境城市，还包括尼斯，后来有一天这里成为建立现代意大利的核心地区。路易十四与这个邻居，还有其他邻居，都保持着复杂的关系，时而结盟，时而毁约，时而进行劳民伤财的战争，时而缔造脆弱的和约。
1706年5月，两国关系紧张到极点，那时国王派遣四万士兵围困萨伏依首都都灵。摄政王维克多—阿梅代公爵向奥地利人求助，奥地利人由欧仁亲王率领前来救援，这位亲王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军事领袖之一。在四个月围困后城市取得突破，法国军队遭到惨败。到了今天，都灵人还是每年9月7日纪念突围胜利。
公爵与亲王取得胜利，决定乘胜追击，轮到他们入侵法国国王的土地，他们的目标是土伦港。他们在1707年8月进攻，得到英国人的支援，法国舰队为了不落入入侵者之手，不得不自凿沉入海底。
入侵者在反攻途中，到达了弗雷瑞斯近郊，要求对方投降。主教曾做过国王的指导神父，一般人都可能预料他在这场考验中会效忠于国王。但是他明确指出他首先关心的是子民的安危，他给入侵者传话，建议跟他们做一个交易：他们如果不对居民烧杀掠夺，他将在城内主教座堂给他们举行一场谢主弥撒。弗勒里果真穿上节日盛装给萨伏依公爵和欧仁亲王主持弥撒礼，他们也阻止自己的军队骚扰居民、夺走庄稼。教区老百姓对这样的安排喜出望外，但是凡尔赛宫对那时他们所称的“弗雷瑞斯先生”大发雷霆。给国王的敌人高唱颂歌？有人控告主教忘恩负义，犯有叛逆罪。
唯一不责怪他的，倒是据认为被他背叛的那个人：路易十四。至少可以这样认为，因为隔了不久，那天国王要给他年幼的皇太子挑选一位老师，他指派的是弗勒里，他甚至还小心翼翼在遗嘱上追加一条，指名道姓让他担任这个职务。
* * * * *
未来的路易十五在两岁时有过一次悲剧，这使他终生成为一个不幸、脆弱与得不到满足的人；但是这也首先让他坐上了王位。一场流行性麻疹在一个月内带走了他的父亲、母亲和哥哥，只留下他当了曾祖父的皇太子。他的教育问题交给了主教，这样一个任务远远超出一个导师的范围：主教在这位皇家孤儿面前充当父母的角色；对他，主教是教师、引路人、同伴、顾问，还是国家支柱，扶持他面对这个成人世界。
路易十五此后对他的导师从未摆脱过少儿情结。若由他说了算的话，他当国王后会立即任命弗勒里担任最高职务。但是朝廷各派势力相互倾轧，不论幼主还是老臣，都还没有足够的权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真正的权力一开始落在奥尔良的菲利普手里，他是路易十四的侄子，作为摄政王行事。他任期内最大的影响是法国遭受了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银行倒闭——这也是苏格兰银行家约翰·劳建立的“金融体系”的崩溃。花费无度的路易十四王朝欠下大笔债务，数目高达十年的国家收入；为了填补巨额亏空，摄政王同意约翰·劳印发纸币，让王国的金融财政由他一手操办；但是纸币迅速贬值，致使许多人破产。政府威信大失，遭到唾弃；但是国王因年幼而没有受牵连，民众对他还是非常热爱。
在十三岁生日那天，他宣布已达成年，可是实权依然掌握在老摄政王手里。后者在1723年12月突然死亡，国王还不到十四岁，另一位“有王家血缘的亲王”自荐当宰相，他是路易—亨利·德·波旁公爵，一个臭名昭彰的腐化与无能的人。少年国王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拒绝，不过他要求新权臣只有弗勒里在场时才与他谈论国家大事。
波旁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份束缚，心里盘算着一旦能够做到就摆脱它。
他分两步进行。首先竭力赢取路易十五的信任，带领他参加王族的游戏——主要是狩猎和游乐。后来知道他对女性产生兴趣，答应不久给他娶亲。
根据一份条约，国王已与西班牙公主定了亲。这件事发生在1721年摄政时期。路易那时十一岁，他的未婚妻三岁。她甚至还来法国居住，但是不在同一个屋檐下。大家称呼她为“王后公主”。国王到了十五岁，表示出娶亲的强烈欲望，他的未婚妻还只有七岁，要成婚不再等上好几年是不行的。波旁公爵决定撕毁婚约。弗勒里反对，但是他明白这是国王的愿望，没有竭力阻止。悔婚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必须把公主护送回国，这在西班牙人看来是奇耻大辱，几乎等于宣战。但是摄政王一心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开始寻找另一个亲家。
他相中了斯坦尼斯拉斯·莱兹辛斯基的女儿玛丽。莱兹辛斯基是波兰贵族，他借助瑞典人的力量匆匆登上王位，不久又被废黜。根据当时的标准，对法国国王来说，这场亲事门不当户不对，但是这位公主有其他优点：她已二十二岁，比她的配偶年长七岁，这样她可以毫不耽误马上成婚。
当他的“波兰女人”抵达时，路易十五容光焕发，情意绵绵。至今还留有1725年9月波旁公爵写给新娘父亲的一封信，语气热烈地告诉他，国王在洞房花烛夜给了他的妻子“七件爱的信物”……
几星期以后，波旁自信他是国王幸福的促成者，国王夫妇必然对他感激万分，清除弗勒里的大好时机已到。这是在12月18日傍晚时刻，公爵进入王后的寝宫，要求她派遣她的荣誉骑士请国王过来见她。路易十五正在跟老师谈话，立即离开他来到妻子身边。
他看到宰相在妻子房里很惊奇，但是波旁向他解释，因为他必须马上见他，所以使用了这个花招。他刚才收到一封重要信件，必须给他过目。这封信来自正在罗马出差的一位高级神父，他严厉控告“弗雷瑞斯先生”（那时有人还是继续这样称呼弗勒里）。国王接过信，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底，然后交还给他，一言不发。
“您有什么想法？”公爵问。
“没有想法。”
国王对刚才向他揭露的事没有反应，波旁表示吃惊。他不采取措施，发几条命令吗？他要做什么吗？
“事情到此为止！”路易十五动动嘴唇命令说。
另一位知道他的心机已经落空。
“难道是我不幸引起了陛下不快么？”
“是的。”
“陛下再也不对我有所恩赐么？”
“再也没有。”
“唯有弗雷瑞斯先生才得到陛下的信任么？”
“是的。”
公爵跪倒在他脚边，要求宽恕。国王不朝他看一眼，喃喃说：“原谅你吧。”然后走出房间。
他生气，但是愿意再也不提这件事。他回到自己的寝宫；第二天一早，像往常那样前去狩猎。他回来后传话要见导师。有人对他说导师已经离开凡尔赛宫。
直到这时候，国王才知道前一天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了什么。弗勒里早已感到有人正在搞什么阴谋。当时他转身朝着王后的寝宫走去，但是公爵的手下人阻止他入内。难道在妻子与大臣的共同影响下，他的学生已经决定抛弃他？这可能吗？他难以相信，但是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那天晚上，他的反击表现出老练的政治手腕：他命人准备马车，离开城堡，给国王留了一封告别信。他在信中说得很具体，我的效力从今以后归于无用，我希望能够到伊西的圣叙尔皮斯修道院隐居，在那里修业祈祷，得到永福。信写得既恭敬又热情，当路易十五第二天读到时，深信他的亲信将永远离他而去。他哭个不停，第二天早晨，人们看到他惊恐不安，神情萎靡。他对妻子再也不愿说一句话，因为她卷入了一桩阴谋，企图欺骗他。他显得那么激动、颓唐、易怒，有罪的波旁没有其他选择，只得派一名使者到伊西，恳求他的政敌回来。
弗勒里同意回到凡尔赛。公爵在宫里还待了几个月，名义上依然是宰相，但是被剥夺了一切实权。1726年6月11日，一位官员捎给他一张条子，由国王亲笔所写，有人认为是由他的导师口授的：“我命令你前往尚蒂伊，待在那里直至有新的通知，否则以违抗罪惩处。”路易—亨利·德·波旁回到自己的领地上过日子，从此再也没有出现。
为了防止王后有心庇护失宠的人，弗勒里亲自到她的寝宫，带了另一张条子，同样是他不久前口授他的学生写的。“夫人，我请您，或不得已地命令您，按照弗雷瑞斯主教的吩咐而行，这也都是我的意思。”落款签名：路易。
弗勒里从伊西修道院一回来，国王建议他代替波旁当宰相。他接受职能，但是拒绝头衔。他对国王解释说，由于他年事已高，若是正式的宰相，必然有许多文书报告要他签署，难以脱身处理朝政。况且他怎么也不需要各种头衔，重要的唯有国王的信任；只要有了国王的信任，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去领导政府；他若失去国王的信任，他的头衔对他也不再有用，不久前失宠的波旁可作为例子来说明这点。不过，他当“弗雷瑞斯老主教”为时太久，国王若能在教皇面前说项，使他获得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他会满怀感激地接受。
当他执掌权柄时，他已七十三岁，大家都相信他就再待上几个月而已。他活着，他治理，时光流逝，显得对他毫无影响。八十岁、八十四岁、八十六岁——他周围的人都禁不住算起了他的年纪。八十七岁、八十八岁。朝臣们瞧着他简直不敢相信。当他轻轻松松活到九十岁，头脑清晰，德高望重，国王对他的信任如同往昔，他的年龄不论对他的亲信还是反对者，都传为美谈。在公开场合，当然称呼他“阁下”；但是他不在场时，称他“不老翁”……
圣西蒙公爵对弗朗索瓦·德·卡利埃尊敬有加，讨厌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这位继任者，做出瞧不起他的样子。他仅仅承认“弗勒里在年轻时长得一表人才，一辈子保持那样的残余仪态。他谴责他在大人物面前总是卑躬屈膝，殷勤出入他们门下，其实他在那里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经常抢在人前说些奉承话”。
公爵不能接受的是，一位外省小乡绅居然能够升得比他高许多。不错，卡利埃的出身更低；但是他一直是为国王服务的人；而弗勒里——据这位回忆录作家气呼呼的用语——变得“更像个绝对君主，而不是个宰相”。
路易十五的良师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后来，都有不少反对者。他的政府组成在讲究排场的奢靡年代后，不能不显得寒酸，没有气派。他操心的是和平、清理财政、稳定货币，使经济重上轨道。有人谴责他没有为了控制北美洲而坚持跟英国人打下去；他若真正想使新世界变成一个新法兰西，必须运筹帷幄，主要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会引起大量财政支出，他选择不这样做。他治理国家谨慎小心，可能太谨慎小心了一点，有时宁可遭受损失也不轻易去冒前途难料的风险。这种态度更接近卡利埃而不是路易十四的学说。此外，把弗勒里入选法兰西学院时发表的演说仔细阅读后，可以看出他对已故国王的一个批评，国王临终前所受的痛苦，可以说是上天对他“恰如其分的惩罚”，不是因为他那些“人类不可分离的缺点”——骄奢淫逸——而是他发动“长年累月的战争”。
对一个国家来说，清理财政，发展公路，要胜过占领一个新省份，这样的政治理念符合我们今天的感情。有一天，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被人问到，历史上哪个时代他的国家得到了最好的治理，他毫不犹豫回答说：“1726至1743年之间是个了不起的时期，那时法国政府是由弗勒里红衣主教领导的，他是我们曾经有过的最优秀的宰相，一个外省人，做事严格，他振兴国家财政，却没有把钱放进自己的腰包。”
早在18世纪，弗勒里这种既讲究良知又不忘严格的作风，给他带来一些意料不到的赞词。伏尔泰在《路易十五时代简史》一书中关于他是这么说的：“大家需要他喜欢的这个和平……他让法国静静地弥补损失，扩大贸易去发财致富，不标新立异，对待国家如同一个强壮结实的躯体，让它自愈恢复。”这种话里有话、暗含赞扬的话，来自一个不是他阵营里的人，而他在前几行的语句中，提到他时还说“他性格中缺乏崇高理想”，他的精神“狭隘”……
孔多塞侯爵讨厌红衣主教，崇敬哲学家，他曾给伏尔泰写了一部出色的传记，看到这条相对善意的看法很恼火。他的解释是：“伏尔泰跟他很接近，因为他就是爱打听路易十四王朝的宫廷逸闻，弗勒里也喜欢说。”接着又加了一句，说后者实际上更可说是哲学家“不出面的迫害者，而不是保护者”。
最后一种看法令人想起他性格的另一方面，这是弗勒里的反对者有时直言不讳、有时字里行间对他的指责，说他还把这个同时传给了他的国王学生，那就是闪烁其词。众口一词提出那么多的证据，很难叫人不相信，但是话要说回来，这个缺点在出入朝廷的大官中应该不少见。
更为严重的是孔多塞提出的另一条指控：“为了易于统治，弗勒里要阻止法国人去议论，甚至去思想。”事实上也是，红衣主教一旦感到苗头不对，凡是对教廷和王权有所不服从的，就毫不犹豫加以严厉对待。当他们宣扬另一种严格的宗教观，对专制主义表示怀疑的时候，他大肆镇压冉森派。1731年，他下令封闭亭子间俱乐部，那里聚集了二十来位知识分子，每周六晚上在铜柱广场的一座特殊公馆内开会，对社会和政治改革进行自由议论。这样的圈子来自英国传统，在启蒙时期开始时也有不少法兰西学院同仁出入其间。
弗勒里接着还担心来自英国的另一个新现象，它具有极大吸引力，尤其在贵族和文人中间，那就是共济会。这个组织的起源极为古老，但是一般认为其现代的组织形式是1717年随着伦敦成立大支部后开始的。作为基础的组织法是由一部分奠基人制定的，其中有一位胡格诺牧师让·泰奥菲勒·德萨吉利埃，原籍拉罗谢尔，他大约是在南特敕令撤销时随着全家逃离法国的。
最早的几个支部不久前在巴黎成立，起初是几位英国侨民，后来有高层的法国人参加。弗勒里一开始下令警察局调查；四个月后他得出结论，支部必须停止活动，“已引起陛下不快”。真相可能恰恰相反：路易十五好像接触后受到了吸引，他的亲信中也有人参加，有几个还鼓励他走上这条道路，但是他的老导师要干脆把它切断。但这不过是一声警告，镇压是很有限的；每次治安部队获知在某个公共场所有集会，派人前去禁止，总是碰上几位朝廷大臣，如安坦公爵或克莱蒙伯爵，警察局官员当然不愿意惹麻烦，就只是对店堂老板轻轻一罚了之。
说实在的，弗勒里在感情上对这件事也左右为难。共济会在法国初创时也曾跟他联系过，表示他们乐意看到国王本人接受会长一职。红衣主教经过一番思索，认为还是谨慎为妙，教皇对这个运动持怀疑态度，正在准备压制它，国王可能会走上与教皇相冲突的道路。同时，弗勒里也丝毫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跟国王的朋友与亲戚搞得剑拔弩张。
据某些历史学家的看法，他对待这桩棘手的事件八面玲珑，手段非常巧妙。这样当他得知圣座将要发布一道教皇谕旨，谴责共济会，禁止天主教徒参加时，弗勒里抢在前面——在1737年8月由他先行禁止。以至于这道《教皇谕旨》公布那天，事实上已经迟了几个月，他拒绝在法国境内执行，认为这个问题早已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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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西学院内部，第二十九号坐席的座上客有时候行事好像是个太上皇，而不是彼此平等的院士。当那位著名戏剧家让·拉辛的儿子、诗人路易·拉辛，准备提出参与院士选举的申请时，弗勒里怀疑他有亲冉森派的嫌疑，把他调离巴黎，任命他到马赛当皇家财政稽核，后又再调至其他城市；他只能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红衣主教逝世了，才又回到首都。
这个人同样一度阻止孟德斯鸠的当选。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里面对王权进行含沙射影的批评。作家说是他的出版人擅自添加的那几个章节触犯法律，他接着还出版了一部洁本，把它作为唯一的真本上市。弗勒里当然不是好糊弄的人，不过孟德斯鸠的悔过对他也够了；他装作相信他的解释，也就让他当选了。
这是在1728年。这位大作家只得“委曲求全”，去穿过这扇门。但是他进入法兰西学院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神职人员逐渐失势，让位于哲学家。从今以后这两个派别人员的力量对比将要颠倒过来，以至于1743年1月弗勒里主教逝世后，对立派的当然领袖伏尔泰本人看上了他的椅子。
这把具有象征意义的椅子若能攻夺下来，对于哲学家们来说是多大的胜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