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下西洋，这一历史壮举不仅震撼了国人，也震撼了整个世界，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的文明与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国家开始了工业化前的原始资本积累，争夺海上霸权，在美洲、非洲及亚洲等地，用“剑与火”，进行血腥的殖民地掠夺。然而，郑和航海的性质与之是截然不同的，使团抵达之地，从不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而是施恩布德，共享太平之福。郑和船队为文明礼仪之师，既未强行占领别国一寸土地，也未掠夺当地一分一毫的财产，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睦邻友好的精神。
当时的东南亚、南亚、非洲很多国家都对中国的礼仪、风俗、服饰、历法、度量衡、生产技术等非常崇拜，为此还纷纷派学生到中国求学。文化的传播加速了他们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增进了和中国的友谊。同时中国也了解了各国的情况，学到了外国的生产、生活经验，促进了物种的交流。郑和信奉伊斯兰教，但他对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也很尊重，出航前后都要朝拜妈祖，祈求神佑。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外交往的基本政策是“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所得，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对各国要“厚往薄来”，他的意思是不图各国臣服的虚名，和各国交往要一视同仁，以诚相待。明成祖朱棣继承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对外政策，电讲究“内安诸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宣德化而柔远人”，“四夷顺则中国宁”，因此“锐意通四夷”。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敕谕各国王“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派郑和下西洋就抱着建立和平、友好、安定、有序的国际秩序这样一个总目标。
郑和七次下西洋，不仅打通了中西海上航道，还将明朝“礼治”外交推向了全盛时代，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西方万国，奔走臣服，充凑于廷”。明代京师也成为了中国同亚、非诸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明朝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朝和东南亚、南亚、非洲地区的国家增进了友谊，一些小国希望明朝支持他们抵御强大邻国的欺压，而明朝主持了公道。郑和下西洋时调解的国家间纠纷，主要有安南和占城，满剌加与暹罗，三佛齐与爪哇，锡兰和各邻国的争端等。正是由于在政治上友好，贸易上有利，许多亚非国家纷纷派使臣来华进行朝贡贸易，这实际上是一种官方贸易。明朝对一些国家规定三年一贡或二年一贡，很多国家不仅年年来，有的甚至一年来几次。明朝政府对违令来的，还是允许贸易。仅明代永乐年间郑和到过的海外各国派使臣来华的就有318次（不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国王率团来华访问的有4个国家的11位国王，其中有3位国王逝世并安葬于我国，苏禄国东王葬于德州，渤泥国王葬于南京，古麻拉朗国王葬于福州。
因此，郑和的航海创举不仅在南洋与印度洋各国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他们还将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等物品和先进的华夏文明远播至所到的亚非围家，并进行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使中困“知异域之事”，“普天下何若不同”，也让“远夷知尊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