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能适应环境，并以此为满足，他们并不太讲究舒适与方便。当然，我们这么说的标准依照的是西方人而不是东方人。我们现在要谈论的，是在所谓舒适与方便问题上，东西方人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
首先从中国人的服装说起。在前面曾谈到中国人轻视外国人时，一方面就是因为西方人的服装样式，不能为他们所接受。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中国人的外观打扮，也会令西方人很难接受。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有这样一种打扮，即把前半部分的头发剃光，让本来应该得到保护的部位暴露于外。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这种削发方式，是中国人在刀尖之下被迫采取的，并以此作为忠于皇帝的标志。既是如此，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削发方式，中国人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舒适，而且或许再也没想过要改变样式。
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中国文明有许多不可理解的现象。据说这个民族起先是游牧民族，按理说，他们在毛纺技术方面应该有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他们却不懂。虽然有一个特例，即这个国家的西部有一些毛纺业，但是这一技术并没有被普及，我们看到的还是漫山遍野的羊群。
在棉花传入中国之前，这里的人们是用灯心草一类的植物纤维做衣服的。现在，整个国家完全是用棉花织成布来做衣服。在有些地区，冬天异常的寒冷，人们就不得不穿好多件衣服，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一个小孩要是摔倒了，常常爬都爬不起来，就像掉进了一个桶里。但是，我们从没听人抱怨过，穿这么多衣服很难受等诸如此类的话。我们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不愿意忍受这种束缚的，无论如何都会想方设法摆脱它。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们没有、也不穿任何的内衣。虽然对我们来说，不能没有那种可以经常换洗的棉毛内衣，但是中国人从没想过这种需要。他们为了对抗寒冷，用很多的衣服裹住身体，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么穿衣服不舒服，但是他们也不是特别在意。我们曾经给了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一件内衣，告诉他每天都要穿着，就不会受寒了。但是一两天后，我们发现老人又把它脱掉了，因为他都快“热死了”。
中国人穿的鞋子是用布做的，经常会渗水变得潮湿。如果天气冷的话，脚底板整天都暖和不了。当然，他们还有一种防潮的靴子，是上过油的，但价格相当昂贵，很少有人用得起。雨伞也是如此，在中国人眼里，都是奢侈品。让雨淋湿的人，很少会把衣服换下来，而是很自然地让身体来焐干。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的手套很好，但自己却没想过要用。即使在北方，那种不灵便的连指手套，也是难得一见的。
最令外国人烦恼的是，中国服装居然没有口袋。一般情况下，外国人希望衣服上有许多口袋可用，外衣胸前的口袋装记事本，下面的口袋装手绢，衬衣的口袋放铅笔、牙签、怀表之类，其他地方还要放小刀、钥匙、皮夹子。外国人把经常用的东西放在身上，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像小梳子、折尺、开塞钻、靴扣、镊子、指南针、小折叠剪刀、弹子球、小镜子和自来水笔等。
中国人就不同了，他们几乎没有用到过这些东西，就算要用，也没有口袋放。如果他有一块手帕，他会把手帕塞在怀里，即使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你把重要的文件交给他，可就要担心了，他会把文件塞在绑腿里，虽然上路前他认真地扎紧了，但是，带子在不知不觉中会变松，文件也常常会丢失。如果身上还要带其他的东西，他们一般就把东西放在卷起的长袖里，或帽子的某个地方。
在中国人身上很难找到放小东西的地方。他们会把钱卷成小筒夹在耳朵上；钱包、烟袋、烟杆一类的东西，就系上带子挂在腰带上；钥匙、梳子、古钱系在外衣的纽扣上。人们要异常地小心，稍不注意，这些东西就会丢失。
在照顾孩子方面，知识也严重匮乏。他们不知道婴儿对温度的变化异常敏感。不但不注意给婴儿盖好被子，甚至还经常掀开被子，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孩子。从这些无知的做法中，我们就可以了解、解释这样的事实，即为什么许多中国婴儿满月之前，就会死于因突然受寒而发作的惊厥。
当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在中国的有些地区，人们用一种沙土袋代替孩子的尿布。这对于西方的母亲来说，想想都会惊恐万分。这些可怜的孩子吊着一个沙袋，就像青蛙“背”着一个铅弹，根本不能动弹。至今，在这种做法流行的地区，如果一个人没有实际经验，还会被人们说成是没脱掉“土裤子”。
中国人很能将就，不仅表现在服装上，在住房上也是如此。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且不去说那些没房子的穷人，来看一看有房子的中国人。他们似乎不愿意在房子的四周种些树用来遮荫，而是喜欢搭个凉棚。即使不搭凉棚，他们也不会去种遮荫的树，而是种些观赏类的灌木。酷暑来临，院子里热得受不了，他们干脆坐到街上去。实在不行，就回到房间里去。大多数的房子没有北门，只有南门，因而空气无法形成对流，屋里不见得有多凉快。如果问起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时，得到的回答不外乎是：“我们的房子从来就没有北门！”
在中国的北方，人们一般都是睡炕。炕是用砖坯垒起来的，可以在中间烧火加热。外国人很难适应这种炕，如果没有烧火，炕就会很凉；如果火烧的太旺，后半夜的时候会被热得睡不着。不管怎样，炕的热度是不可能一夜都很适宜的。此外，由于材料的原因，这种炕还会生虫，即使每年都更换砖坯，这些不受欢迎的家伙也不会消失，因为整个房间的墙上早已都被它们占据了。
害虫会传播疾病，这是许多中国人都知道的，但是，却没有人去防治这些害虫。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许多人家的墙角上都挂着蜘蛛网，没有人打扫。对于苍蝇和蚊子，中国人更宽容，它们闹得太厉害时，就烧一些有香味的草驱赶它们。
睡觉用的枕头，在东西方的舒适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在西方，枕头是用来支撑头部的，是一个装着羽绒的袋子；在中国，枕头是用来支撑颈部的，或者是一张小板凳，或者是一截木头，或者是一块砖头。如果以中国人的方式枕着中国人的枕头，那无疑是在受折磨。同样的，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所使用的枕头上睡十分钟，这是肯定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中国人不懂毛纺技术，不仅如此，他们对家禽的羽绒也不感兴趣。中国人不知道羽绒可以制成被子，任羽绒随风飘走。他们只知道羽绒可以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是把羽毛扎起来做成鸡毛掸。在中国西部，为了保护刚出芽的麦子和豆子不被动物吃掉，家禽的羽毛被随意地、厚厚地散布在地里。
对西方人来说，最好的床要数钢丝床，坚固而且有弹性。但是，中国人的观点显然不同，当中国一家最好的医院添置了这种床时，竟使得置办这些用品的医生失望了，居然有病人宁可躺在地板上，也不愿意睡在床上，因为他们觉得躺在地板上就像在家里一样舒服。
中国人居住的房子，一到了晚上就会变得异常昏暗。人们一般都不点煤油灯，绝大多数地区还是按照惯例，一直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点灯，这种灯的光非常暗，仅仅能照见东西，但是他们似乎很满足，根本就没想过进一步看清东西这种更高层次的追求。
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家具既笨重又丑陋。中国人坐的长凳没有靠背而且很窄，如果凳子的某条腿不牢固，或者凳子的一端没坐人，那么坐下去的时候，凳子就会翘起来。在亚洲各国，中国是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当然在我们眼里，也是相当难看的。其中有一种椅子很高，靠背很直，好像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所流行的式样。还有一种比较常见，椅子很大，足以坐一个大胖子，但是看起来不够牢固，很容易垮掉。
中国人居所的潮湿和冷，是西方人最不满意的地方。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房间的地面用泥土或铺设没烧制好的砖，既不舒适，对健康又不利。还有，房门也是松松垮垮的，两扇门根本就关不严，四周都透风。即使只有一扇门，而且也用结实的纸把门缝糊好了，也还是不能抵挡住刺骨的寒风，因为中国人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曾有位商人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请随手关门”，但是，这在中国纯粹是一句废话，因为没有人会那样做。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即人们进门的时候通常都要低头，因为不管是房子还是院子，门框都做得非常低，不那么做的话头会撞在门框上。
中国人的窗户一般是用纸糊的，抵挡不住风、雨、太阳、炎热或灰尘的袭击。我们使用的百叶窗在这里不常见，就算有，大概也没有人用。
中国人的家里通常只有一口容量很大的大铁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每次只能煮一种东西，煮饭的时候就不能烧水，而且，还必须有一个人蹲在灶口不断地往灶膛里添柴草。每次煮饭的时候，水汽和烟弥漫整个房间，外国人往往被呛得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来，但中国人似乎是无所谓的。
对西方人来说，冬天没有暖气，是中国人住所的一大弊病。中国大部分地区，取暖只是靠做饭的锅灶和炕，即使冬天特别寒冷的地区也是如此。对于炕的舒适，中国人是充满了高度的赞扬，对西方人来说，恰恰相反，他们喜欢的是适宜于人体的恒温，而不是凉或热得让人睡不着。在寒冷的夜晚，中国的炕远不如“壁炉”或者火炉来得舒适。
就全国范围而言，在有限的产煤地区，煤已经开始作为燃料在使用了，但是在烧煤时，煤烟总是在屋子里出不去。即使家境很好的家庭，在木炭的使用上也非常节省。但像烧煤一样，存在着隐患，用时必须要很小心。
在寒冬腊月，即使待在家里，人们也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因为屋子里实在冷得难受；外出的时候，就没衣服可加了。如果问他们：“你冷吗？”他们的回答总是：“当然冷！”在冬天，他们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河水一样，只是底层在缓慢地流动，表层全都冻结了。一辈子就从来没有暖和过，这就是他们留给西方人的印象。
对于一位中国道台的话，我们曾经很惊奇，他说：美国的监狱甚至比他的衙门更舒适。现在知道了中国人住所的样子，就可以理解他的话了吧。
拥挤和噪声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前面我们也曾提到了。天气冷的时候，中国人肯定会挤在一起取暖。就是在三伏天，也经常可以看到轮船上挤满了人，或坐或躺。任何西方人都不能忍受这样的拥挤，我们喜欢独门独户的房子，既通风又不被打扰。
中国人似乎并不在意，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条件，既凉快又安静的居住环境，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在中国，我们经常看到在城市的周围，建着许多小村落，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即地价太昂贵了，大家不得不挤在一起。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都挤在一起，才抬高了地价。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了，狭小的院子、拥挤的房子，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活动的空间。
在中国，一个小客栈的牲口棚里，有五十头驴，那是很正常的事，而且整个晚上都会有你想象不到的热闹。一位外国旅行者夜宿在小客栈里，兴致勃勃地看着大队人马的到来。可是，到睡觉的时候，同屋住的中国旅客已经熟睡了，而一大群骡子发出的咀嚼、踢腿和长叫声，让他根本无法入睡。
哈克先生说，中国人知道要让牲口不乱叫，在它的尾巴上吊一块砖就可以了，但是没有人这样做，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他们并不在乎牲口是否在叫。中国人并不在乎动物的吵闹，这是中国人的天性，并不局限于某个阶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知道曾有一位中国大官的太太，在家里养了大概一百只猫，这个事例足以说明问题。
没人看管的狗到处乱跑，这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都会见到，中国人对此熟视无睹，或者是受佛教讲的不能杀生的影响。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罗斯·布朗先生，出版的一本有关东方游记的书，其中有一幅名为“君士坦丁堡大观”的插图。画面中有各种各样的狗，正在举行一个会议。书中同样有一些很能反映中国许多城市概貌的插图。
尽管常会发生被疯狗咬伤的事，人们似乎也不会太担心，也没有什么感觉，一大群狗仍是爱怎么叫就怎么叫。我们有一句谚语：“被什么狗咬伤，就用什么狗的毛治疗”，这充分地体现在了中国人的身上，他们一旦被狗咬伤，往往只是在伤口上敷一些狗毛了事。
上面讲了这么多的事例，都是在讲中国人对舒适的态度，即不在乎。同样，中国人对是否方便也不关注，看下面几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了。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也一直以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而骄傲。中国文人的书房里一定会备有“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但是，这四件写字、作画必不可少的东西，都不能随身携带。当人们在外需要用到的时候，很难找齐它们。就算都备齐了，还必须有水来研墨，当然，还要知道怎么样把笔毛弄软，否则还是不能用，如果把笔弄坏了，那就更浪费时间了。中国人没有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即使有，也不知道怎么用，他们既没有削铅笔的小刀，也没有衣袋用来装笔。
在西方国家，如果住在高级宾馆里，不仅会受到热情的接待，而且可以享受到各种服务，像提供冷热水、灯光、供热或其他一些宾客想要的服务。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是最好的旅店，也只是口头上说得好，但是客人需要的服务却很少能达成。客人需要什么时，往往要到房门外大声喊叫，希望店主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提供他们一些服务，但大多事与愿违。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不是想用就能买到的，因为这些都只能从卖货的小贩那里买，而小贩什么时候来是没有固定时间的。在城里，人们晚上行路要打灯笼。即使像这种几乎天天都要用到的东西，在有的城市，也只能从那些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买到，就像我们向小贩买牛奶或鲜酵母一样。
在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很小，买东西非常不方便可能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譬如说，有的地方，人们习惯于二月份卖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从这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卖掉；如果卖不掉，就又拖回去。如果一个缺乏经验的人，不假思索地希望在五月份买到木料，他将很快明白一位东方智者说的话：“在这个世上，机会只有一次”，因为他根本就买不到。
在谈中国人的节俭特性时，我们说过，中国人的大多数工具都不是成品，顾客买一些部件，需要再加工，按自己的想法进行组装。当然，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不方便的事。
我曾经让一个佣人去买把斧头，劈柴用。市场上没有，结果他带回的是十四个（进口的）大马蹄铁，然后请铁匠打成了斧子的头，再请木匠安了一个柄，合计下来，整个斧头所花的钱比买一把外国的好斧头还要贵得多。
在中国一些不方便的事情中，给西方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缺乏卫生设备。譬如在北京，如果你试图把排水系统治理一番，那么，新产生的问题比你计划治理的要多得多。一个人不论在中国住多久，他都总是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不能给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找到答案：在中国，哪个城市是最脏的？
一位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外国人，到南方访问，对居住在厦门的外国人说：中国南方的城市，感觉上比北方的城市要好一些。为了证实这种感觉，他们横贯游览了厦门，结果发现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干净——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而言。
出于对居住地的嫉妒，居住在厦门的外国人说：“事实上，我们在游览的时候，刚下过了大雨，把街道都冲洗干净了！”游览福州的时候，这位旅行者认为发现了中国最糟糕的城市。到了宁波，情况也是如此，到了天津，情况还要更糟。最后，无须奇怪，他公正而诚恳地收回了他对北京的看法，因为南方比北方更糟。
在讨论中国人缺乏公心时，我们已经谈过其道路状况。山东有一条几十公里长的穿山公路，窄得只容一辆车子通过。在这条路的两端，分别有人把守，上午允许朝某个方向行驶，下午允许朝另一个方向行驶。
无论什么时候，一下雨，中国人就只能待在家里了。这是由于中国人的穿着——尤其是他们的鞋子——是不防水的。中国的道路，我们也已经知道，下雨就满路泥泞。在西方，碰到下雨天就不出门的人，我们称他傻瓜，而在中国，碰到下雨天不待在家里的人，才被称为傻瓜。
“等雨停了再说”，这是中国人的言语中最常用的一句话。除了政府部门，对其他人来说，活动要随着天气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是紧急的公务，也战胜不了遇雨就停的惯例。
我们确信，从两英寸长的水枪里喷射出来的水柱，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驱散气势汹汹的人群，这是一位外国人在中国看到的事实。橡皮子弹也不会这么有效果，因为人们会捡拾废弹头，然而对于冷水，就像猫一样，自汉朝以来的每个中国人都怀着厌恶。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泼冷水都被看做是致命的。
中国钱币这个话题，不仅可以写一小段，而且能写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或者一本书。其中的混乱和古怪，足以使西方人发疯。
在“漠视精确”那一章中，我们已经谈过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比如说，一百钱不是一百个铜钱，一千钱也不是一千个铜钱，而是其他的数目，到底有多少，只能凭经验知道个大概。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一个钱可以当两个用，二十个可以当四十个用。所以，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听说对方要给他五百个铜钱，他明白将收到的只能是二百五十个，或者更少，不同的地区还会有所变化。
商贩之间因为钱的事经常会发生争吵，因为在钱中，常常会混入小钱或是假钱。地方官吏也为钱的贬值烦恼，不定期地颁布文告，打击这些掺假行为。可是这样做，又给衙门里的污吏创造了机会，对本地区所有的钱庄加重税收，因而给货币的流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困难。
钱币一时匮乏，物价就会立即提高。资源很快枯竭——却没有取得任何效益——回收的是伪币，而价格并不降低。于是，质量较好的货币换成了较坏的，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瞬息不停地逆转。
货币的状况越来越坏，以至于像河南省的有些地方，人们上市场去，要带两种完全不同的钱，一种是普通的好坏掺杂的钱，另一种完全是假钱。有些东西只付给假钱。至于其他贵重的商品，就要付两倍的价钱，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易。
银锭在交易中的损失总是很大的，用银子的人，不管是在买还是卖，都不可避免地会受骗。如果使用钱庄的银票，麻烦也不少，因为一个地方的银票到了另一个地方，或者完全不能通用，或者要大打折扣。而拿到银票的人，即使他去开出银票的钱庄兑现，也很可能要与钱庄的贪心人发生一场争斗，因为他们是不会付给与原款质量相同的钱币的。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不佳的环境下，中国人竟然能照常做生意。迄今为止，据我们观察，他们对这些烦恼已经习惯了，几乎不感到是什么负担，对此叫苦连天的只是外国人。
在经过中国的村庄时，外国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头驴伸开四蹄躺着，一条结实的缰绳绑着它的脖子，拴在一根木桩上。但是缰绳不会合乎驴的身长，驴躺下的时候，缰绳就显得过短，它的头被吊起了四十五度角，看上去脖子似乎要脱臼了。让我们很疑惑的是，缰绳这么短，它为什么不挣扎呢，反而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我们确信，外国的驴决不会这样。
看过我们的论述之后，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看法：中国人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却似乎自我感觉很舒适。当然这只是按照中国人的舒适和标准来说的，而与我们的标准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是我们开始时所提出的命题。中国人已经知道怎样去适应自己的环境。当遇到困难时，他们会以极大的耐心去默默忍受这不可避免的困难。
时代在变，我们也随之改变。相反，在中国，时代没有变，民族也没有变，舒适和方便的标准，现在和几个世纪前是一样的。但是，只要有新情况出现，这些标准也必将改变。我们已经习惯的标准，他们同样也将具备，这既不仅仅是希望，也不仅仅是要求。
